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 敢 的 机 器 人 （科学小说）

 

  青水洋

              

               8．我是中国人

 

两个人的日子过得就是快！

金东亮与夫人参加了2次国际学术交流会，他的“矩阵式传感器最佳分辨率设计”和“低分辨率识别技术中的畸变研究”也已被杂志录用，毕业论文也写好了一半。

匹兹堡的冬天比北京还冷，厚厚的白雪靠着洒盐车在融化。美国人也真想得出来，拿珍贵的盐来融雪，真像拿人民币在擦地板，不可思议！

金东亮穿着泰勒教授送给他的一双“套鞋”，心里充满感激之情。那双套鞋又薄又轻，往皮鞋上一套，带盐的雪水也奈何它不得。金东亮这才明白中国南方人为什么把雨鞋叫套鞋。

金东亮在实验室忙碌地为论文做实验，但对周围其它方面的研究信息一点也没有放过。

日本的可井龟教授研究兴趣广泛。世界上第一个电机直接驱动在机器人上的应用刚完成不久，一个更大的项目“无人驾驶汽车”又来了。

可井龟教授的实验室就在金东亮办公室隔壁，他与泰勒教授合用一个秘书。金东亮常去他的实验室，与他的学生们“讨论”问题。

可井龟教授对金东亮也很感兴趣，常到这边来学中文。他中国话说得不行，也就是“米西米西大大地”的水平，但他汉字写得很好，一次他在金东亮办公室黑板上写了一首唐诗，吓得金东亮自叹不如，马上对这位日本鬼子刮目相看。

他学习中文的劲头比金东亮学技术的劲头更大。一次在厕所里，可井龟教授拉住金东亮就问：“我是中国人”与“我是一个中国人”有什么差别？

这个“低级”的问题把金东亮问蒙了，他回答了半天自己也没有搞清说的是什么东西。

贝克尔教授的单腿跳跃机器人是美国国防部项目，马修找人才偷偷领金东亮去看了一次，金东亮看后印象深刻，确实佩服美国佬的创新精神。

李凯复是个白白胖胖的圆脸“中学生”，他跟拉吉所长搞的语音识别金东亮并不太感兴趣。但他的中文讲得很好，金东亮常去请教计算机上的一些问题。

听说许风雄跟孔教授搞了个下棋机器人，金东亮饶有兴趣的去看了一下，太玄妙，金东亮不敢深探。

沈为任的导师西蒙（Herbert Simon）教授是金东亮特别崇敬的人。他不敢相信，这位犹太人最大的贡献还不限于人工智能。他在1958年获得了心理学领域最高奖——心理学的杰出贡献奖；1975年获得计算机领域最高奖——图灵奖。最令人称奇的是1978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了世界上第一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1986年他还获得美国总统科学奖——科学管理的特别奖。这真是当代少有的高深莫测的博学杂家。

金东亮看过西蒙的自传《我的生活模型》，书中说：

    “我是一个科学家，而且是许多学科的科学家。我曾经在许多科学迷宫中探索，但这些迷宫并未连成一体。我扮演了许多不同角色，角色之间有时难免互相借用。但我对我所扮演的每一种角色都是尽了力的，从而是有信誉的，这也就足够了。”

1972年7月西蒙随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代表团第一次来到中国，之后又9次来华访问。他是中美科技交流协会美方主席。1994年他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为表达对中国的感情，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司马贺”。

西蒙虽然荣获了像诺贝尔、图灵等世界顶尖大奖，但他非常平易近人，与普通人没有两样，金东亮他们经常在走廊里和电梯里与他相遇，随时可以与他交谈。他见是中国人，显得格外热情。沈为民结婚时，他带着夫人前来作证婚人。他没有其它冠冕堂皇的行政职位，只有一个职位：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终身教授。

金东亮从心底里敬佩和向往这样一些世界级的学术大师！

 

名贵、立国听说江平所长路过匹兹堡要来看沈阳的“老乡”和科学院的“同事”，比金东亮还高兴。他俩早就听说，江所长是3级名厨，因此一早就到“巨鹰”超市买好了鱼肉虾蛋、菜葱姜蒜，期望着一饱嘴福。

