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粒原理

中国的情报机构带着一支间谍大军捕猎世界出口冠军德国最重要的资源：

周坚2007年10月5日至8日译于德国柏林

当联邦政府得知对德国的进攻时，那是五月的一个星期二。这天早上，在总理府四楼的情势中心坐着最重要部门的国务秘书们[1]：内政部的、外交部的、司法部的和国防部的。如同每个周二10点正时，总理府主任托马斯·德·麦西尔召开了情报形势会——政府的一种每周安全会议。

但这次在会议室中站着一位下巴留着雪白胡须、眼神坚定的男子，他既没有作关于伊斯兰潜伏小组也没有作关于暴力基金的八国峰会反对者的报告。联邦宪法保卫局负责反间谍工作的副局长汉斯-埃尔马·兰贝格将一叠透明报告薄膜一一放到投影机上，他所作的说明令在座的人震惊。

原来是一次计算机攻击。而敌人，兰贝格描述道，几乎每天来自中国西北部的兰州、南部的广州以及北京。他[2]伪装成Word文件或Powerpoint报告，如果谁点击他，他就会感染那个计算机。而且，这个敌人曾来到了这里，他曾钻进了柏林的政府区域。

这支数字军队由看不见的计算机侦察程序——特洛伊木马组成。这幕后显然隐藏着中国国家：一群被兰贝格归咎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黑客，试图通过南韩的计算机转道使其来源难以辨别。

因此，兰贝格所在的宪法保卫局在几周前就已开始与联邦信息技术安全局一起展开了共和国最大的一次数字保卫战。安全部门在多个联邦部门检查了所有的计算机，他们插入通讯网路并观察哪些数据进入，特别是：哪些数据从政府离开。

这一行动持续到今天。反谍机构刚好能将约160千兆字节来自德国政府计算机的数据在前往远东之前救下来。她[3]在总理府、外交部、经济部和科研部发现了中国的间谍程序。“但没人知道，”一位德国高级官员称，“什么已经统统流失了。”而且更糟的是：除此之外中国人还在哪儿藏有他们的特洛伊木马。

如果他们的间谍尽人皆知至今对德国感兴趣的话，那么就是针对德国的尖端技术——所有那些中国为自己更快地冲向世界经济巅峰所需要的东西。他们的特洛伊木马是否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已经感染了数以千计的德国企业的计算机呢？对经济和科研部的攻击令专家们担忧已发生了最坏的情况。“继续干”，托马斯·德·麦西尔要求道；宪法保卫局也要帮助企业猎捕特洛伊木马。

来自中国的进攻对于联邦政府来说远不止是一个安全问题。它是一件非常令人失望的事。过去盖尔哈德·施罗德总理，之后其继任者安杰拉·默克尔，都曾在或多或少地对侵犯人权和环境破坏方面做出有责任进行的批评的同时，致力于获得中国的友谊。

这周，默克尔在她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中，尽管也要提气候变化及中国的义务问题，但除此之外首先要赞美、促进德中关系的气氛，“使之攀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如同中国的报纸事先所嘀咕的那样。而作为这种惬意温度下的关系的结果，德国经济多年来在中国生意方面留下了笔直上升的报表曲线，对中国投资数以亿计，从中国进口数以亿计。而这使得中国情报机构洗劫伙伴的放肆企图对于其所谓的朋友的打击就更重了。

他[4]不仅抢劫政府的秘密——这本已够糟的了。他同时还抢劫人民的财产：德国的技术诀窍。这是联邦德国在对富裕的国际竞争中所唯一拥有的值得提及的资源。

所以，这一攻击使德国的中国政策亲善派的代表们都看到，远东那儿的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强国的高速崛起首先是：一个粗暴的崛起，不在乎他人的感受与敏感问题，既不顾及双边关系又不顾忌国际条约。欧盟贸易委员彼得·门德尔松去年十月刚又埋怨过，现在中国人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五年了，但这个国家仍然做出似乎刚处于该体系边缘的样子。

相反，宪法保卫局指出，中国人开展进攻，他们在攻击中截取。他们偷盗：德国展销柜台的手提电脑，德国公司计算机里的数据。他们敲诈：外国人在获得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必须交出结构设计方案。他们复制：不仅复制包装，而且干脆将整套包装设备一起复制了。他们如此恬不知耻地、系统地、理所当然地盗窃西方的精神财产，使这场不计代价的战争早已具备了一场争取最高奖的战争的性质：争得高技术领域的世界市场领先地位。

政治局的一份蓝图计划指明方向，数以千计的企业落实它：中国企业仅向世界市场投放廉价的大众化产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目标是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电子和软件——领域从纳米到千兆；所有被热烈追求的东西，所有难以获得的东西。

所以，属于这个宏伟计划的也包括，可能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干、但无人干得如此深入透彻的：国家经济间谍活动。她[5]不是被中国的间谍机构作为特殊武器，而是被当作标准武器投入到获取技术诀窍的搏斗中去的。根据宪法保卫局的了解，没有其它国家播撒了一个如此密集的草根组织，没有国家如此理所当然地要求其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本国男女为自己国民经济的荣耀与利益去复制、去拍摄。

