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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盘子读书系列－6（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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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从日本的现状看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与经济
第一节 前 言
一个平等的世界一直是许多人的梦想，但这个梦想并不符合现实。在这个狭小的星球上，少数几个发达工业国家事实上主导着全球经济体系，并在文化体系中占据了制高点。中国是落后国家，又确定了融入全球化，利用比较优势，在市场经济中争取复兴的基本国策，自然会把这些发达国家作为我们的样板。不过，作为世界的核心地区，这些发达国家乐于看到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并积极的在中国投资，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却不允许同属经济要素的劳动力向它们的国土自由流动。因此，大部分中国人对这些“样板国家”并没有直观印象，只能由少数率先与发达国家“接轨”，接受西式教育的精英转述对这些国家的认识和见闻。
就目前而言，发达工业国家基本上被描绘为沐浴在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天堂，西方议会民主保证了人民的权利，自由市场则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两者结合则创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美好生活。本文将试图用事实和数字来分析事实的另一面。
本文选择日本作为主要分析对象，是考虑到日本在现存发达国家中最后建立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和政治结构，明治维新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方针，战后又由美国亲自主导民主改革，是一个彻底西化国家。由于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很短，历史的遗迹非常多，易于把握真实的运行规律及发展脉络。
第二节 日本的经济体制
二战后，日本一片废墟，殖民地纷纷独立，原有的财阀体系被盟国解散，剩余的军舰飞机等军用物资也被收缴一空，几十年的工业积累毁于一旦。整个日本的经济体系必须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头开始，然而，20余年后，日本一跃而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分析这段奇迹般的发展过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的经济现状。
战后的日本，百业凋敝，极端缺乏资本，但日本并没有开放市场，吸引投资，指望外国投资者解决问题，而是于1946年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也就是后来的经济企画厅（相当于中国的计委）。关于这个机构的性质，从经济安定本部1947年的《经济实相报告》可以看出个大概：“基于收集的资料和统计数字，把我国的经济现状向国民传达，想要国民一起考虑和解决问题。每个国民需要像考虑自己的家计一样考虑国家经济”，提出了“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著名的口号，意思是无论国家、企业还是家庭开支都出现了赤字，以此号召全体国民团结起来共度难关，争取国民理解和协助。经济安定本部迅速宣布了一系列硬性的经济管制措施，主要有四项：
1．基于“临时物资需给调整法”的物资管制；
2．基于“物价统制令”的物价管制；
3．基于“金融机关资金融通准则”的资金管制；
4．基于“贸易等临时措置法”的贸易管制。
四项管制，管死了企业的方方面面。而严格的金融管制和币制改革则抹杀了一切贫富区别，无论是皇族、华族、财阀家族，还是平民，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每人每月只能从银行提取500圆的存款（当时的工资约500圆），所有的存款、国债、社债、股份都在猛烈的通货膨胀中化为废纸。日本的上层能够在经济崩溃时与人民同甘共苦，而不是先富，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
