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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妇女乳腺普查”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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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记者 李虎军 
总第225期 出版日期：2008-11-24
公共财政投入缺位，使得一项旨在造福中国女性的公益性工程被变形的商业操作所扭曲
对于现年74岁的原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徐光炜教授来说，拿了一辈子手术刀，虽然也留下不少遗憾，但没有什么比退休后发起的“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更让他百感交集。
这个原本希望将“公益工程”与商业运作成功嫁接的项目，最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难以收拾的残局。
普查工程缘起
“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有着一个隆重的开端。
2005年4月21日，这一工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启动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等多位领导人发表讲话，以示支持。
该工程的启动，离不开时任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徐光炜的努力。
“我做了一辈子外科大夫，但经我手治好的病人其实很少，大多数的病人只能减轻症状或者给一些安慰，”徐光炜对《财经》记者回忆说，“结果呢，几十年过去了，病人越治越多。”
正是意识到单纯的治疗对于癌症控制的局限性所在，他把目光转向了癌症的预防，并选择乳腺癌普查（也称筛查）作为突破口。
乳腺癌堪称“女性杀手”。卫生部今年4月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乳腺癌在过去30年中死亡率几乎翻了1倍，增长速度仅次于肺癌；而西方国家多年的乳腺普查经验证实，对于乳腺癌这种发生在体表的肿瘤，可以借助影像检查等手段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从而降低死亡率。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徐及其同事就在北京尝试过乳腺普查；此后，天津、上海等地也陆续进行过小规模的乳腺普查。但是，这些普查基本上都存在技术落后和缺乏长期跟踪等问题。
从北京肿瘤医院院长任上退休后，徐光炜和一些同行提出“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的宏伟计划：在全国选择约100家有资质的医疗机构为定点单位，用六年时间为100万名35岁至70岁的妇女提供四次规范的乳腺普查。
2003年底，徐光炜等人为此上书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2004年3月，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复函，同意由中国抗癌协会启动“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
技术方案之争
令徐光炜没有想到的是，普查工程一启动，就出现了很大争议。
在乳腺检查中，X射线摄影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手段。而乳腺X射线摄影又可分为屏片摄影、数字化摄影和计算机放射摄影（Computed Radiography，下称CR）。其中，屏片摄影是传统方法，在国内很常见；数字化摄影近年来逐渐推广，在发达国家比较普及，其成本最高；CR是新出现的方法，成本介于数字化摄影和屏片摄影之间。
“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的技术方案选择了CR，其设备来自柯达等公司。
但这一技术路线，受到了一些专家的质疑。
2005年4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尉可道等专家，联名上书国务院、卫生部有关领导，称CR放射剂量高、诊断质量差，在国家没有相应法规和质量控制标准的情况下，不宜采用CR进行乳腺普查。
尉可道及其同事岳保荣等人，还在2006年第6期《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发表文章说，CR影像的分辨力远低于屏片系统，容易漏掉非常细微的钙化和病变。