“中国在技术领域的间谍活动令我非常担忧。”联邦经济部的中国问题专家、议会国务秘书哈特穆特·肖厄特抱怨道。而巴登符腾堡州的宪法保卫局局长约翰纳斯·施马尔策尔证实了经济间谍领域的活动：“近来，我们所怀疑的案件中百分之六十与中国有关。”（见第28页）

（中华[6]）人民共和国的间谍活动与来自北京的早该兑现了的诺言——对非法的好主意的进口终于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击——背道而驰。而这显然由国家操控的企图，甚至对总理府进行侦窃，只是显示出，这个东方的强权对其安抚与刺探的双轨策略有多么自信。

一位能够叙述有关德国人在中国如何估计在间谍机构的助力下丢失了多年积累起来的技术诀窍的人士，就坐在汉诺威市他的书桌后面：埃金哈尔特·菲茨，66岁，拥有200名职工的菲茨集团的业务执行董事长。

而这位输油管焊接机械专家几乎比任何一位其他的投资者都更拥有中国经验。早在七十年代末，他就已在作为中国石油化工中心之一的乌鲁木齐，向坐在人民会堂里的3000位听众做过有关焊接技术的报告。他仍记得，有一次共产党元老邓小平如何接见了他。在毛泽东统治下的多年的孤立之后，邓小平启动了中国经济的赶超历程。他也还记得，在商务宴会上，活生生的猴子头骨被小榔头砸开，以便用勺子取出其温热的猴脑。“我曾是熟悉中国的人，我未曾想到，我会被侦窃。”菲茨仍然在以一半愤怒、一半震惊的声音叙述着。

当2003年一个百分之百国有的中国集团公司向他提议，在北京的一家合资企业生产他的机器，菲茨想，那是他今生难遇的生意。他的伙伴如此向他描绘前景，在中国廉价生产、共同征服世界市场。还在那年他就签署了合同，2004年1月就在（中国[7]）首都的一个巨大的工业园区开始了生产。

两个月后他惊讶的是，在他的企业里不断出现别的职员。菲茨这种老板类型的人，是靠自我实现并因此只相信自己的人，因此在一次非常吵闹的访问之后他告辞回国了。但实际上他租了一辆车，戴上一副望远镜埋伏着看到，一辆巴士开到（合资工厂[8]）前面。八名中国人下了车，八一，菲茨跟踪这辆巴士，十公里后他站在另一个、但却一模一样的厂房前。他通过一扇未关闭的门潜入并看到：一个合资工厂的镜像[9]，只是这个厂没有他的股份。

在剩下的故事中出现过：这个合资企业的一位业务总经理突然对于菲茨先生这样一个人来说无法找到其谈话了。一位新雇用的工程师在他的手提电脑里装满了公司计算机中的数据，菲茨曾想将其手提电脑从其手中夺走。警察声称这不归其管。一次入室盗窃，保险箱与主计算机被偷走。最后，一位神经崩溃了的菲茨，于2006年1月对经济区的警察局长吼道：“你们这些猪，你们这些罪犯，你们拿我干嘛呀？”

在同一个月里，他结束了那家合资企业；不久以后，在中国、印度、苏丹、巴西、阿尔及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出现了中国生产的机器，而唯一与来自汉诺威的菲茨机器不同的，是由英国珀金斯生产的马达：“我们的有原装的马达，而中国人的有伪冒的几个月后就坏了的马达。”这位企业家损失了大约250万欧元，并且他肯定：“那是国家操纵的。”像这样的事没有上面的命令、没有情报机构的手段是不行的。

至少这完美地符合宪法保卫局和德国经济安全顾问们关于（中国对德国[10]）技术诀窍掠夺的描绘。“谁要想在中国做生意，必须从容面对被窃密。”经济安全工作同盟（缩写为ASW）——在其背后的组织中有联邦德国工业协会（缩写为BDI）——的业务总经理贝尔托尔德·施道普尔康普警告道。公司们应当考虑到，中国的情报机构监听、阅读所有的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

“我们只能建议，尽可能将重要的信息分割开来，并一点一点地通过电话、邮件和传真传递到德国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巴伐利亚州宪法保卫局的中国问题专家证实道。并且在德国经济界各协会的骨干中间，人们悄声耳语道，即使在北京和上海的德国驻外贸易商会的办公室也可能被安装了窃听装置。

中华帝国并非一直都富有礼节规矩，则早属于德国企业一般的经验财富。2006年，这里的海关没收了价值12亿欧元的伪冒产品，是前一年的五倍，其中最多的来自中国。其经济主要依靠伪冒生存的整个地区，按照联邦财政部的数据，使这里的企业蒙受了数以亿计的营业额损失；正如内欧普兰公司在中国已很难卖出大客车，自从那里的大客车看上去像内欧普兰大客车一样，却并非产自内欧普兰，而是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中大。

尽管有关中国商业手段的佚闻如此丰富，但另一方面，德国的公司老板们却如此乐观，认为自己不会落到如此糟糕的地步。中国对他们来说依旧是那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新天地，有着自1980年以来平均每年9%的卓越的经济增长。

四亿廉价劳工为此而操劳，使这个崛起的民族预计将在明年剥夺工人收入为其30倍的德国的世界出口冠军之桂冕。并且，中国以其13亿顾客提供了一个任何国际康采恩都不愿错过的国内市场。仅阿迪达斯就想在那里到2010年时实现10亿欧元的销售额。因此，外国投资者在那里的投资如此之多，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门槛国家能与之相比——所有人都想分享到那里的繁荣。