主持复兴计划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巳，提倡“倾斜生产方式”。所谓倾斜生产方式，就是抛弃利润，产权等如今最热门的概念，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煤炭，钢铁两个行业，生产焦碳是为了炼钢，炼出的钢材又优先供给与煤矿生产相关的工厂，煤铁两部门循环扩大，最终恢复基干产业，为下一步发展做准备。在这个循环过程中，资金全部来自复兴金融金库（政府全额出资的国营银行，任务就是向煤炭、钢铁、电力、肥料四部门重点融资）的贷款，由于工业部门没有生产任何最终产品，也就无所谓利润，帐面亏空由国家银行印钞票弥补，因此引发高通货膨胀在所不惜。尽管这个煤铁复合体在狭小的国土上滥采自然资源，不关心任何利润，但经过数年艰苦的努力，日本再次在缺乏外汇的情况下重建了独立自主的核心产业，最终能够做到出口成套设备，进口原材料，在获取长期利润的同时保护了国家的资源。（日本的煤铁复合体不是特例，欧洲战后也有类似的煤钢同盟。）
在重工业优先的国策下，整个日本的资源都被集中，服务于体内循环的重工业，消费品工业（轻工业）无法从重工业取得物资，被迫停产。日本人的生活水平被压到最低，只能靠本土残存的农业生存。农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使他们能够承受低的粮食收购价格和高的税收。粮食和极少量生活必需品均采取统购统销，按人头配给，自由市场则被取缔，每个日本人每天只有四支火柴的定额，一年才能得到一块肥皂（《日本经济白皮书》：“配给的实绩，比如火柴1人1天只有4支，肥皂1人1年1个”），只有少量来自美军基地的物资及一些隐匿物资能够在黑市上缓解这种极度匮乏。这种匮乏不仅仅限于日本平民，而是基本平均的施加到整个社会，举个例子，1947年10月，东京地方裁判所就有一名34岁的法官，由于遵纪守法，拒绝食用黑市的粮食，营养失调死亡。
严重的普遍贫困，并不能阻止日本人继续实施经济管制和政企不分的国策，1946年8月，经济界成立了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连），它是战前的日本经济联盟会及战中的重要产业协议会的延续，这个团体包括了所有的大型工业企业、金融企业和高技术工业。1948年2月，在已经存在的行业协会、地区企业协会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了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连），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也被联合。日本的企业从此要受到统一的指导，至于这种联合体更重要的作用，后面谈日本政治结构的时候将会详细论述。
2002年5月，大企业团体经团连与中小企业团体日经连合并，组建了新的经团连。会员总数1，623社、团体。其中，日本的主要企业1，306社、行业协会（如日本钢铁联盟，日本自动车会等）性质的全国团体129个，地方性质的经济团体47个。会长是丰田自动车的会长奥田硕，副会长则是新日铁、三菱重工、住友商事、东芝、SONY等日本大公司的会长。
以上介绍的是日本战后的应对措施，但在战争带来的冲击过去以后，这些政策并没有作为临时措施受到取缔。而是成为了日本的一贯国策。主要的表现就是日本财阀集团的重建。日本战前，几个财阀家族拥有大部分工业资产，垄断了大部分行业，战后，财阀家族不再拥有股权，也被强制排除在管理阶层之外，并禁止出任公职。但这种变革并不导向一个产权清晰，自由竞争的市场化经济体系，相反，产权集中程度比战前更甚，财阀垄断转向了政府垄断。改革手段也不是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基本以直接行政干预为主。1946年日本政府强行从资本家手中征收了相当于GNP10%的财产税，并通过金融紧急措施、农地改革等，在战后猛烈的通货膨胀中用纸币赎买各种资产，到1947年，日本的财阀及非财阀系的主要企业，大部分股份被集中到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闭锁机关整理委员会、大藏大臣等政府机关的手中。等到重组结束，日本的大企业有国家股，个人股，各企业间也相互高比例持股，纠缠不清，同集团的经营者结成社长会，如金耀会（三菱）、五日会（三井）、白水会（住友），进行情报交换和协调行动，统一及调整集团意志，占有全部的经营权力。在这种体制下，根本不能指望个人通过买卖股权或参与股东会议来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
