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刊见习记者 唐琳/整理 来源: 发布时间:2012-1-15 12:5:19
寻找伍连德

 
1910年的冬天,中国的东北和往年一样,一入冬就被白茫茫的大雪染上了一层银色,寒冷而萧瑟。
 
而和往年相比,这年的冬天却被一层阴影深深笼罩,格外令人望而生畏。一场源自西伯利亚的恐怖疫情在短短4个月内,便夺去了6万人的性命。
 
这场毁灭性的灾难就是肆虐中国东北的肺鼠疫。这场疫情因为其传染速度之快、传染范围之广、死亡人数之多而被人们所熟知,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这场疫情是如何得以平息的,又是何人将它平息的。
 
很多年以后,一个叫伍连德的人,被人们从尘封的历史中发现。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才重新为世人所知。
 
谁是伍连德?
 
1879年,伍连德出生在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家庭。7岁时,伍连德进入槟城大英义学接受基础教育。由于成绩突出,伍连德15岁便获得了英国女王奖学金名额,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学医。
 
虽然此时生活清苦,但伍连德却丝毫没有因此影响学习,反而利用假期时间进行实验,将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医学研究中来,仅用5年半就攻读下7年的课程,顺利取得剑桥大学医学学士学位。
 
毕业后伍连德先后到英国利物浦热带病研究所、德国哈勒卫生学院、法国巴斯德研究院深造。1903年,他以有关破伤风菌的论文,出色地通过了剑桥大学博士考试,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次年,他怀揣着成为一名医官的梦想回到了马来西亚的故乡。
 
回到槟榔屿的伍连德一心致力于为社区华侨治病,但英国殖民当局却告知他只有英国人才能成为医官,华人只能充当副手。灰心气馁之下,伍连德不再寄希望于政府,选择自己开业,践行自己的医生梦想。
 
身为医生的伍连德并不安分,一心想要做一些对当地人民有益的事情。当时鸦片大量输入东亚,荼毒了很多华人。于是,伍连德联络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组织禁烟协会,宣传抵制鸦片。也因为这个举动,伍连德开罪了英国政府与当地鸦片商人,遭到陷害。
 
伍连德随后一两年在故乡的生活并不愉快,对当地殖民政府的不满也越来越深。最终,带着对中华民族的情感,伍连德在1908年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开始了他在中国近30年的医生之路。
 
鼠疫斗士
 
1910年末,一场从西伯利亚传播开来的鼠疫瞬间席卷了东三省,仅4个月便致使超过6万人死亡,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扑灭疫情迫在眉睫。
 
当时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构,沙俄、日本均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挟。当时中国在东三省地区尚且还有一定主权,此次事件若处理不当,任由日俄势力进驻东三省,可能会使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丧失殆尽。迫于形势,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派时任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副校长职)的伍连德为调查员,到东北了解疫情情况。
 
1910年的平安夜,仅带着一名助手、一个中型显微镜及一些细菌研究的基本工具,伍连德来到了哈尔滨。在这里,他将面临着一场规模巨大且关乎生死的战斗。
 
当时的哈尔滨,有中国居民两万多人,俄国侨民十万人,日本人两千人。俄国控制着哈尔滨到长春的东清铁路,日本控制着从长春到大连的南满铁路。日俄两国不断明争暗斗,使防疫工作变得错综复杂。一下火车伍连德便马不停蹄地进入中国人居住的主要疫区傅家甸。
 
哈尔滨傅家甸在当时是著名的皮毛集散地,最多时能有超过1万名旱獭皮毛商人在这一区域聚集。伍连德发现在傅家甸的鼠疫带菌者多为这些皮毛商人,于是开始怀疑鼠疫的疫源来自于旱獭。
 
伍连德到哈尔滨三天后,秘密解剖了一个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人的尸体。这也被认为是东北历史上第一次人体解剖。伍连德从标本里发现了鼠疫杆菌,这使他认识到此次流行的是肺鼠疫,而非以往的腺鼠疫,传染方式是直接在人与人之间通过呼吸和飞沫,而不是间接地从老鼠到跳蚤再到人。同时也初步确定了肺鼠疫的动物疫源是旱獭。这就为防疫工作确定了完全不同的应对措施:腺鼠疫是采用灭鼠来切断传染源,肺鼠疫则是通过隔离疑似患者来减轻疫情。
 
于是,伍连德当机立断在傅家甸建立医院及隔离营,并寻求与日本南满铁路当局及俄国当局进行合作,共同抗击鼠疫。1911年1月,伍连德建立了鼠疫实验室,虽然条件恶劣、设备简陋,但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设备进行研究。为了有效隔离疑似患者,伍连德将傅家甸划分成4个区域,并为各区域内人员标记不同颜色符号,禁止区域间人员流动。同时兼设动物防护区,对动物进行隔离。
 