在欧洲，德国人从这个成长中巨人的饥饿中分享到最多：去年中国从这里的企业那里采购了275亿欧元（的产品和服务[11]）。与此对应，管理咨询企业BBDO咨询公司新的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3%的中国人青睐德国的品牌。反过来，来自中国的企业（向德国[12]）提供了488亿欧元（的产品和服务[13]），其中大部分也是来自2000个在这个大国进行生产的德国企业的产品。

所以，对中国生意依然存在着过于狂热的看法。这由许多例如经济审计事务所格朗特·托尔恩同[14]的问卷调查所佐证，据此，四分之一的德国中型企业营业额的高增长甚或极高的增长，需感谢这位远东的巨人。但也存在失望的目光，并且在很多企业都存在这样的顺序：先是狂热，随后清醒，继而惊恐。

在一个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企业的问卷调查中，39%（的被调查者[15]）向德国经济反产品和品牌仿冒行动团指控，他们的产品在那里被恬不知耻地复制。整套高技术设备越来越频繁地被复制，几乎总是直到与最后的装饰条一样，直到用同一个劳尔色卡的颜色。

遭受侵害特别严重的是机械与设备制造业这个锻造出口车间德国的核心细胞：三分之二被问及的利益游说协会“德国机械和设备制造商协会”的成员企业抱怨产品仿冒——四年前仅一半（被问及者有此抱怨[16]）；75%的被侵害者将矛头指向中国。

在极端的案件中，那就会像位于法兰克地区阿尔泽瑙镇的、从九十年代起已对中国市场下大注的米寇特若尔（米高）公司那样结束。这家专长电梯电子产品的企业向那里的[17]一家大客户供货，此后这家客户很快改名为非常容易混淆的“米寇肯特若尔[18]”。而其廉价投放市场的元件看上去几乎与来自阿尔泽瑙的原产品相同；德国公司的一名职员帮助了中国人进行仿制。2003年7月，对米寇特若尔来说，末日降临了——对敢于通过一个后继企业尝试新的开端的企业家之女，艾利斯·玛丽娅·萨尔博尔，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灾难：“我父母一生的成就被毁灭了。”

尽管从一个案件到另一个案件很难说，是否中国国家安排了这些掳掠之行，还是只是容忍它们[19]，或者是否它们[20]归咎于一个野蛮滋生的企业界的帐上。当中国的仿制工厂竟还属于国有或半国有时，那更将是特别含糊不清的了——在那种情况下，到底什么是竞争对手的间谍活动，什么是国家的间谍活动呢？并且每次同样很少能衡量出经典的间谍活动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毕竟，其范围可从一名灵巧的手工匠只需购买一件原产品作为样品就能完成的简单仿造，延展到重构复杂的制造流程。那里涉及到的是由软件支持的高精密技术，其秘密不靠间谍手段几乎不可能被揭晓。

不过在所有案件中其结果都一样：技术诀窍的丧失，这恰能葬送拥有尖端技术的中型企业的生存。对于这些轻信而天真的、当然也有些贪婪地走向远东的公司们来说，中国露出了姜饼小屋的原形：他们曾想啃嚼它，而现在他们太迟才察觉到，实际上他们正在被连皮带毛地吞噬掉。[21]

被榨取了血汗的欧洲人在中国几乎不可能获得理解，更不可能获得同情了。盗窃创意是一个群体现象；药品，大学毕业证书，甚至课本，所有的东西都被伪造，欧洲的公司们是如此气愤：而中国曾是企业间谍的第一个受害者，罪犯是一位欧洲人。18世纪时，一位法国的耶稣教神父成功地带着装有配方和生产流程资料的行李，从被密不透风地隔离保密的瓷器之乡景德镇溜回了他的故乡。

但是从民族哲人孔夫子（公元前551至479年）那里，中国人早已学会了，复制是一门艺术，对被复制的师傅来说是一种荣耀，并且那也就是达到某些目标的最佳方法：“未履他人足迹者，到达不了目标。[22]”而且毛（泽东[23]）几十年来灌输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共有的，智慧的财富犹如睿智者一般不值得保护。

因此在经济发展启动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其英语称谓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精神特征，就已是一个“骗子人民共和国[24]”，即一个诈骗犯共和国的精神特征了，就像香港的经济杂志《远东经济评论》[25]所讥讽的那样。正是怀着以辉煌的成就崛起成为经济第一大国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创意盗窃就成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兴奋剂：一种被毫无顾忌地投入使用的涡轮强化剂，以便在其他人之前到达每一座山头，当然最好是所有其他人都到不了。

在何时必须达到何等高度，是由党通过蓝图规划——“863计划”所规定的，这一命令开展追击行动的计划源于1986年3月。自从那时起，（中华[26]）人民共和国的整个经济都瞄准了夺取西方工业技术知识这一目标——通过所有的工具，合法的或非法的。

多个部门在为这样的计划工作，用了数以百计的科学家在15个领域里观察着世界市场：在能源技术、航天、生物技术领域都有什么动向？本国的工业会什么，全球的竞争对手会什么？所有这一切都记载在被作为本国经济的义务作业的年度报告之中——并且，如果自己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止步不前了，那么它就成为间谍机构的情报任务清单。