拥有大部分工业资产的财阀家族被赶走了，但由于这些家族下属的企业之间分工配合紧密，股权又多半被收归政府，在短时间内，与原来的财阀企业相对应的大企业集团又纷纷出现，日本的经济又重新被大企业集团所控制，与战前相比，垄断程度变本加厉，而企业股权又多集中在政府或由企业相互持有，经济体系距离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越来越远。50年代中期出现了三菱、三井、住友等企业集团，60年代初又形成了富士、第一和三和，共6大集团。日本的大银行也归属各个企业集团，并且一一对应——三菱银行、三井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第一银行和三和银行。近年由于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行了合并重组，剩下4大银行，分别是三菱银行、住友三井银行、瑞惠（富士、第一）银行和UFJ（三和）银行。这些大型集团的成立，并非各个组成企业各自的独立选择，而是日本经济部门统一的规划所致。
大企业集团本身掌握了日本的核心资产，还能够干预大量集团外企业的活动，进而掌握了整个日本经济的脉搏。它们的主要控制方式有两种：
1．利用金融进行投资控制和利用技术优势进行控制。金融控制是指大企业集团所控制的银行为外部企业提供资金,战前各个财阀银行主要给本集团的企业融资，如今各个大集团银行大约只有20%的贷款是提供给下属企业的（伞下企业），这使大量的中小企业听命于大集团，增强了大集团的控制能力。在高度成长期，日本企业的平均自我资本只有17%，据1993年的统计，企业的总资本中，私人股份仅占23%，个人大股东已经消失，剩下的主要集中在以金融机关为中心的法人手中。政府对金融机关实行“护送船团”的保护，并进行“窗口规制”和“窗口指导”，以统一计划引导贷款的投向。近年由于银行大量的呆坏帐，政府大量购买银行股份或向银行大量注入公的资金，事实上国有化。大企业的会长和社长，基本不拥有股份，而是由从业员逐步提拔上来的管理者，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分离。
2．技术优势控制是指以大企业为核心，控制大量的配件工厂、合作工厂等中小企业群。大企业不断挑选中小企业进行间接控制，通过持股、金融援助、人员派遣等进行经营指导，特别进行质量管理等技术指导，还把它们编入自己的经营计划。特别培养，比较典型的有日产的宝会，丰田的协丰会，三菱和川崎重工的下请协同组合等。
当然，鉴于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之紧密，两种控制方式并没有被严格区分，例如大集团的下属银行采取一种被称为“系列One set支配”的独特投资政策，对新兴产业进行成龙配套的投资，便于系统地利用外国技术，中小企业只是在名义上才享有经营上的独立性。
日本即是资本主义又是社会主义，又两者都不象，可以称为会社主义或企业主义（引自《日本经济史[2002年版]》）。日本整是一个会社（企业），叫“日本株式会社”。下面的图引自《日本经济入门[2004年版]》，这本书从1985年开始，一年一版，是日本大学经济专业的参考书。此书直接称呼“日本型社会主义”，图是原图，只是为了理解方便，把片假名词汇用英语原词替换了。
图1 高度成长期的日本经济体制
日本不是资本主义吗，怎么又变成社会主义了。其实名字不重要，关键看是如何运做的。日本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围绕Full Set产业构造，Full Set是全套完整产业链的意思。金融部门向重点产业低利融资，日本企业自我资本很少，大部是银行的金融资本。如果银行清理呆坏帐，追求经济效益，日本立即休克。政治面是自民党一党支配的官僚体制，其实自民党只是代理人，真正支配的是背后的经团连“民僚”。官僚--民僚对价格进行控制，价格竞争排除。输出产业奖励，因为日本没有资源，要靠出口换取资源。输入则严格限制，强制进口替代，积极导入技术。整个产业采用护送船团方式，即协调统一发展，不是某个行业超常发展，也不让另一些行业掉队。总之，日本的经济政治体制是以计划为主导的保守僵化的体制，运行效率是不高的，效益是很低的。政府为了培养自己完整的产业，欠了一屁股烂债。银行也有数不清的呆帐，还没有办法清理，只有靠政府印钱补贴银行，来个事实上的国有化。即使是民营，也不知道老板是谁，日本企业的大股东是法人，法人间相互持股，个人大股东早被消灭了，日本是经营者支配，产权不清。进入90年代后，日本经济不景气，进行构造改革，但只是嚷嚷，没有实际动作。
