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戊戌维新110周年，戊戌维新的领袖光绪皇帝在去世一百年后终于沉冤得雪。对于他的国家，现在强大了，可以对欧洲人说一次不了；对于他个人，死因探明了，可以让他合上双眼了。我想我们可以祭奠光绪皇帝和他戊戌维新的各位仁人志士了。

在戊戌维新前后的中国思想改革运动中，中国的先进官僚阶层接受的思想是“西学为用，中学为体” 。相比之下，日本的明治维新，基本上是全盘西化，准确说“全盘德化”，日本人“抄袭”的德国宪法，日本成功了。

改革之初清王朝为什么接受“中学为体”呢？因为这个体符合最高执政者要坚持的“祖宗家法”，慈禧太后就是用祖宗家法把改革派光绪皇帝打下去的。这个祖宗家法是什么，它的根本就是坚持满洲人的领导，保障满族贵族（当然不是一般满族的）富有与特权地位。1906年，清政府实行了它最大的改革，结果在任命的中央政府领导人中，三分之二是满族，坚持了满洲人的领导。结果，满洲人最终领导不了，而是孙中山领导了革命，然后冯玉祥领导了对满清贵族的剥夺。可见这个坚持满洲人领导的中学为体对满洲人来说也是要不得的。

辛亥革命后，这个“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就更显出弊病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建立了一个适用中国文化的公务员制度，科举选拔人才，为官回避本省。前者杜绝了不学无术的为官，后者防范了在本乡本土搞裙带关系。从晚清末年，学习西方，中国思想家发现原来西方是鼓励在本乡本土作官的，因为本乡本土的人熟悉自己的地理，也有热爱家乡的感情。于是这个形式学来了，但是没有学西方政治制度的“体”，即民主制度，也废除了科举。结果没有民主选举，也没有民主监督，各地形成了地方军阀，这些地方军阀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拼命发展裙带关系，反正科举制度也废除了，结果在山西出现了所谓“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辛亥革命到1949年的革命之间，中国基本上是军阀割据的，这种军阀割据以地方军阀的割据为基础。可见这个不要西方的“体”，只要西方的“用”的革命，导致了更为恶劣的结果。

1949年后，宪法倡导“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体”，西学为体了，中国开始强大了，军阀割据没有了，社会次序安定了，经济发展了，国家有了创新力，新中国可谓蒸蒸日上。可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体”，很快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体”：俄国农奴制基础上形成的集体农庄推广到中国形成了人民公社，导致中国饿死了2000多万人；俄国东正教教派迫害基础上形成的肃反推广到中国形成了“反右”和各种运动，导致中国变得万马齐喑。国家的创新力再次窒息了。1957年有人对周恩来说：（地下党）除了华北的都成了“右派”，周恩来流泪了。1967年，华北的也成了“叛徒集团”。华北的领袖这次是病死了，或者叫做迫害致死。可见西方这个体要一分为二的。

我们的政府现在提出中国要发展，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如何发展科学发展观？应该如列宁说的继承人类全部优秀文化遗产。科学发展观，我的理解，政治上一个根本的内容是以人为本，管理上一个有力模式是统筹。对于中国晚清原来的发展思想的核心问题，体用问题，是需要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统筹各种发展思想的。按科学发展观，我的理解，中国的发展问题，不能再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了。有些中国的东西，比如贪官文化，是万万不能留在体内了。贪官文化的两个特点：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政治需要高于一起。是不能作为体，也不能作为用的。

无论中学或者西学，都有可以作为体的部分，也都有连用都不可取的部分。这也许是戊戌维新110年来中国种种变革给我们的启示。

光绪皇帝，安息吧！

是为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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