有始于1997年3月的所谓“973计划”，它订立了基础研究的目标，其中包括对农业、医疗卫生领域和环保技术（的研究目标[27]）。或者有“火炬计划”，籍此中国人推动着他们在高技术领域，如信息处理或机械制造方面的发展。在去年年初，中国的国务院再次令人惊讶地详细列出了所有创新，到2020年这些创新应当奠定（中国的[28]）技术领先地位：从芯片到大型客机，直到太空飞行技术，所有都将是中国制造。

不过，科技部副部长尚勇在其报告中相当坦率地透露了（中华[29]）人民共和国所理解的“创新”是什么：尚曰，他的祖国追求获得在进口技术基础上“再创新”的精神财富。

“再创新”的含义不外乎就是，将外国产品略微更改一下，然后在其上面盖上自己的图章。为此，中国添置了一整套有各种工具的军械库，即使其领导层强调，这一切与敲诈来的技术转让丝毫不相干。但外国企业被逼着这样，

         如果他们想在重要的领域，如汽车工业，建设一家工厂的话，就得有一个中国的合资企业伙伴；而（中国[30]）国家还经常指定这种强迫婚姻中的新娘；

         为了在公共订单中根本能有个机会，得保证在中国实现生产的高度本地化；

         他们的进口产品须通过一套认证程序，据称是为了保证外国和本国的产品具有相同的标准。最初，中国向19类的132种产品要技术资料，打那以后，这个名单不断地变长。从2008年5月起，认证义务竟也将对农业机械适用；

         在技术项目中须向所谓的设计院递交详细的文件资料。据德国经济界亚太委员会（缩写APA）称，同一个国家设计院也负责中国专业人员的培训。目的是：下一个项目能够独自完成。

在这种灰色地带中，扫描外国专利也属于肮脏的伎俩。中国企业像蜜蜂般勤奋地检索西方的发明；如果有发明尚未在中国登记的话，他们就将这一创新注册在他们的名下。仅在2006年，中国企业就在国家的专利机构国家知识产权局确保登记了210490个受保护的权利，这比前一年多21.4%。即使在中国也无人相信，所有这些专利都是中国人搞出来的世界创新。

尽管所有这一切对“再创新”来说毫无疑问都非常有用，但有时候所有合法和似乎合法的手段都会无能为力。如，因为外国公司如此小心，只在中国生产其大众化产品，就像德国最大的滚珠轴承制造商——来自亥尔措根瑙拉赫的谢夫勒尔集团那样。那么，如果在中国缺乏基础研究的话怎么办呢？

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由情报机构接手了。他们去搜集那些中国经济尽管在研发领域日益加强的努力所仍然干不了的，并且他们自然也在中国自己境内搜集情报：时至今日，西门子和蒂森克虏伯的人们还仍震惊不已，2004年中国工程师们在夜里潜入一个车库，为了了解，更精确地说，为了制作一份在那里停放的磁悬浮列车的测绘报告。现在，一辆中国的磁悬浮列车将在几个月后驶出，她的名字叫：海豚CM1号。

另一家企业由于爱情而失去了其领衔的工程师——并且其尖端技术也流失到中国的竞争对手那里了。那位表面涂层技术的专家接受了去妓院的邀请，这本就是用来实施敲诈的典型模式。中国人却没这么做，而是记下了他特别的性癖好，给他找了个与此相配的女人，结果正是所希望的：那个男人抛弃了他在德国的妻子，与那个中国女人结了婚，而现在，他过去就职的公司的产品也有中国制造的了。

去中国旅行的人私下也经常谈到：晚上入住旅馆的德国代表团的轶事。第二天一早，中国的谈判对手就会以所了解的情况令其惊讶，这只可能有一个来源：前一天晚上当德国经理们去旅馆酒吧泡吧时，留在房间里的手提电脑。对中国的情报机构来说那就更是特别容易的了，如果他们能成功地将外国人拉到对口的旅馆：一些旅馆实际上就等于是属于情报机构自己的。

但是中国的间谍首先应当在那儿偷窃技术诀窍，尽管难以到达，但到处都是（技术诀窍[31]）的地方：外国。在美国、日本、欧洲，当然也在德国，在作为老大陆上的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的世界出口冠军那儿。

（德意志[32]）联邦共和国因“其地缘政治上的地理位置，在欧盟和北约的重要角色，特别是作为大量尖端技术企业的所在地，而成为中国经济间谍活动的一个渴求的情报目标”，联邦宪法保卫局在一份保密的分析报告中警告道。这种黄色的贪婪——情报机构做出的结论是——发展成了“德国经济利益需要严肃对待的威胁”。

至于准确来说谁在努力获得德国高价值工作的秘密，对于反间谍机构来说，常常也很难说清。中国的间谍机构网络是五倍、十倍、二十倍地重叠和交织在一起的。仅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有至少五个情报组织，还有非军方的间谍机构——国家安全部，呈现为一个由间谍小组组成的滋生膨胀的网络。当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控制着“统战部”和“对外联络部”这两个部门，西方政府机构将它们归为情报机构。并且有一个“电子侦听部门”截获通过无线电波和有线传播的东西。

另外还有伪装的机构：联邦情报局记录了一份中国机构的黑名单，它们正式作为研究机构出现，但事实上应当是其他的间谍队伍，从“A”如“军事科学院”到“Z”如“郑州工程学院”。