日本的这套体制与苏联有很深的渊源，叫社会主义也不过，反正现在也没有人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1939年，日本在中苏边境与苏联打了一仗，全军覆没，被苏联现代化的装备吓呆了。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获胜，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还西伯利亚出兵，与列强一起绞杀俄国革命。20年后，日本远远落后了。于是，在1940年仿照苏联模式，物资调拨，向重点产业倾斜，摒弃“利润”，构造了战时计划经济体制。现在的日本经济体制也被称为1940年体制。苏联模式很有成效，但很快也发现了问题，于是进行了一通改革，最终形成了战后的经济体制。在《工業化の軌跡——経済大国前史》（岡崎哲二. 読売新聞社，1997年2月）的封面上这么写着：计划与市场纠葛的经济体制在战后的废墟中保存了下来。战败后，财阀解体，农地改革，资本家和地主被清除，企业由从业员支配，越发象苏联的体制。战后的倾斜生产，则由社会主义计划主义派经济学家有泽广巳主导，完全是苏联的做法。其后又进行了改革，最终形成了现在的1955年体制。
这套体制有3个明显的特征，1是整体协调，2是价格控制，3是进出口控制，找不到自由市场的影子。除了内部的垄断（或寡头）经营外，日本对外贸的严格管制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以技术引进为甚。日本企业引进技术是需要个别申请，由外资审议会后才能获得外汇和引进许可的。主要不是为了节约外汇，而是着眼长远，防止成套技术引进打击国内的自主研发能力，日本制定了如下的审查基准。
1．只能促进不能损伤自主技术的发展；
2．技术导入不能使即存的产业秩序发生混乱；
3．技术导入不能使中小企业陷入困境；
4．技术导入的企业有其它相关技术和资金配套，能够灵活使用导入的技术。
这些判断基准是暧昧的，可以有多种解释，具体负责的官员有否决权。贯彻“一号机输入，二号机国产”的方针。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给外资超国民待遇，无保留的放纵外来技术打垮自己的研发力量形成鲜明对比。
在大企业集团的垄断经营下，日本的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基本为少数联系紧密的集团企业垄断，剩下的只有农业。但农业也不是市场经济的天堂，战后日本确实进行了农地改革，土地被无偿平均分配，产生了大量的自耕农，但农民并非单独面对市场，而是加入农业协同组合等组织，农资的购入和农产品卖出主要通过农业协同组合进行。农业协同组合的组织图如图2。
图2 农协系统的主要组织图
根据2000年的统计：农产品贩卖类农业协同组合在农业相关产品贸易中占的比例为谷物96%、牛奶95%、肉类85%、蔬菜水果92%。农资购入类农业协同组合占的比例为饲料67%、肥料83%、农机具71%。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解散农民组织的政策完全相反。不过日本的农业并不是赚钱的产业，主要还是作为日本这个岛国的一种储备资源，保证在国际市场动荡，粮食进口困难的时候日本人不至于没有东西可吃，这里就不做过多比较了。
第三节 日本的政治体制
高度成长期的日本被称为“企业国家”，即国家整个是一个企业，日本人戏称自己的国家“日本株式会社”。这个企业有以下三个特征：（1）通过财政投融资等方式，国家机器将巨大的货币集中，是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中介者和组织者。（2）国家机器自身拥有巨大财富，是高度集中的生产经营主体，形成作为大机能资本家出现的国家垄断。（3）国家装置对生产、流通、信用、土地、资源利用，贸易、资本输出等诸分野进行规制，也就是国民经济的“组织化”和“计划化”的展开。
日本这个“企业国家”的权利核心是政官财复合体。国会只是装饰品，实际的权利掌握于企业界的联合组织经团连，经团连才是日本真正的政府。经团连对此也不讳言：“我们是政府”，与官僚相对应，经团连工作人员被称为“民僚”。官僚和民僚的人员互通，官僚退了出任经团连的民僚，民僚退了出任官僚。经团连直接干涉政府的日常工作。首先，政府的各项政策由经团连提出方案（意见书），为了制定政策，经团连内设置了各种委员会，与政府的各省、厅、部、局、会对应。其次，经团连向政府的各审议会、调查会、恳谈会派遣委员。对于全体产业经济的审议会，关系省厅必须邀请经团连的委员成为通例。第三，各省厅的担当局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保持日常接触，进行政策调整。制定新政策法律的省厅，担当官需要事前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会晤，询问财界的意向，然后做成政策的方案。