一切都布置妥当,但凶险的鼠疫似乎不甘心就此落败,还在显示它最后的余威。最多的一天竟然传来183人的死亡报道。很快,伍连德便发现了露天堆放的、绵延一里有余的棺材和尸体是巨大隐患。想要从根本上切断感染源,处理掉这些尸体刻不容缓。
 
当时的哈尔滨冰天雪地,土地被冻得如石块般坚硬,因此土埋尸体的方法行不通。这时伍连德意识到,大规模处理尸体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集中火葬。
 
即便是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也知道火葬对中国人观念的挑战有多么大。他思来想去,最后还是上书清廷,请求颁布准许火葬。1月30日,伍连德获得外务部发来的电报批准。隔天一大早,伍连德立即行动起来,他雇用了200名工人,把棺木和尸体以100为单位,分成22堆。先是用炸药爆破,然后,用消防车在每一堆尸体上面浇上10加仑煤油。火点起来,2200多具尸体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此后,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且再也没有回升过。1911年3月1日午夜,新的报告宣布鼠疫死亡人数为零。几日后,鉴于鼠疫死亡连续多日为零,防疫委员会宣布解除对傅家甸的隔离。
 
至此,伍连德在这场与肺鼠疫的生死搏斗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他凭借自身的医学知识与魄力,挽救了一座城市。
 
中国现代医学的拓荒者
 
东北肺鼠疫平息之后,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中国主持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基于伍连德在中国防疫工作上取得的巨大成绩,会上来自11个国家的医学专家一致推选伍连德当选大会主席。清政府为此次大会提供了充足的经费支持,并且已于会议前确定了讨论议题。会议为期一个月,讨论中出现任何争议可以立刻进行实验进行验证,这在如今看来都很难做到。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结束后,1911年7月,伍连德与俄国医学家组成的中俄联合考察队,到满洲里与西伯利亚及蒙古交界地一带,实地考察旱獭的情况。伍连德根据这次考察的成果完成了《旱獭(蒙古土拨鼠)与鼠疫关系的调查》,1913年发表在著名的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上。
 
1923年6月2日,伍连德带着东三省防疫处专家再次赴中俄边境考察。这一次伍连德通过捕获染疫的旱獭在哈尔滨滨江医院实验室进行“旱獭疫菌吸入性实验”。实验证明了旱獭之间可以通过空气传播鼠疫杆菌。也正是因为伍连德在这方面的贡献,1935年他被推举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
 
伍连德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医学研究方面,他还为中国现代防疫及医学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伍连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防疫机构——北满防疫事务处,并致力于收回海港检疫主权。1930年7月,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海港检疫管理处,使其成为全国港口检疫中心,并在购置了4艘检疫船,伍连德担任首任首长。
 
同时,伍连德深深感到中国现有医疗条件的落后,立志要建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医院。在获得政府批准后,伍连德开始全权负责筹建工作,每天乘车,从东堂子胡同的家到医院工地督工。在他主持下建成的北京中央医院成为中国人建立的第一所现代医院,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伍连德还致力于发展医学教育,在推动医学学术交流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付出。他主持创办了中华医学会及《中华医学杂志》,同时也是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的发起人之一……
 
寻找伍连德
 
伍连德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拓荒者,是中国检疫、防疫事业当之无愧的先驱。但是,本该被历史和人民所铭记的他,却是经过一段艰难“找寻”过程才又重新回到中国公众的视野中。
 
1990年,中国微生物学会先后接到马来西亚热带病研究所和国际微生物学会的来信,信中希望查询学会创始人之一伍连德的资料,伍连德这个名字第一次浮现出来。当时作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秘书长的程光胜这才发现,对于这个学会创始人,他居然一无所知。
 
心生惭愧的程光胜从此时开始走上了“寻找”伍连德的道路,但却发现中国各种近现代历史资料中对于伍连德的记录少得可怜,根本无法让他还原这个人物的经历和形象。
 
一个偶然的机会,程光胜在旧书摊上看到民国时曾任辅仁大学校长的历史学大师陈垣老先生在一篇《书目》中,收录了伍连德写于1911年的《万国鼠疫大会始末》的文章标题。于是,程光胜决定从这篇文章入手,揭开伍连德的神秘面纱。
 
程光胜四处奔波寻找,几乎找遍了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却始终无法找到《万国鼠疫大会始末》这本小册子,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涌了上来。
 
恰逢一次参加会议,程光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位学者同屋,对方建议他可以试试联系陈垣的孙子。和陈垣的孙子取得联系,得知他真的有一本《万国鼠疫大会始末》时,程光胜兴奋几乎得跳起来。
 