但有关军备项目的问题都汇总于一个地方：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防科工委）。从有朝一日也应当能与空中客车和波音相竞争的中国中程客机，到自己的航空母舰，国防科工委在所有重要的项目中都有话语权。

国防科工委的策略与俄国人和美国人所进行的那种传统经济间谍活动不是一回事。至于，根据宪法保卫局估计，在中国驻德使领馆多达250人的工作人员中有10%的间谍人员，另外在2006年正式登记报到的中国媒体的16位驻外记者中估计还有5名间谍，那还并不构成根本性的威胁。

宪法保卫者们更多地将在德国的一种人民军队视为这（根本性的威胁[33]）：在国外的大群中国人[34]，他们在科学和经济界中工作，其中部分在领导岗位上。

按照西方的情报组织估计，中国的间谍组织能够动用世界上最大的非正式间谍网：有80万间谍人员。“被允许到国外来的每一名学生、每一位商人都欠党一笔债，”曾在中国驻悉尼领事馆任三等秘书的叛逃者陈永霖证实道，“他则以作为间谍、告密者作为回报。”

单在德国就有超过27000名中国人上大学——是最大的外国学生群体；在2000年时只有近6000人。其中大多数都依赖其祖国的奖学金，他们需要领馆的证件，因此他们也就无力抵御秘密的要求。加上商人、科学家、工程师、实习生。很典型的，他们的间谍活动往往从使馆的一次友好的邀请、参加海外华人社团的一次活动开始。闲聊。谁在哪里工作，做什么，看上去不引人怀疑。

“像这些被报回中国”，巴伐利亚州的宪法保卫局称。并且当所有一切都吻合时——在德国的职位与中国人获取情报的需求（相吻合时[35]）——招募者就在第二次交谈时揭开底牌。他们很少给予金钱的保证，更多是保证给予回国后一份好工作或优惠的创业贷款。但放在首要地位的是，他们号召海外华人的民族自豪、对他们故乡的爱国主义责任。

为了不失去任何一位可能的情报员，使馆里的间谍人员精确地记着帐：相信宪法保卫局的保密报告的话，中国早就建立起了一个全世界的科学家数据库。它包含了有关在国外的所有中国研究人员的资讯，包括有关他们过去的和现在的雇主的数据。

当然并非每个（中国的[36]）留学生、博士生或客座教授都是情报员，可能其中也仅有少数人是（间谍[37]），只是问题在于：反谍机关不知道（他们当中[38]）有多少人是（间谍[39]）。她[40]只了解中国间谍暴露了的案例，而这种案子有好几起，尽管中国大使馆声称，其政府一直不断地要求其公民“注意遵守外国法律并尊重外国的习俗”。

在一家巴登符腾堡州的军备供应厂商那里，中国女实习生L因其特别投入工作而引起了注意：这位年轻的女士周末也想在公司里工作。所谓因文化精神传统所决定的勤奋却现出了间谍活动那种好奇的原形。在一次住所的搜查中，警察发现了170张含有敏感数据的光碟。尽管刚开始工作，这位年轻工作者却已向另一家军工企业申请职位。宪法保卫局将起因归于，有一个中国的间谍机构领导着这个女人；尽管如此，遭遇此事的企业还是放弃了刑事控告，也许是因其对机密数据的保护如此糟糕而感到羞愧的缘故。

同样在巴登符腾堡州，同事们对一位中国实习生感到诧异，他——同样的模式——乐意在周末工作并纠缠不休地努力旁听他们的交谈。此人被揭开了其企业间谍的真面目并被解雇了。

好奇、勤奋、兴趣广泛——在德国高校和研究所也有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工作，拥有这些特性，他们可能是完美的研究人员或者也可能是完美的间谍——或许也可能两者都是。“来自讨论会的内部情况被全神贯注地追踪，经常也被记录下来”，宪法保卫局的中国报告称，他们的“私人手提电脑展现出来自整个研究领域的敏感数据，并且有时去厕所的路会错误地止于一张办公桌的USB接口上”。

（中国的情报[41]）搜集遵循沙粒原理：为了发往东方并在众多安全机关中的一个机构里进行分析利用，没有任何信息是太小的，没有任何细节是不重要的。但为了这些情报员不只是发现几颗沙粒，而是最好马上发现一整个游戏沙坑，间谍机关常会帮上一把。

有一位科学家特别厚颜无耻，他完成博士工作后来到德国，并对这里的尖端领域研究进行间谍活动。（中华[42]）人民共和国不仅以每月1100欧元的奖学金装备他，而且同时还有一份为他在2006年打开通向一家斯图加特的研究机构的简历。这份生平简历充斥了科学论文的发表，且吹嘘此人甚至还拥有一家本地大学的教授职位。

过了几个月，直到他的德国老板发现，这个中国人在他的专业领域是个彻头彻尾的饭桶，且连井井有条地展示科学成果都不行。而他对与其毫不相关的研究领域却更感兴趣，不断地拍摄技术设施，周末乐于留在工作岗位上并发送电子邮件直到发出老茧来。

当研究所领导质问他时，他申辩道，那都是“家庭事务”。奇怪的只是，那些有关“家庭事务”的电子邮件经常带有超过十兆字节的附件。宪法保卫局监视这位好奇的工作人员——直到今年三月份合同终于到期为止；（因为中国的[43]）领馆拒绝提前撤回其国人。