日本政府毕竟在名义上是议会民主的产物，因此经团连需要控制议会。具体控制过程如下，这一过程充分表现了日本议会民主的本质。在日本，政治家和政党接受经济组织的政治捐款（献金）并不是需要避讳的事情，只要遵守一些很松散的规则即可，如：政治团体的代表或领导人，只有在被证明对该团体财务负责人的选任和监督两个方面都出现失察和失责的情况下才要负刑事责任，相关省厅的大臣或政务官不能接受相应的政治献金等等，这些规则一般都非常容易规避。事实上，如果没有政治献金，日本的绝大部分政治团体都无法生存。唯一拒绝接受政治献金的议会党派就是日本共产党（依靠发行党刊和开办医院等党营事业支付办公经费）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长期以来经团连倡导的“政治献金是自由世界的守护神”没有依托，再加上一系列政治献金的丑闻，1993年开始经团连被迫停止有组织的现金。1993年自民党丢失政权，1955年体制崩溃。政治献金断绝后，经团连与自民党的关系意外的紧密化了。自民党丢失政权对经团连是不小的打击。经团连的平岩会长辞职，丰田的丰田章一郎出任会长。丰田最大的使命是修复与自民党的关系。
为了推动自民党重新上台，由于不能以献金形式提供资助，而是通过银行贷款，1993年夏的总选举给自民党本部贷款100亿JPY。1996年住宅金融专门会社（住专）不良债权处理法案，由于被国会中的新进党议员阻止，不能通过。连立与党请求经团连，要民间银行能够多承担负担。自民党山崎拓政调会长等连立与党政策责任者到经团连的会馆访问，向银行界的代表末松谦一（樱花银行会长）副会长请求协力。这个事件是自民党与经团连相互新的依存关系形成的起爆剂。作为回报，自民党的紧急金融系统安定化对策本部给经团连提供30兆JPY公的资金。两者的提携，最近涉及养老金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等广范围分野。经团连经历了政权交代，开始进行政党的全方位外交。不仅仅与自民党接触，还与民主党和自由党提携（现在自由党已经并入民主党）。这样与野党逆转的可能性基本是零。
如果只是企业对政界献金，看起来并不太出奇，因为大大小小的党派和政治团体总不能全靠成员交党费运转，政治派别接受社会政治捐款，各国大抵如此。但国内很少提到的一个事实是：日本大部分政治捐款来自经团连，而经团连根据一个早就拟订好的打分制度对各个党派分发捐款，这个过程充分说明了日本政治的本质。（前面曾经谈到日本的大小企业分别结合成经团连和日经联，并在2002年合并成新的经团连。就是这个经团连代表日本的企业界出面给议会各个政党打分。）下面这张表格是2003年10月，日本众议院选举前，经团连给各政党打分的简表。
表1 经团连的评分表
从表中可以看到，打分有很严密的评价体系。国家政策的主要方面都单独立项，每一次立法投票都对各个党派的投票倾向按A-E五等打分，每等中还用+-分出三个档次。汇总后经团连就按这个打分表给各个党派发钱。资金来源是经团连下属企业的捐款，经团连根据纯资产把伞下企业分成25个层次，纯资产100亿以下最低要出50-200万，100-150亿的下限是100-300万，3000亿以上起码1000万以上，此外还根据经营规模和营业额等综合测定，协议出资额，2004年计划分发40多亿日圆的政治献金。（数字引自京都新闻2003.11.19）。在与每一次投票挂钩的高额奖金刺激下，各派政治势力无不对精心揣摩经团连的意图，言听计从，经团连的意见书百分之百的变成了具体的法律规章。
关于降低法人税，要从现在的实质税率约40%，降到20%台的水平。同时消费税从目前的5%逐步提高到18%。此外还削减养老金和提高养老保险费。经团连的意见书：
「産業力強化の課題と展望―2010年におけるわが国産業社会―」（2003年4月22日）
「『近い将来の税制改革』についての意見－政府税制調査会中期答申取りまとめに向けて－」（2003年5月29日）
「今次年金制度改革についての意見」（2003年9月10日）
这些意见书已经演变成正式法案。经团连关于反对修改独占禁止法的意见书：
「『独占禁止法改正(案)の概要』に対する日本経団連意見」（2004年4月15日）
「『独占禁止法改正（案）の概要』に対するコメント」（2004年6月25日）
日本刚通过可以出口武器的法案，对应的经团连的意见书是：「今後の防衛力整備のあり方について― 防衛生産?技術基盤の強化に向けて―」2004年7月20日
关于修改宪法第九条，2004年5月27日经团连设立了「国の基本問題検討委員会」想必将制订出意见书，然后交国会变成法律。
经如此介绍，读者当可看出，日本议员其实只是大财团的投票机器、政治宠物，各个党派争吵不休，不过是揣摩大企业官僚的心意，吃醋争宠罢了，所谓的议会民主，一张幌子而已。
议会虽然已是经团连的驯服工具，但大企业的官僚们并不希望这个工具索要太高的价码，经团连通过巧妙分配政治献金，始终让议会中的大党之间保持平衡，不使一党独大，防止一党主导议会投票后和经团连讨价还价。如果已经形成了独大的政党，就一定要在党中搞分化，促成各种派别，这也就是日本自民党等大党党内外斗争和不断出现的各种派系的原因。（也是西方民主国家所有议会斗争的本质）
