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生物系，师从童弟周等教授，学习组织学与胚胎学，毕业后以优良的成绩统配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秉志老前辈门下，迄今已有51年的学术研究经历，但最值得回忆的还是中国人民迎来“科学春天”的30年。

 

 

1978年正值改革开放，在张致一先生领导下，我们研究室从研究生殖轴系扩展到生殖生物学研究。根据当时中国科学院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张先生要求大家加强学习外语准备接受出国进修使命，他以“磨刀不误砍柴工”的理念，分期分批选送科技骨干出国，力求培养一支高水平的生殖生物学领域的科技力量。当时在生殖生物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方面，张先生拟从性腺、受精和胚泡着床三个方面培养人才，重点放在胚泡着床，所以投入人力也较多。1979年至1980年在洛克菲勒基金资助下先后选送8人出国。当时被称为张先生手下的“八大金刚”。我是1980年底被选送到美国依阿华大学医学院隆戈受精机理实验室。因为张先生考虑当时国内胚胎学与繁殖学的教材中对受精一章内容十分简单，因此希望我能掌握这方面的研究资料来填补这一空白。我十分珍惜这一机会，在国外两年多的时间里发奋努力，克服了不少困难，做出了漂亮的工作，得到了导师和同行的好评。隆戈教授不止一次地要挽留我，在我回国的前几天，向系里作研究工作总结报告的大会上，他再次表示要挽留我与他继续合作。他说：“不再要洛克菲勒的资助，我给你更多薪水。”我谢绝了。当我回国途中去夏威夷看望久别数十年的二哥时，他也要留我在他身边当公司的总经理，他说：“专业不对口，没关系，只要你愿意坐在总经理的位置上，薪水不会少的。”但我也没有同意。因为，我心里很明白，我出国不是为了钱，学习是为了报效祖国，为的是参加祖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同时我牢记张先生的重托：“要填补我国受精生物学的空白”，我毅然决然地带着用自己节省下来的生活费10008美元购置了实验室急需的仪器和药品，于1984年2月按期回到了祖国。

 

 

1985年，张致一先生领导的生殖生物学研究室被入选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开放研究实验室。这时张先生派出的8位科技骨干也已陆续按时学成回国。按张先生的布局，先后都建立了研究组。在张先生的统一领导下，实验室呈现一片轰轰烈烈、团结繁荣景象。我也正式成立了受精生物学研究组，为该实验室三个研究方向之一。这就是我回国建立的第一个受精机理研究的技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开展了多种动物精子与卵子的超微结构与功能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譬如，在大熊猫繁殖生物学研究中，提出促进母兽排卵和提高公兽精子质量的双控措施，实现大熊猫精卵同步化，为拯救大熊猫赢得了主动。从此大熊猫的繁殖开始出现空前繁荣的大好形势，推动了大熊猫有性繁殖。

 

1990年，我室8个骨干肩上压力更大，因为这年我们失去了尊敬的老师张致一先生，我们在怀念他的同时，只能化悲痛为力量，挑起张先生未尽的科学事业重担，努力向前。随着国内外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我们1991年又建立了第二个显微受精研究的技术平台，在这平台上我们进行了很多研究。有的研究，为患者提供了能生育的新方法。有的研究成果对保存濒危物种的遗传资源和培育家畜优良品种具有重要价值。我们为异种克隆大熊猫的最后成功创造了新的技术手段。我们还举办了显微受精学习班，培训了大批我国从事试管婴儿的骨干力量。

 

我们计划生育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在1993年正式建成。1995年在显微受精的基础上，我们很快扩展创建了第三个动物克隆研究的技术平台。同年我们向“863”提出体细胞克隆动物申请，1996批准，1997年当我们成功克隆出了囊胚时，英国却公布体细胞克隆羊的诞生。于是我们只能急起直追，当即提出了异种克隆大熊猫，这却引来了质疑和一片反对声。在强大的压力下，我们群策群力艰辛地作出了显著成绩，在这平台上先后开展了同种克隆牛、异品种克隆黄羊和异种克隆大熊猫的研究。其中，我国首批自主体细胞克隆牛的存活群体（14头）2002年在山东曹县问世。其后又在新疆、北京和山东临沂重复成功，实现了我国成年体细胞克隆牛零的突破，标志着我国的动物克隆已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2005年在山东临沂盛能胚胎工程公司首次获得由普通山羊为受体成功产出的克隆黄羊。我们进行了异种克隆大熊猫，世界上最早克隆成功了大熊猫—兔异种囊胚的成果被我国两院院士评为“1999年我国十大科技进展”；2002年首次成功克隆大熊猫—兔胚胎在家猫子宫中着床；2003年在黑熊子宫里首次获得了克隆大熊猫—黑熊早期胎儿。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研究。