岳保荣对《财经》记者说，虽然有些国家用CR做乳腺的临床检查，但对能否用于乳腺普查，都持谨慎态度。毕竟，临床检查针对的是有乳腺异常信号或异常症状的妇女，而普查针对的是健康妇女，其要求也更高。
他解释说，当初撰写上述文章时，国外还没有正式批准CR用于乳腺癌的普查工作。直到2006年7月，日本富士公司的CR系统才获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的批准。
在反对的声音中，普查工程一度陷入停顿。徐光炜觉得委屈，“我们使用的是最新的乳腺专用CR，不是普通CR。”他还说，美国癌症协会曾组织专家进行过现场测试，认为其诊断质量和放射剂量均可达到要求。
美国癌症协会癌症普查负责人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博士告诉《财经》记者，他和同事的确访问过“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的几家定点医院，尽管所有CR影像都有改进空间，但并未发现哪张影像是“无法接受的”。
当然，几个人的一次性访问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所以，我们建议他们建立一个评估影像系统的团队。”他补充说。
岳保荣则表示，乳腺普查的技术方案选择和质量控制至关重要，需要慎之又慎。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都有具体的法规和质量控制标准。相比之下，中国直到2007年才首次发布了乳腺X射线摄影质量控制的国家标准，而这一标准针对的是诊断性的临床检查，并非普查。
商业公司介入
对于“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来说，最头痛的还不是技术方案之争，而是经费短缺。
尽管普查工程获得了卫生部的同意和全国妇联等的支持，但并未拿到政府的经费。徐光炜说，早在2002年，国家发改委曾有意投入经费，但次年SARS大爆发，这一投入最终化为泡影。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这种情况下，“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引入了社会资本。以徐光炜为理事长的中国抗癌协会，与此前并无医疗行业经验的天津航华科技发展公司（下称航华）签订合作协议。
对航华来说，介入普查工程，当然希望从中获得经济回报。航华方面参与这项投资的王虎森就直言不讳地告诉《财经》记者，谁出资、谁受益是很自然的事情，“要不然我们做这个干什么？”
根据项目网站的描述，要想成为定点医院，“需按统一标准建设普查点，面积150平方米以上或配备普查车，集中安装所有普查设备”，并将“全部普查信息远程传送至北京的中央数据库”。当然，设备、普查车和软件系统都要经由航华购买。据《财经》记者了解，如果一家定点医院同时购买项目要求的乳腺CR、数字化彩超等设备，以及进口的普查车，需要花费300多万元人民币。
成为定点医院后，则由项目办公室授权挂牌，可“具备公认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还可得到普查工程专家委员会和远程专家会诊系统提供的技术支持等“超值服务”。
徐光炜对《财经》记者表示，他当时对航华也提出了一些条件，包括设备的质量要好、价格要比市场上低、不能给医院回扣等，以及普查资料不属于航华等。
他还说，按照医院通常的价格标准，这种普查做下来每次需要约400元，但项目定点医院为参加普查的妇女提供了价格优惠，每次收费为200多元。
即便如此，对很多中国妇女而言，200多元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当时，中国抗癌协会的办公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上的新洲商务大厦。航华也在这栋写字楼租下了办公室，开始招兵买马，并以中国抗癌协会“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办公室的名义活动。
项目办公室的主任由徐光炜担任，实际管理权则交给了航华。现任中国抗癌协会“百万妇女乳癌普查工程办事处”主任常贵生告诉《财经》记者，从项目办公室的公章，到项目运作的具体事务，都掌握在航华手里，中国抗癌协会甚至没有派出专职的财务和工作人员。
合作未了之局
航华的介入，很快惹来了一堆麻烦。
航华出售给各定点医院的设备，基本上来自国外的医疗影像公司。其中，爱克发、普兰梅德等公司都被航华拖欠货款所困扰。2007年11月，爱克发的信用管理顾问王桂娟曾致信卫生部高层，抱怨航华拖欠尾款长达两年多。
王桂娟对《财经》记者表示，卫生部将信函返回中国抗癌协会后，至今没有下文。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爱克发公司捐赠的一辆流动普查车，竟然下落不明。
2005年6月，爱克发向“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项目”办公室捐赠了一辆价值上百万元的普查车，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还专门出席捐赠仪式。不过，从2006年6月起参与项目的常贵生表示，中国抗癌协会后来并没有拿到这台普查车。