举个例子,根据2004年《一次政策评价的发表》， (经团连网页 http://www.keidanren.or.jp/japanese/policy/2004/012.html)，自民党得分85点，民主党得分50点以下，自民党明显比民主党更贴近经团连的主张。2004年，经过11年，经团连的有组织政治献金再开，约40亿日元，如果经团连下属企业自主决定政治献金方式，那么40亿日元基本会给自民党。经团连统一献金，则自民党63%（85/135），民主党37%（50/135），这样就保证了自民党不至于独自控制议会，拥有与经团连博弈的能力。如果一定说日本是个自由市场国家的话，恐怕议会是唯一体现这种竞争原则的地方。
关于国会，这里还要说一下，虽然立法活动和内阁决策已经基本为财团掌握，但议员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和象征意义还是让各派势力趋之若骛。特别是官僚集团和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更是希望直接掌握投票权而不是通过收买这种间接方式插手政治。这就构成了日本政治中特殊的“族议员”现象。所谓族议员，倒不一定是家族政治（虽然日本议员有相当比例的父子相承，甚至祖孙相承），但肯定是稳定的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如运输族代表汽车修理业的部分小业主和运输省部分官僚反对取消车检，厚生族直接代表医生协会捍卫医师优惠税制等等。这些族议员在服从大财团之余，还利用自己的合法权力及社会地位，千方百计直接为所属的“族集团”牟取利益。这给日本议会政治带来一些争吵和不确定因素，但无论如何，没有任何议员代表所谓的“人民”，他们只是各个大小财团、利益集团的投票机器而已。
很显然，日本的政治制度是赤裸裸的垄断企业专政，经团连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而且公开的摆出一副“事实政府”的样子。下面是摘自经团连网站的一幅图表。
图3 21世纪日本应该成为的国家
这个图表简要说明了经团连对日本未来的规划——日本作为东亚核心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其他东亚国家提供人力和资源，一起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世界竞争。这个规划是否会成为现实暂且不论，但制订这个图表的行为本身足以反映经团连对自身的定位。
第四节 经团连与日本平民生活
少数财团和官僚控制了日本的政治和运转，日本平民对此却并没有什么抗议，至少是熟视无睹，只有共产党等少数政治团体不断呼吁取缔政治献金，只是无权无势，在媒体靠金钱运转的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不过，这不意味着日本平民已经被资本专政外面的民主包装所蒙蔽，普通日本人对社会现实还是有充分认识的。譬如，日本的议员被民间称为“三ばん（bang）”议员，（ “看板”、“皮包”、“基盘”，这三个词汇的最后一个字的日语发音都是ばんbang）。看板就是广告牌，有能力把自己的画像贴到大街小巷。皮包里装的是钱，有钱方能当选，有钱才会投票。基盘则是老子遗留的势力和人脉。日本的议员普遍世袭，老子英雄儿好汉，比如小泉是三世议员，自民党干事长安倍的老子是原首相，田中真纪子的父亲是原首相田中角荣。由秘书承接老议员衣钵的也大有人在。
议员既然如此，日本平民自然对政治没有兴趣，车站门口时常有些议员或准议员抱着扩音器演说，但很少有人驻足围观。平时一般人都要工作，没时间搭理，而即使在节假日，也基本没什么人看。除非党魁或派系领袖出场，才能热闹一些，但也不排除事先安排人手做秀的可能。而日本的投票率也逐年下降。如下图。
图4 投票率的变化
投票率走低的原因不仅仅因为是日本整体国民参政热情的下降，更重要的原因是年青一代平民对政治了无兴趣。青年人生于这种政治决策于己无关的社会，比父母一代更不愿意投票。30岁以下的人，投票率不足40%。倒是女性的投票率稍高，但在女子普遍以家务为重的日本社会，这多半只是反应了女性的闲暇较多而已。可以预见，未来日本社会的投票率会越来越低。
经团连控制下的政府名义上奉行自由主义，不便干涉日本的一般生活秩序，但作为日本的事实主宰，必要时介入平民生活是必要的。事实上，日本还有另外一个地下政府——暴力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可怕，却不是整天杀人越货，谋财害命的组织，暴力只是他们经营事业的保障，主要作为一种威慑，平时还是避免使用。暴力团的财产基本上来自色情、赌博和高利贷等行业的利润或保护费（变相的税收），这些行业或为日本法律所禁止，或者打擦边球，总之是一些边缘行业。新宿的歌舞妓町就是暴力团的财源之一，日本最大的高利贷会社、东证上市企业，武富士也有很深刻的暴力团背景（在日本经营高利贷并不违法，但若无暴力团通过武力威慑确保欠款人还钱，就难以规避伴随高回报带来的高风险）或许是日本主流社会压力太大的缘故，这些行业很是兴旺，暴力团也获益非浅。