高技术企业也总是一再经历中国人以100%符合招聘启事的简历申请职位。同样的，中国代表团来访，他们声称欲与德国人做大生意，因此想先尽可能多看看。2006年初，一家设备制造厂商欢迎中国合资企业的一个20人的代表团来德国参观工厂——当人们与中国人告别时，只剩下18位了。缺少的那两个人从此连同工厂的证件一起失踪了。

也已经发生过：在一次公司访问中，正值喝咖啡休息的时候，一位来自中国的客人潜回大家离开了的会议室，并将一根记忆棒插入摆在那里的手提电脑中。恰恰在德国中型企业，对企业间谍不只是在喝咖啡休息时丧失警惕，这正中数据盗窃者的下怀：“对许多公司来说，安全问题依旧局限于工厂入口的门卫那里”，经济安全工作同盟的贝尔托尔德·施道普尔康普很恼火，“这个状况须亟待改善。”在一个经济安全工作同盟的问卷调查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表示，他们那里有值得保护的技术诀窍，但也有一个保护方案的却不到三分之一。德国经理们仍总会为旅行而往他们手提电脑的硬盘中装满具有当前技术水平的资料，恰恰德国工程师们仍总会充满自豪地闲谈他们最新的“宝贝们”。然后这被实习生拐到中国去，对他们的打击就犹如晴天霹雳。

不过并非只是德国人经历了这些遭遇。如在法国，汽车配件供应商法雷奥的一位中国的模范工作人员在她的住处藏匿了众多汽车样车的严格保密的计算机数据；在美国，一份为众议院所做的调查报告列出了16项中国只可能通过经济间谍活动而获得成功的技术突破。联邦调查局2005年总结道，“中国是美国最大的间谍威胁”。

对美国政府来说，这样的问题是一项明确的工作任务，而且不只是对美国来说——中国的掠夺行径列入了所有工业化国家的政治议事日程。但多年来，即使是美国人也缺乏胆量进行有力的回击。1996年，他们曾以价值20亿美元的贸易制裁对那个远方的国家进行过威胁，在30分钟内中国人就以一个相应的高额的反威胁作出了回应。美国人从此知道，其他国家也都知道了：通过宣战他们什么都达不到。问题只是：他们到底如何才能达到些什么呢？

当去年十一月好些自由民主党的议员们想从联邦政府那里知道，政府在对付中国泛滥的产品仿冒问题上采取什么措施时，柏林也隐晦地认同了缩头乌龟的策略：如果采取行动，那么只可“在欧盟层面联合行动”。除此之外则适用“以合作代替冲突”的策略。且精神财富权利的贯彻根本“首先就是被侵害企业的任务”。内欧普兰公司，你向前进。有些地方也还谈到过什么“持续的对话”。

这（持续的对话[44]）盖尔哈德·施罗德总理就已进行过了。如果不是面对中国人的话，足球迷施罗德可能就会埋怨道：“事实就摆在面前。”但他将其要求——中国人不仅应当制定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则，而且也应当按其行动——在假做客套的措辞中如此掩饰：“只有实践才能造就国际贸易中必要的信赖基础。”

安杰拉·默克尔2006年5月在北京国事访问时明显更为果断地、且同时多次地谈及这一议题。她宣布，德国将“强硬而明确地”对产品仿冒采取措施。为此，今年三月她从前驻德国大使和北京的政府顾问梅兆荣那里得到了回应：他称赞了所有自赫尔穆特·施密特以来的德国总理，只有关于默克尔他才冷淡地说道：“也许她对中国还不太了解。”

但是，更好地了解它[45]于事无助。中国人很礼貌，他们总是一再保证他们的良好意愿，允诺一切将会得到改善。他们并非只是简单地允诺，不，温家宝总理在安杰拉·默克尔面前许下如此一个保护精神财富权利的“郑重的诺言”。他只是请求谅解、理解，这没有如西方所希望的那样那么快实现。同样的话，在2004年，专利机关国家知识产权局当时的局长王景川就已经说过。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3月12日在柏林的（联邦[46]）经济部所做的报告也应当是很精彩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她在“德中交流论坛——知识产权保护”上发言，而即使德国贸易反伪冒机构的负责人多丽丝·米勒尔也想道：他们所打算干的，真太棒了。

如果他们真会那么做的话。

事实上中国政府也在不断改善法规，以保护外国的技术诀窍。目前这些法规已达到了德国的水平，即使联邦司法部长布里吉特•齐普里斯的法律专家们也这么说，自2000年以来，他们每年与他们的（中国[47]）同事会面，进行德中司法国家对话。如果仅凭法律法规的数量来看——仅2007年就应会有14部新法规——在中国估计连一件仿制的体恤衫都不会再有了。

而且专利机构国家知识产权局有4000名工作人员——对此中国可真没有省钱。保护知识产权办公室平易近人的50岁的副秘书长马恩中，很乐意报道所有那些行动，打击光碟和录像侵权盗版者的“阳光行动”，打击展销会上的专利侵权者的“蓝天（会展[48]）行动”，打击各种产品仿冒的“山鹰行动”，等等。

