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05年2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腔北调（29）

　　□  有些人对于我们所主张的，以“公众理解科学”或“科学文化传播”来升级、拓展传统的“科普”，颇有微辞，或因守旧而难以理解，或因偏见而易于激动。现在这本《公众理解科学》（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此书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博德默（W. F. Bodmer）领导的一个特别小组提交的报告，并且得到了皇家学会理事会的批准。——正好可以给我们上一课，看看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而我们的主张又到底有什么理由？
　　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所谓“公众理解科学”，“理解”的含义是：“不仅包括对科学实事的了解，还包括对科学方法和科学之局限性的领会，以及对科学之实用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正确评价。”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定义。而我们传统的“科普”，恰恰只有对部分科学实事的了解，后面的全都没有。主张以“公众理解科学”或“科学文化传播”来升级、拓展传统的“科普”，主要的理由就在这里。

　　■　这份报告，确实是英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公众理解科学工作的的一份经典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公众理解科学这个领域在最开始时，就以什么样的一种面貌出现。将此与我们通常会见到的那种对于传统科普的理解相比，我们也会发现其间的差异，这正好成为改进我们工作的出发点。
　　这份报告中的一个基本的论点，是“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水平是促进国家繁荣、提高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质量、丰富个人生活的重要因素”。在这里涉及的几个要素中，促进国家繁荣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后三个，在我们的传统科普中，以及在我们对于普及科学意义的传统认识中，都是经常被忽视甚至无视的。其实，这些要素，与比如说《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中所提出的对学生进行科学教育的目标，也是非常一致的。
　
　　□　说到底，科学是为人类的福祉服务的， 如果“以人为本”地看待科学，这正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提高私人决策的质量”、“丰富个人生活”这样的目标，本来是极正常的，而且对科学自身来说也是极有益的——这将使公众感到科学与自己的生活更近、更息息相关。只是在我们多年来尚未彻底抛弃的某种陈旧语境中，它们听上去才好像是标新立异的。
　　这份报告对于目前此间关于“唯科学主义”的争论来说，确有对症下药之效。比如，报告中大声疾呼，希望“那些身居要职的人物对科学与技术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至少有一点理解”。这显然也不是无的放矢之言。事实上，在科学技术成就如此辉煌的今天，提醒人们科学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确实不无必要。
　　又如，报告专门有一章讨论科学界与媒体的关系，对我们也很有启发。报告分析了双方行事的规则以及基本诉求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建议双方寻求更为和谐的关系。在我们这里，科学界与媒体的关系也经常是不和谐的，双方通常相互轻视，因而也不愿意进一步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比如，许多学者认为“媒体总是胡说八道的”，而媒体从业人员则经常嘲笑学者们的迂腐和笨拙……。

　　■　这份报告其实涉及到与公众理解科学相关的多个领域，讨论了公众理解科学与正规教育、大众传媒、科学共同体、普及机构以及工业界等的关系其这些领域对此在理想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对此，你上面的评论几乎也都以点评的方式“点到为止”地触及了。
　　如果回到最基本的前提和最终意义上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这份报告第一次明确定义了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并进以皇家学会的身份对之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它无疑在世界科学技术普及史上或者科学传播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因而不断地被人们引用和提起。而且，这份报告的另外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COPUS）在1986年的最终成立，这是由英国皇家学会、英国皇家研究院和英国科学促进会联合组成的。这个委员会的责任是：给公众理解科学提供重要的战略策略，使公众理解科学成为科学家的一个基本技能，并成为一项正式职业。
　　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份报告也只是在最初阶段的产物。它的某些基本立场以及当时提出的一些措施，随着科学技术以及其他社会方面的变化，已经不能适合现在“公众理解科学”的发展了，报告的基本假设和在这些假设指导下从事的一些研究也因此受到强烈的批评。因而，我们在阅读这份经典文献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后来的一些发展，一些类似的、但却反映出公众理解科学理论更新进展的报告等文献。

　　□　据我所知，一些后来有关报告已经或将要被引进，有的已经在翻译中，我们不久应该有望看到中译本。其实国外与此有关的报告或计划、标准之类（比如《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我们近年已经陆陆续续引进过几种了，将来要是将这些文献集大成印成一巨册或一套，供国内有关各方研究、参考、借鉴，我想也不失为功德一件呢。
　　我们引进这些文献之所以很不及时，除了以前缺乏开放政策之外，另一个原因，似乎是过分强调我们“国情不同”。以前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场合看到“考虑到我国国情……”之类的套话。但从《公众理解科学》来看，几乎没有任何“国情不适”的问题，这或许可以用我们的社会正在大踏步地跟上国际潮流来解释吧？当年孙中山有一幅著名的题字：“国际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时间已过百年，现在看来真是极具先见之明。

　　■　是的。在《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发表了十几年后，连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在另一份后来由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所著的《科学与社会》的报告（也称为“第三报告”）中，已经对传统的公众理解科学的提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公众理解科学”这个词汇意味着科学的高高在上，将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任何困难都归因于公众的无知和误解。如此等等。因而，“第三报告”的发表被认为标志着公众理解科学的新阶段——“公众对话”主题的产生。
　　由此我们看到，即使我们今天仍然在沿用“公众理解科学”这一说法（它已远远超前于我们传统中的科普概念），这一说法其及背后的理解支撑，在西方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那么，我们在这个领域中，为什么还要继续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呢？——尽管这样也许会博得某些保守人士的赞许，但那是多么可悲的事！


《公众理解科学》，英国皇家学会编，唐英英译，刘华杰校，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定价：1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