《财经》记者 孙滔

8月25日上午，国务院“8·24”飞机坠机事故调查组在伊春正式成立。民航局副局长李健被任命为调查组组长，副组长分别为民航局安全专员兼航安办主任吕尔学、民航东北管理局局长高宗禄、民航局安全专员刘恩祥、民航东北管理局总飞行师刘军。

　　吕尔学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称，目前飞机上的两个黑匣子已找到并送至北京由专家进行解码，事故调查组已对事故现场进行初步勘察。

　　民航局新闻处处长钟宁告诉《财经》记者，8月28日，国务院另一个高规格调查组成立，由国家安监总局牵头，包括监察部、公安部、人社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参加。其独立于上述技术调查组之外，涉及职务犯罪问题。

　　飞行事故调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依据自2007年4月15日起施行的《民用航空器事故和飞行事故征候调查规定》，调查组组长应该根据调查工作的需要成立若干专业小组，分别负责飞行运行、空中交通管理、航空气象、机场保障、人为因素、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调查工作。

《财经》记者 欧阳洪亮 徐凯 孙滔 高胜科 饶智 慈冰 董珺

VD8387航班的机头仍然朝着跑道方向。静默矗立的尾翼像在无声叹息，橘黄色的圆月在尾翼上方升起。出事那晚正是满月，也是农历中元节。

　　这是8月25日晚上，伊春空难发生的第二天，《财经》记者进入现场。

　　飞机坠毁在距离跑道约一公里的小山坡上，这里在机场铁丝网之外。机场通往山坡的碎石路上，飞机残骸和乘客的物品随处可见，如同一段段燃烧后的焦炭，斜卧在积水和蒿草之间。断裂为数节的机身看起来整体依然连贯，却几乎没了机舱，甚至找不到成型的座椅。右侧的机翼断裂在土坡上，面目全非的驾驶舱只剩下几块破碎烧熔后的前窗玻璃，只有尾翼还倔强地矗立。

　　金属之身尚且如此，血肉之躯又何以堪？

　　42人殒命，54人受伤。这是继2002年“4·15”釜山空难及“5·7”大连空难、2004年“11·24”包头空难之后，中国又一起航空大难。中国民航2102天安全飞行的纪录戛然而止。

《财经》记者 王莉萍 孙滔 实习记者 赵一海 潘国建

随着中国境内降水北移，2010年长江流域汛期接近尾声。

　　继1998年长江全流域大洪水之后，中国大力投入、苦心经营12年之久的长江防护体系，在三峡工程全面建成之后首次接受了考验。而竣工不到四年的三峡大坝在7月洪峰中通过大考，也为“防洪是其第一要务”做了漂亮的阐释。

　　但这并不等于说，长江流域在洪水面前已经安如泰山。6月以来,长江流域受灾人口近8000万，323人因灾死亡，而今年的洪水威胁还远不及1998年。

　　对于长江流域的洪水，工程技术人员设置了三道防线来应对：河堤的防护、水库的调洪和分蓄洪区对洪水的分流。迄今为止，三道防线均暴露出诸多问题。

　　大堤养护缺口巨大

　　江西九江市，长江大堤。抗洪广场上，标识着“1998”字样的纪念碑矗立其中，伴随着一艘静静斜躺的仿建货船——当年大堤决口时，一艘货船起到了关键的封堵作用。

《财经》记者 孙滔 高胜科

2010年6月27日下午4时，唱凯堤决口合龙，脱缰达六天的抚河重归乖顺。很快，圩堤内洪水消退，村民陆续返还家中。

　　抚河决口是迟早的事。“即使唱凯堤不决（口），其他段的堤坝也会倒。它决口反倒缓解了整个抚河大堤的压力，”抚河唱凯大堤溃堤7天后，江西省抚州市一名官员对《财经》记者说。

　　作为江西第二大河，抚河在历史上溃堤多次，险情迭出。350公里长堤坝多次修葺，然而历次除险加固并未让抚河大堤固若金汤。工程分管、划界而治却缺乏责任归属的管理，恰恰成了抚河堤坝最大的“人患”。