只是，尽管所有的法律、对话和部长讲话，尽管阳光和蓝天，实践中的改善太少了。并且，在中国的地方上经常几乎是毫无改观。而在北京，一旦国家间谍活动参与到技术诀窍的盗窃中来，那就什么都不会改变。

国家黑客对联邦政府实施了攻击这件事，对驻柏林的中国大使馆来说只是一个“毫无根据的不负责任的投机猜测”。中国尽管对有关黑客的所有投诉“总是抱负责的态度”并立刻开展调查，不过当然只是“当有确凿的证据时”——那么这里是没有（证据的[49]）。

而被黑客攻击的政府电脑中的信息“根本只有国家机构才会感兴趣”，正如宪法保卫局在其秘密报告中所写的那样。“出于这个理由那就必须假定，中国国家参与了这些电子攻击”，那里[50]的（报告[51]）称。（这是[52]）一个对中国大使馆完全“难以理解的”假设，特别是那些“不断重复出现的对‘黑客’和‘国家’概念之间巨大差异的混淆”。不仅为了中国的而且也为了德国的利益，与其在这样的误读中喋喋不休，还不如将“中德两国互惠的合作”进行下去。

那就是说，为此给联邦政府剩下的只有中国甜酸滋味的一丝微笑。“中国在追求世界上的技术领先地位”，经济部国务秘书哈特穆特·肖厄特说——最迟当中国人自己会失去些什么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出于自己的利益而遵守国际规则了。不过到那时，对一些德国的中型企业来说就太晚了。

在由国家松绑了的中国资本主义中，德国企业家的机会事实上是多么小，几乎每次都可以从他们针对产品伪冒所进行的费力、绝望、常常是无望的斗争中体现出来。

例如，来自巴登地区伊斯普灵恩的眼镜架关节生产商欧贝在中国起诉了康华眼镜（有限[53]）公司。德国人指控康华自2002年起就已延用了一种有专利的弹簧关节制造流程。康华用一个针对德国人的宣传攻势进行反驳——他们只不过想阻挠中国的崛起。

在如此自信而敏感的中国人那里，这样一个理由事实上能很快将外国人踢出市场。尽管如此，欧贝仍继续诉讼——并一审败诉。法院的理由如此奇怪，说德国人的专利还包含了另一个受保护的特征，因此与康华的重叠忽然非常小了，而专利侵权是所谓不存在的。

来自巴伐利亚州施若本豪森的保尔集团也撞上了中国人强词夺理的界限。当保尔的工作人员2006年在上海建筑机械展销会上溜达的时候，他们在相距几个展台的中国公司三一重工那里发现了一个挖掘机的铲斗臂，保尔称那是他们自己发明的并已经登记了专利。尽管如此，德国人直到展销会结束也没能成功使那只铲斗臂从三一重工展台上清除掉，即使在匆匆赶来的专利机关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代表陆[54]先生的帮助下也没成。业务总经理塞巴斯蒂安·保尔说，那人真是显示了最佳的诚意，但未能获得成功。

特别是在地方上，远离北京，德国企业就等于是毫无机会的了，机械与装备制造协会“德国机械和设备制造商协会”业务总经理汉纳斯·海色的经验就是这样。法律秩序在这里经常只停留在纸上，所管用的，是中国人的社会秩序和“关系”。

关系——它描写了一种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帮与要求被帮的网络。谁付出了，就有权利要求给予他回报。谁获得了，就有义务及时地展示其报答。在带着薄弱的社保网络的中国社会中，关系仍常常提供着防止潦倒败落的最佳保护。因此，关系的义务优先，紧急情况下也会凌驾于来自首都的法律与命令之上。

不仅产品仿冒者是结成网络的，他们在有些省里带来了大部分的经济业绩，而且管理部门的公务员们直到省长、警察和法官也是（结成网络的[55]）。相反的，在中国的德国人一般没有关系——从而他们在中国实际上完全处于下风。

针对非法复制的诉讼程序经常也更像是中国的国家马戏表演而不像中国的法律追究：为了使剽窃者真的伏法，通常得向相当于一种专利警察的当地行政机关“工商行政管理局”交手续费——有时甚至（还得交[56]）一笔拘捕费。

而对伪冒者的罚款低得可笑。法尔茨地区工商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安德雷阿斯·布鲁默称，2003年每件工商行政管理局（处理的[57]）案件平均为900欧元（罚款[58]）。在欧洲人的眼中，赔偿也同样太少了——假如外国公司真能成功贯彻其权利要求的话。抗争来的钱如果够支付私人侦探和律师的费用的话，就属于幸运的事了。并且有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务人员也还将被没收的用来生产盗版商品的机器拍卖给最高竞价者——那人也可能是伪冒者自己。

“从前适用简易公式，人们必须在中国的产品仿冒者那里实施三次没收，以便他无法再恢复元气，今天则需要五次”，滚珠轴承制造商谢夫勒尔负责产品和商标伪冒追踪诉讼的协调员英格丽特·比谢尔美伊尔-比恩黯然叹道。

在中国令人失望的案例中，揭阳市健通汽车玻璃厂的案件属于经典了，它令世界上六家大汽车品牌反对它，其中有戴姆勒-克莱斯勒、宝马和奥迪。在1999年至2001年，这些康采恩三次派警察去搜查：第一次，侦缉人员没收了362块伪造的挡风玻璃，第二次3877块，第三次7081块。

