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纲：以优良传统打造精神支柱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东北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各地和国外的科技人员纷纷报名来到东北科学研究所（长春应化所前身），张维纲便是其中一员。
“东北科学研究所招聘了一大批来自五湖四海的中青年科技人员。”张维纲回忆道，“当年，研究所的工作条件还不是很好，但大家心中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搞好研究工作，早日取得科研成果，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腾飞贡献一份力量。”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东北科学研究所率先开展了合成橡胶和高分子的研究工作，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科研积累，在国内创造了多种类型的合成橡胶研发成果。成功研制镍顺丁橡胶，并将其推广到锦州石油六厂生产，为我国解决了这一重大橡胶品种的生产供应问题；开展了稀土顺丁橡胶、稀土异戊橡胶等橡胶品种的合成研究，至今成果还在不断改进和推广应用。
为振兴东北而来丨从自力更生到科学春天丨从科学研究到科研管理
郭永海：为年轻一代讲述中科院故事
“光阴似箭，70年过去了，当年的24名同学当中，只有两人还在大连化物所。”92岁的郭永海回忆70年前与中国科学院结缘的点滴时感慨地说。
无论哪个时代，大连化物所以满足国家需求为己任的目标始终未变，从建所初期的合成油、合成氨催化剂和航空煤油，到七八十年代的航天燃料电池、化学激光、膜分离技术等，再到21世纪的燃料电池动力源、天然气转化利用、煤制烯烃等，为国民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科技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这一切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几代科学家的艰苦奋斗和开拓创新。
初入大连化物所，郭永海在合成研究室开展研究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入行政部门，先后在科技处、研究生部、研究发展部等部门负责科研管理工作。
与中科院的缘分丨光辉曲折历程的记录者丨在后辈心中树立丰碑
陈庆道：赤子一片报国情
70年前，陈庆道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来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在那个百废待兴，特别是工业体系亟须重建的大局中，他的选择注定不平凡。
陈庆道在进入大连化物所时，担任时任所长屈伯川的主任秘书。往后，他主要从事的是学术委员会和科研管理工作。“科研工作紧密围绕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紧紧依靠科研。水乳交融，密不可分。”陈庆道说，这是当时科研机构最重要的使命。
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国家对燃料方面的迫切需要，开展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页岩油加氢的研究；为解决抗美援朝急需的炸药原料，开展汽油馏分环化制甲苯的研究；同时还进行了鞍钢耐火材料、海昌蓝染料、煤炭及天然石油资源评价等方面的工作。
纵使岁月流逝，那些艰苦卓绝的日子他至今念念不忘，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参加航空煤油攻关时的情景。
急国之所急丨科研与产业互动
李有谟：默默无闻的稀土科学家
几十年前，李有谟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参加支援东北建设，分配到长春应化所工作至离休。他曾先后从事核燃料废物后处理、稀土元素的分离提取、高温超导材料和稀土发光材料等领域的研究。
1954年，有学者提出以铜作延缓剂、乙二胺四乙酸（EDTA）作淋洗剂分离单一稀土的离子交换法。洪广言指出：“该法的不足之处是在分离过程中，当酸度增加时会析出EDTA结晶沉淀，从而堵塞或是阻碍交换柱中的溶液流通，严重影响分离效果。”
经过一系列试验，李有谟等人创新性地提出添加少量乙酸铵于EDTA淋洗剂中，来克服分离过程中EDTA的结晶析出，同时对具体分离条件进行了详尽的试验，不同规模的试验均得到满意结果。
1958年，长春应化所、北京化学所、北京有色院等都积极开展了单一稀土的分离工作，形成你追我赶的跃进局面。同年7月，李有谟领导的课题组首次用离子交换法分离出15个高纯的单一稀土元素，其中铕采用锌粉还原方法。李有谟也因此成为我国单一稀土元素全部分离的第一人。
我国单一稀土元素全部分离第一人丨“鸡窝里飞出金凤凰”丨“他的实验工作量几乎无人可比”
姚瑞珍：“为大伙服务，心里踏实”
到1993年退休时，姚瑞珍在中科院工作了44年。其间，他做过的最大的“官”，是在微生物所工作期间担任车队副班长管派车和机油。
姚瑞珍爱科学大院里的这份工作。一次修车时，机器突然着火，幸亏扑救及时，他和车库里的几位师傅才脱险，他手臂上至今仍留有那次事故的灼痕。但他没有退却，伤好后继续返岗工作。
“我是个穷孩子，要过饭。”姚瑞珍告诉记者，他出生在北京延庆一个贫苦家庭，要是没有共产党，自己“早饿死了”。
因为工作踏实、任劳任怨，微生物所介绍他入了党。这更坚定了姚瑞珍“老老实实为大伙服务”的想法。“这是党相信我。工作真不错，就得实实在在地好好干！”他说。
“变化大了”丨“就得好好干”
王学松：难忘绵绵师生情
自1948年来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时称“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王学松一生与它结缘，从未离开。
回望过去，让大连化物所研究员、离休干部王学松最难忘的，是与我国化学工程学家朱葆琳之间的那份绵绵师生情。
“在职的40年，有幸几乎大半时间是在朱先生指教下度过的，他是我多年的好领导，也是我永世不忘的好老师。”王学松说。
因为要给朱葆琳的第一位留学生作日语翻译，以及为其在实验和日常生活中提供帮助，王学松与朱葆琳一起共事。1955年留学生毕业后，朱葆琳邀请王学松继续留在身边从事化工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
王学松回忆道，当时组内只有五六个人，在朱葆琳的带领下，他们开展了固定床催化反应器中的传热、传质、传动及化学反应（“三传一反”）的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朱文才：在中科院工作是我的荣光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中央研究院被改造成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1950年6月，中科院整合新建了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朱文才成为研究所的一名见习员。1956年6月，响应国家号召，中科院在北京新建了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所高分子研究室被整体搬到北京，成为化学研究所的基础力量。
“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服从国家安排！”朱文才义无反顾，与妻子一起北上北京，进入化学研究所，成为一名技术员。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1975年，中科院成立环境化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二部的4个研究室被分离出来，成为建设环境化学研究所的主要力量。
已是工程师的朱文才迎来又一次转变，参与了环境化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担任化学所二部办公室负责人的朱文才需要协调各方力量和资源，工作繁杂，十分考验耐心。
入列中科院丨拼搏的年代丨下苦功出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