以日本财团力量之盛，政府议会尚且是经团连的附属品，暴力团也不例外，前面说过的武富士高利贷公司就是经团连的成员。事实上，在经团连面前，暴力团和政府不过是左右手的区别，都是财团控制社会的工具。暴力团虽名为黑社会，和政府间基本上处于一种暧昧的合作关系，在许多政府利用合法手段介入成本太高的社会领域承担了管理职能。举几个例子，东京都政府在新宿，新宿的区政府在歌舞妓町，暴力团的最大财源之一——歌舞妓町就在政府的眼皮底下大搞非法色情事业，却一直无人过问。而新闻里时有暴力团枪战的报道，枪战过后，警方马上就可以报道说暴力团成员某某死伤。说明警察深知暴力团内情，但从不干涉其运行。政府兴建一些公共工程，需要征用土地。日本的土地名义上私有，受法律保护。政府一家一家的去谈价钱，免不了有满天喊价的钉子户，这个时候往往由暴力团出面摆平。政府与暴力团之间的关系是谁也说不清的。
第五节 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比较
前面几节是对当代日本政治经济的一些介绍，与目前国内对日本的一般认识多有冲突之处。但冲突的根源并非在于信息来源，事实上，上述信息都来自公开的媒体或者调查机构，有关经团连依照打分表发放政治献金、控制立法机构的图表和文字部分来自经团连自身的官方网站。之所以国内大部分人依然认为日本是一个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的国家，恐怕是因为自由主义思想已经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即默认只有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能够带来富裕安宁的生活，既然日本是第二大经济大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创造了“日本奇迹”，那么，奉自由主义思想为真理的思想界自然倾向于用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和分权民主的政治理论去解释这一现象，无视基本事实地把日本名义上的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看做是真实规律的体现，甚至动辄以日本作为市场经济、议会民主的成功典范也就不足为奇了。
日本是一个把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当装饰品的发达国家。但它并非是发达国家中的特例。在日本这个典型样本的参照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其他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事件，详细分析具体的运行过程而不是满足于对表面分析，可以得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当然，正如序言所说“……日本在现存发达国家中最后建立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和政治结构，明治维新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方针，战后又由美国亲自主导民主改革，是一个彻底西化国家。由于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很短，历史的遗迹非常多，易于把握真实的运行规律及发展脉络。”西欧和北美工业的国家早在１９世纪就占据了对全球的优势地位，并一直保持到今天，能够轻松的向外界轻易转嫁矛盾，它们现存的基本社会结构已经建立了１个多世纪，磨合良好。表面上的经济自由，政治民主和实质上的资本专政。象日本这种由经团连向议会打分发钱的赤裸裸手段，一般不会在英美等国出现。因此观察这些国家的运行规律需要更多的资料和更多的分析。
英美等国自立宪以来，选举中基本是两党竞技，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竞争党（无论是哪个党）的纲领越来越接近，甚至随着竞选形势的变化而交换立场。自由主义当然可以把这解释为保持竞争的需要。但两党都没有坚实的基层组织，党的唯一作用就是竞选本身。一定要用社会力量的博弈和竞争来解释党派斗争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事实上，通过与日本的议会选举做对比，我们会发现，两个纲领相近的党派是大财团收买成本最低的政治结构。既不会出现单个党派控制议会（或直选），不听指挥或漫天要价的行为，也没有政治派别太多，乱中出错，交易成本太高的弊端。还能自然的作出激烈的竞争姿态（如前所述，争风吃醋）。从这个角度看去，激烈但基本没有根本性分歧的政治斗争就很好解释了。