看到希望的程光胜更是坚定了全面了解伍连德的决心,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找寻伍连德。1997年,他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参加研究生答辩,碰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高守一,两人谈起伍连德时,高守一说自己有一本伍连德的画册。程光胜喜不胜收,立刻借来画册,他对伍连德的轮廓看得又更加清晰了一些。
 
这时,距程光胜最初寻找伍连德已经不知不觉过去十多年了,而他对伍连德的经历的了解也日益加深。2003年,适逢“非典”肆虐中国,已经66岁的程光胜,想起了这位中国防疫医学史上的奠基人,以及他采取的治疫措施。
 
这时候,关于如何抗击非典,人们心里仍没有数。程光胜找到《中国教育报》的编辑,开口介绍伍连德,没说几句,对方打断他:别说了,赶紧写一篇。
 
2003年5月16日,《中国教育报》用了一个整版刊登了程光胜的文章《中国科学防疫第一人》,让沉寂了60多年的伍连德重新站在了公众的眼前。
 
此后,中国关注伍连德生平和事迹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称自己为“伍迷”。与此同时,相关的介绍文章和著作也日渐丰富。随着亚洲新闻台国际频道的大型专题纪录片《伍连德博士传》、王哲的《国士无双伍连德》、礼露的《发现伍连德》以及程光胜和朋友翻译的伍连德自传《鼠疫斗士——一名现代中国医生的自传》的相继问世,伍连德的轮廓也逐渐清晰可见,覆在他头上的面纱终于褪去。
 
缘何被遗忘?
 
曾有人向新华社的记者介绍伍连德,发现怎么都说不清楚。对方反复追问,这个人一着急,喊道:“这个人就有点像那个……段祺瑞!”
 
许多“伍迷”都有类似体会:向别人介绍伍连德,既为难,又尴尬。
 
有“伍迷”去中华医学会的档案馆,想查询关于伍连德的档案。递上写有“伍连德”字样的查询条,对方问:“是你本人吗?”
 
据实以告“不是”,又问:“查婚姻吗?”
 
“也不是。”得知是查上世纪中叶的人的信息时,对方干脆回答:“那时候的资料没有。”
 
事实上,对很多试图还原伍连德的人来说,寻找伍连德的过程,就是见证伍连德如何被遗忘的过程。
 
据说曾经有个国外研究伍连德的学者来到中国,想去伍连德创办的某医学机构采访,对方在电话中婉拒:你别来了,我们这里没什么资料,你来了也没什么用。
 
然而,与中国国内对伍连德的了解微乎其微的情况相反,在国外学术界,伍连德的名字却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史大讲堂》上,讲述伍连德生平及贡献的程光胜每每谈到这个反差都会掩藏不住遗憾。
 
曾有人问一名医学史研究专家,为什么伍连德会这么彻底地消失在我们的记忆中。他略作思索,回答:应该因为1937年以后,伍连德避战离开了中国大陆。这个理由在程光胜那里部分得到认可。
 
1937年,为了避战,伍连德偕同家人回到了故乡马来西亚槟榔屿。过早淡出中国历史和华侨身份,是他被淡忘的理由之一。
 
但是,这仅仅是客观方面的原因,是对伍连德“无意”的遗忘,而程光胜认为,也存在着某种程度上“有意”的遗忘。
 
许多人都意识到,不光是伍连德,与他同时代的一些科学家和学者,都经历过被遗忘和被发现的过程。
 
上世纪中叶的政治气候中,“强调宣传新、废弃旧的思潮影响下,人们很少谈论起过去的人和成就。”程光胜在一次采访中表示道。
 
同时,公众对科学史的不重视也是导致以伍连德为代表的一批近现代科学家被遗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曾提到,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一直是薄弱环节,多数人都不太重视科学史的问题。
 
一次北京大学召开的医院会议上,韩启德问大家什么时候开始有医院,居然没有人能回答上来。护理学院师生常常以南丁格尔为楷模,他便问南丁格尔是什么年代的人,她的主要医学贡献是什么,结果仍然有很多人回答不上来。
 
此外,传统媒体依然担负着向公众普及历史知识的重任。媒体对伍连德的重视不够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伍连德被遗忘的原因之一。
 
但是,无论伍连德是否被遗忘,在防疫、检疫、兴办医院和医学教育,创建中华医学会,促进对外交流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他,永远是无双国士,闪烁着炎黄子孙的赤诚,被历史铭记。
 
正如伍连德在自传《抗疫斗士——一个现代华人医生的自述》中所述的那样:自己奉献了人生最美好的三十年给旧中国,从清朝的末期,到民国的建立,到国民政府的倒台,往事仍记忆犹新。他希望新的政府,能给这个有着四五千年辉煌和兴衰历史的伟大国家带来持久的欢乐和繁荣。■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2年第1期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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