此外，常贵生还透露，某定点医院从航华购买设备后，至今没有拿到发票。
类似的事件，使得中国抗癌协会与航华的矛盾逐渐加深，也引起卫生部等主管部门的不满。2006年9月，中国抗癌协会解除了与航华的合作。
合作终止了，但纠纷并没有结束。
由于没有第三方财务审计，中国抗癌协会并不清楚航华在普查工程项目中的收支情况。王虎森对《财经》记者声称，航华不仅没有盈利，反而赔了不少钱；至于销售设备所挣的钱，“都用到项目上了”。
他还抱怨说，航华原本指望在远程会诊系统等方面带来回报，但合作的终止导致软件开发投入都无法收回。
常贵生则回应说，项目定点单位向航华购买了普查信息管理系统，但由于航华在远程会诊系统的中心数据库建设上缺少投入，管理系统作用有限，令定点单位蒙受了损失。此外，航华与某家供货商和某定点单位的经济纠葛，将中国抗癌协会卷入了官司。
2007年底，中国抗癌协会换届，天津医科大学校长郝希山成为新一任理事长。今年7月，中国抗癌协会在《关于“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中称，由于实施了商业化运作，“致使工程管理混乱”。
现任中国抗癌协会秘书长张广超教授对《财经》记者说：“徐光炜教授想做好事，但他是一介书生，在项目管理上出现了失误。”
“在台湾，乳腺筛检不可能有商业活动的参与，”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张金坚告诉《财经》记者，“对于乳腺筛检，政府要支持，还要有品质管理和评估。”从2002年7月起，台湾50岁至69岁的乳腺癌高危妇女均可接受免费筛检（即普查）。目前，台湾正组织上万人参与的大型临床试验，以帮助决定是否将免费筛检年龄降至40岁。
当然，陷入僵局的“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也有积极的一面。据常贵生介绍，该工程有40个定点医院，前两年共有12万名妇女参加了普查，其中有数百名妇女被查出乳腺癌，且相当一部分属于早期癌。
政府接力长跑
与航华的合作终止后，徐光炜更加认识到，政府投入对于乳腺普查至关重要。
值得欣慰的是，长期以来在癌症预防上缺少投入的中国政府，也已经逐渐意识到癌症预防的重要性。在财政部支持下，卫生部从2006年起组织了中央转移支付地方的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不过，最早列入这一项目的并不是乳腺癌，而是前期基础较好的宫颈癌和食管癌。
今年3月，由中国抗癌协会承接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地方乳腺癌筛查项目”终于得以启动。该项目为期一年，将对全国53个县（区）的53万名35岁至69岁妇女进行免费筛查，中央财政为此拨出专项经费1938万元。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教授陈可欣告诉《财经》记者，项目邀请国内多位专家参与了普查技术方案论证，并进行定期的检查、督导和评估。
她还透露，项目在申请下一年度的经费，希望可以将普查人群扩大到60万人，平均每个省份2万人。
与“百万妇女乳腺普查工程”不同的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地方乳腺癌筛查项目”没有采用有争议的CR。根据后者的技术方案，首先由经过训练的医生进行乳腺的视诊和触诊，换句话说，靠手摸。在临床体检中发现异常信号的妇女再进入下一阶段，进行乳腺钼靶X线摄片和乳腺超声检查相结合的影像检查。
在西方，乳腺超声检查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但陈可欣说，中国女性的乳腺较小，也较为致密，X射线检查的效果不如西方女性，传统X线摄片还需要夹紧乳房，会使女性感觉不适或疼痛甚至拒绝检查。乳腺超声检查相对费时，但有研究初步显示用在中国女性身上的效果好于西方女性。
中国抗癌协会和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还另外推出了一个“精品工程”：在条件较好的项目点共征集3万名妇女，进行临床体检、乳腺钼靶X线摄片和乳腺超声检查的双盲试验，以判断哪种方案更适合中国女性。“我们希望摸索出符合中国女性特点、卫生经济条件也允许的乳腺筛查模式。”陈可欣说。
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也开始在乳腺防控上有所投入。例如，北京市今年启动了“双丝带行动”——对北京市户籍的适龄妇女进行宫颈癌和乳腺癌免费筛查，首批试点选择在朝阳区、西城区和怀柔区。明年，北京还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此项工作。
徐光炜也没有放弃乳腺普查事业。今年年初，他参与成立了一个防治乳腺癌专项基金。
“我们现在要完全透明、完全公益化。”他颇有感触地告诉《财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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