揭东县的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先拒绝、然后揭阳市的（行政管理部门[59]）启动了早已该启动的程序。最后，此事传遍了国际新闻界，一位该公司的代表最终还是坐上了被告席，但惩罚只有90000欧元，仅相当于伪造玻璃在交易中的价值的一部分。

“与我们欧洲人相比，中国人对赔偿金额有另一种衡量关系”，德国机械和设备制造商协会业务总经理海色无可奈何。但问题却是：他们对罪行有另一种衡量关系。什么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是不可能如此有罪的。法尔茨的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默也看到了暗示，中国人允许“有意的漏洞”或“有利于违法者的操纵空间”的存在。而且，面对中国政府的诉苦，他们的手臂不可能一直够得着这个巨大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海色要问：“谁说那不正是（他们[60]）所希望的呢？”

四月份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美国因此还是向世贸组织递交了针对中国的诉讼，指控是侵犯知识产权。

与此相反，欧盟仍继续限于只作出一个威胁——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次将西方列强分而治之的邀请。美国人以其诉讼所做出的，令一位中国政府发言人很气愤，这不只是对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良好的相处有害。这当然根本不利于共同的贸易。对于位于哈瑙的海拉埃乌斯的监事会主席、德国经济界亚太委员会中国事务发言人于尔根·海拉埃乌斯来说，（这只是[61]）一个可预计到的反应：“谁带着他对中国的批评前进的，总是要承担中国人转向别人的风险。”

就算（中华[62]）人民共和国有一天必须放弃其不雅的情报搜集手段，不过对此在西方无人真的相信并且在中国也无人真的想过，她[63]还有一个替代的办法：收购企业。没有任何国家有更多的外汇储备，13300亿欧元为投资准备着。并且多年来资源贫乏的帝国参股赞比亚的铜矿或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公司之后，专家预计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技术领域的收购。如同2004年中国联想集团收购IBM个人电脑部门那样。

新近一段时间里，在德国也应当已经发生过一种收购尝试。由于候选对象并非公司，而是一家研究所，他应当是又典型地上演了一次：敌意地，以间谍机构的手段。

在一家斯图加特的研究所，有一位是耐温金属专家的中国科学家获得了领导位置；期间，他补招了越来越多的同胞。相反德国人却在这个部门遇到麻烦并离开了。这位研究人员造就了“一个几乎封闭的中国人的作用范围”，在宪法保卫局的中国问题报告中称，监督几乎已不可能了。

但看来是有必要的：这位中国人不断地与其大使馆接触，同时还在中国任教，并且如果他不在家的话，他的妻子接过招募同胞的任务并定期要求同事交工作报告——而这位女士在研究所里连个职位都没有。

是还是不是间谍活动？最后此事令德国的研究所领导害怕了，他们压缩了这位研究人员取得的自由空间。此人辞去了他的职位——并搬走了。这个人现在接受了一家美国大学的教学职位。

（作者）于尔根·达尔康普，马尔塞尔·若森巴赫，约尔克·施密特，霍尔格尔·史达尔科，维兰德·瓦格纳

 

文中插图标题及文字的译文：

1）中国总理温家宝与默克尔总理（2006年5月在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时）

2）联邦总理府：中国军队在柏林的政府区域

3）在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向世界经济的巅峰进攻

4）中国支线客机ARJ21（三月份在上海的总装启动庆典）

5）带着“时髦”（译者注：此处为双关语，既是指所谓抄袭了德国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Smart车型，又是对中国设计并不新颖“时髦”的嘲讽）设计的来自中国的小型汽车

6）在中国仿造的菲茨公司的输油管道焊接车

7）施瓦本地区生产商施提尔的链式电锯和中国的仿造品（后者）

8）中国的间谍机构

与其目标范围经济/科学以及他们的任务

国家安全部

         国内和国外的情报服务

军事情报机构，总参情报部

         军事方面的国内和国外的情报服务

电子侦听部门

         电话和电子侦察

9）中国的出口

以10亿美元计

来源：世界贸易组织

相比较：

德国

中国

10）一种中国磁悬浮列车的模型

11）中国公司三一重工的挖土机抓斗臂

12）带有德国内欧普兰车辆设计元素的中大客车

13）尖端研究中的间谍

中国间谍机构在德国研究所中的目标

表面分析

14）金属研究

15）非法仿造的DVD刻录机*，中国哲学家孔子：复制作为艺术

*在五月份由科雷菲尔德海关总局销毁

16）宪法保卫者施马尔策尔

“有些人狂热地复制一切”

17）中国留学生们（在克姆尼茨）

无力抵御秘密的要求

18）国防科工委所在地

19）对外联络部

20）国家安全局

21）经济枢纽上海：间谍活动作为国民经济的兴奋剂

22）中国专利保护者马（译者加注：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办公室副秘书长马恩中）

阳光行动

23）局长李（译者加注：国家质监局局长李长江）

工作任务繁多

24）玩具生产（在广东）：不只是在中国缺乏监管

25）中国的旅游团（在柏林的帝国大厦前）：剥夺世界出口冠军德国的桂冠

26）中国人在德国

以千计

数据来源：德国联邦统计局，

学生统计资料

德国联邦统计局

（红色字）其中学生有

 

周坚2007年10月5日至8日译于德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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