江平也不含糊，本身他就喜欢露一手。

厨房里一会儿就乒乒乓乓响起，这边啤酒瓶泡沫飞溅。

“水晶虾仁！”金东亮跑堂式的叫喊，好像喊出了他积了多年的无名之火。

江所长一面掌勺，一面大声喊叫：“你们先吃！后面的马上就上！”

“糖醋鲤鱼！”

实际上这是美国最便宜的鱼，但经江平一调料，的确成了美味佳肴。

好久没有吃到地道的中国菜了，大家既满意又感激。

江平笑咪咪地看着大家兴高采烈地吃着、闹着，一句话不说。

“江所长，听说你打过日本鬼子？”名贵一面夹着一块拔丝土豆，一面问。

“哪里话？瞎说！” 江平喝了一小口“钢城”牌啤酒，摇摇头。

“说说呗，革命传统教育。”

“那是误传！”江平放下手中筷子……

 

长江南岸的一个小村，大年初五也没有什么事可干，几个壮年汉子正在附近的“吉祥庵”赖赖地晒太阳，手里拿着酒瓶。

突然小江平急急赶来说：“日本鬼子背着石金老婆到她后院去了。”

石金家就在村东，石金在城里帮日本人干活，平时家里没人。

“石金来了没有？”

“没有！后面跟了一个勤务兵。”

“他娘的，非要在老子们眼前干好事，搅了他！”

这伙人起身就走。

日本勤务兵看见门外来了一群人，刚要叫唤，阿兴捂住了他的嘴，阿旺给他脑门上拍了一砖头。

日本曹长听到门口的脚步声，又听到“啪”的一声，知道不好，拎起裤子就跳出窗外……

冬天的田野里小麦还没有露头，光秃秃的一片；树枝上的嫩芽还在里面睡觉，干溜溜的一条……

江平他爸正挑着担子过来，阿旺大喊：“截住他，截住他！”

江平他爸扔下担子，把扁担狠命一挥。拎着裤子日本曹长吓得后退了半步，紧跟在后的阿兴一钉钯砸下，日本人没啃一声，顿时脑浆迸裂跌倒在地。

吓傻了的这伙人，也一样瘫痪在地……

几天后传来消息，日本人查清了事由，马上要来村子报复。

全村20多户人家马上惊慌失措外逃，5、6个老人死活就是不走。

日本鬼子烧毁了全村所有的房子，杀了留下所有的人，其中包括江平的爷爷和奶奶。

江平全家躲到了宜兴山区的小舅家里，从此刚读了一年小学的江平就失了学。

江平说：“我没有亲手杀过日本人，但是我两次亲眼见过日本人杀中国人！……我一生坎坷，但永远不会忘记我是一个中国人！”

是的，江平一生坎坷。

15岁，他进高中不久就退学进东洋纱厂当学徒工，担负家庭的重担；

1952年，21岁的他考上留苏预备班，结业前他查出患有肺结核，失去了留苏机会，这使他迷惘、沮丧至极；

1958年他被定为右派分子，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他咬破食指，写下了血书：“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雄心不死！

1962年他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摘帽右派”并未使他恢复真正的人格，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残酷批斗；

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到“鞍钢”参加重大项目，他抓住这发挥才能的机会，日夜操劳、拼命大干，几次累昏在地。是工人和技术员死保硬留，免除了他进一步的劫难，使他第一次当众热泪满眶；

1979年3月，他接到了右派平反的正式通知，他悲喜交集，对他爱人说：“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

1980年1月他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写道：“我要下定决心以最大的努力及毅力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在科学的道路上探索前进……”

1981年，50岁中年的他，与他患难与共、相敬相爱的结发妻子因患癌症离开了人间。他久久跪在床前，扶尸痛哭……

 “我们这些科技人员，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不能冲锋在第一线，更不能像解放军那样保家卫国，我们只能尽我们所能，为祖国、为人民做些有用的工作。”

辽宁大学的立国感慨地说：“你们老江当了几十年‘摘帽右派’，啥事没有，还是一片爱国心。”

1985年夏，金东亮携夫人回到了中国，结束了长达7年的留美生活。

 

9. 抢占高地

 

春节后的北京，天还有点冷，但人们从树枝上已经嗅到了春天的气息。

黄庄中科院的宿舍楼里，一位老者在厅里踱步沉思。他个儿不很高，圆头大脸。他头发开始稀松，大大的额头也多出了几条皱纹。

（未完待续）

——原载《科学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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