　　堵缺补漏18年

　　作为江西省第二大河，抚河系鄱阳湖水系主要支流之一。该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每年4月－6月冷暖气团在此交汇，当冷暖气团较强，且势均力敌时，往往造成持续时间较长的大雨和暴雨天气。

《财经》记者 孙滔 实习记者 韦雪

　　大亚湾核电站道路洁净景色宜人。生活区的操场上，职工与家属或休息或运动。核电站及其所在的大鹏镇，职工和其他居民的生活一切依旧。

　　这是6月16日，也就是外电报道该处“发生核泄漏”消息两天之后，《财经》记者走进大亚湾所看到的情景。

　　一根燃料棒引发风波

　　6月14日，境外某媒体报道“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该报道称，5月23日大亚湾核电站内正在运转的2号机组突然出现异常，“检测发现辐射泄漏超出厂区范围。”

　　大亚湾核电站自1994年开展商业运行以来，每年发电量约150亿度，其中七成电力供应香港，其余三成供广东省使用。大亚湾核电站所有权属于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其股权分属于广东核电投资公司（占75％）和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占25％）。

政府与公众沟通不够导致民众对垃圾焚烧过度恐惧；但争议并不能阻止焚烧技术在未来成为主要垃圾处理方式

《财经》记者 孙滔

　　饱受争议的北京朝阳区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终于要“转正”了——2010年5月上旬，垃圾处理问题专家、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告诉《财经》记者，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近期即将通过验收，从此正式运行。

　　此前的5月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方网站公布《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这被一些垃圾焚烧反对者称为政府支持垃圾焚烧的“信号弹”，是政府大力推行垃圾焚烧的理论基础。

　　《指南》公布之后仅十几天，5月16日，东莞发生600名村民因不满垃圾焚烧厂选址而集体“散步”事件，数百村民走向东莞街头造成了交通堵塞。

　　此次“散步”仅是2009年以来广东、江苏、湖北及北京等地出现的垃圾焚烧技术争议中的案例之一——就在东莞当地，3月28日因同样原因已经发生过一次“散步”事件。

《财经》记者 孙滔 方玄昌

镶嵌在苗岭山水之中的施秉县，距离省会贵阳230公里，是贵州省黔东南州15县之一。这里属低丘陵山区，矿产丰富。

　　施秉这个地名对多数国人都显陌生，但3月末网上出现的一份举报信将该县及其“纳税大户”恒盛有限公司（下称恒盛公司）推至浪尖。举报信称，号称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的硅化工企业恒盛有限公司，“千余职工患上职业病（矽肺），工厂和当地有关部门未予处理”。

　　4月2日，国务院有关高层批示抵达卫生部。由卫生部牵头，包括安监总局、人保部、环保部、全国总工会及中国疾控中心组成的督查组，于4月4日抵达施秉。与此同时，贵州省各级疾控中心开始对恒盛公司员工进行集中体检。

　　“这是中国迄今被曝光的最大的职业病事件。”参与事件调查的一名专业人士，向《财经》记者给出这一结论。

《财经》特约作者 孙滔
　　2010年3月1日，名为“就要求立即停止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商业化生产问题致全国人大”的一封公开信，将有关“转基因”的论战再次推向白热化境地。

　　反转基因的另一面，则是中国政府对转基因的大力推动。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在3月10日明确表示，推进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应用是大势所趋。但中国相当多的民众依然没有买账。3月21日深圳卫视《22度观察》栏目播出转基因论战节目，站在赞同发展转基因作物一方的现场观众寥寥无几。

　　一系列争论的核心最终归结为两个问题：第一，转基因作物是否真的安全；第二，中国在转基因技术专利方面多大程度受制于西方国家。

　　欧美两种态度

　　与中国和欧洲的反转基因浪潮不同，美国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是宽容的。美国负责管制食品的FDA明确宣布，对来源于转基因作物的食品与来源于传统作物食品的管理完全相同——也就是说，转基因食品并不需要如同在中国一样被贴上标签。美国采取的是备案制，即在经过评价后，被视为安全的转基因产品就不再受监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