 

 

在“科学的春天”里，我潜心培养了硕士、博士和博士后53名，在读还有3名。我扶植年轻人沿着德才兼备方向成长，教育年轻人以如何做人为基本，用榜样的力量,要求学生们锻炼“动脑、动手、动笔、动口”的能力，培养学生们成为学风正派、品德优良、科学态度严谨、学术思想活跃、富有开拓和创新精神、有本领、有实力和有独立科研能力的有用之才。在我培养的学生中，大多数去国外深造，少数在国内工作。其中不少人在国内外崭露头角。孙青原博士是后来我从国外引进的人才，是我的第一个接班人，侧重受精生物学基础理论研究，现任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计划生育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博导，承担多项国家科研项目。李光鹏博士，在国外克隆骡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李劲松博士，在读期间直接参加了我国第一批克隆牛和异种克隆大熊猫研究，现为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研究所的“百人计划”国外引进人才。高绍荣博士,在读期间,进行了“精母细胞核与卵母细胞核在卵母细胞质中同步发育”的创新性研究，第一次揭示了在哺乳动物中的核质关系。并参加了异种克隆大熊猫的早期研究，现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海外引进人才，任实验室主任。韩之明博士，是近年从美国引进的人才，是我又一个接班人，她侧重受精生物学和动物克隆应用研究，在读期间直接参加了异种克隆大熊猫和2002年1月我国首批克隆牛项目。孟励博士是国际上第一个用胚胎细胞在美国成功克隆猴的人。杨增明博士是我代张致一先生培养的博士后，他曾是被东北农业大学从国外引进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现被聘厦门大学任教，成绩显著。其实我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好样的。在我的科研生涯中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成绩，这里都包含着学生们和合作者们的辛苦和功劳，显示了我们团队的力量。

 

 

我的一辈子，从某种意义看难免也有点儿遗憾，但我不在乎，而我在乎的是，我是一名中共党员，是党培养的一名科学家，是一个干干净净做实事的中国人。我有一颗忠诚于党、国家和人民的心，有一股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的劲儿。自从1984年回国后，1985年我被聘为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1990年晋升为研究员，1995年评为首席研究员，现为博导和动物克隆与受精生物学学科带头人。在这段科研生涯中建立了三个科技平台，曾是国家科技部攀登专项的首席科学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主持人和“863”、“973”课题的负责人，曾任研究组长、室副主任、中国动物学会秘书长和第十四届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等职。我1996年获全国计生委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2001年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2008年荣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杰出贡献教师”荣誉称号; 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获得科技奖项14个，其中在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10年里，2003年“克隆牛”获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006年“显微受精与生殖医学”获国家人口计生委成果一等奖；2005年“哺乳动物有性（受精）和无性（克隆）生殖的实验胚胎学研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这是党、国家和人民对我们工作的关怀、支持和肯定。

 

每当我回忆起中国科学院改革开放和“科学的春天”30年的时候，我不由得首先要感谢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他高瞻远瞩，拨乱反正提出了改革开放，使我们有了健康成长的机会。没有党的培养，哪有我的今天。我不能忘记张致一先生和我的老师们，没有他们的教育，我也不可能有成绩。我更牢记改革开放和“科学的春天”给予了我提高和做实事的氛围与条件，否则我怎能有成就。同样我也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我有呵护我的妻子和优秀孝顺的儿女, 以及亲密的合作者和生气勃勃的学生们。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有成就的人，还要有幸福，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成功者。

 

《科学时报》 (2009-2-27 B2 科苑走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