当然，在总统制国家，行政权相对强大，总统一经当选，任期固定，总统在地位暂时无忧的时候有可能做出与大资本大财团利益相悖的举动。大资本即使控制议会也不能随时倒阁阻止其行为。这时就需要一些非常手段来保证财团利益。譬如刺杀（肯尼迪）、适当的造出一些丑闻（水门事件）并在达到效果以后在适当的时刻让丑闻消失（克林顿）。这些事件看似偶然，且都有正常的解释方式。但如果你把这些偶发事件及最终结果与同时期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动放在一起观察，就可以发现惊人的相关性，这是不能用“偶然”来解释的。
日本有暴力团为大资本利益做一些政府机关不便出手的工作，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组织。如意大利的黑手党。但意大利的大财团比较弱小，对其他发达国家的依附性比较强，因此倾向性和与政府的默契程度不如日本暴力团。至于为美国英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充当打手的私人军事公司，早就走上了前台。
从经济角度看，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工业国是在开放市场，允许外国资本和商品自由进入的政策下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如今的各国政府对本国的大企业一向是不遗余力的扶持，从政策上进行保护，必要的时候则直接进行行政干预，譬如众所周知的美国政府为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做贷款担保。另外、西方国家对农业多有高额补贴，这似乎也不能用自由贸易理论来解释。当然，大部分发达国家还是在自己的企业占有优势的行业会很高兴提倡自由贸易，但这显然不能为贸易自由做榜样……….
限于篇幅和资料搜集能力，本文对其他国家不再进行系统分析。仅举几个例子供读者参考。但总体上，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地球上所有的发达国家与自由主义所描述的理想国家都偏差甚远，甚至完全背道而驰。但正是这样的国家占据了世界的中心地位，向国民提供了更富裕的生活和更好的公共服务。在这种事实下，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历史的演变，以便更好的解释现实世界。
第六节 历史的沿革
日本及西方社会是工业革命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个人只是在庞大的大工业生产体系中的一员。组织中的个人觉得压抑，于是高喊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其实整个社会与民主自由市场经济不沾边，至少与中国人理解的民主自由市场经济不沾边。这种体制继承于中世纪时日本和西方的封建制度。而中国自秦统一以来就结束了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官僚体系靠现代文官制度的前身——科举制度产生，经济上以自耕农+全国大市场的自由经济为主。这种差异最终影响了工业革命的结果。用梅棹忠夫的《文明の生态史观》中欧亚大陆示意图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如下图。
图5 欧亚大陆的示意图
旧世界的主要文明发展可以分为第一和第二地域。旧世界是欧亚大陆及周边地区，可以简化成椭圆形。椭圆的东西两端的日本和西欧是第一地域，进入近代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高度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第二地域是椭圆的其它部分，进入近代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逐渐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第二地域的中心位置，是从东北到西南的广范围干燥地带，古代的高度文明处于干燥地带的边缘，如中国。干燥地带是游牧民族的居住地，对文明有极大的破坏力。为了抵御外族入侵和统一治水，采用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
第一地域很少受干燥地域的暴力影响。这个地域的西欧和日本，进入中世纪时产生了权利分散型的封建制度。西欧以种植小麦为主，小麦的产量比水稻低，再加上喂养家畜，经常为争夺粮食发生流血冲突，中世纪的欧洲私斗横行。为了保护自己，需要倚赖有力量的封建领主。封建领主间的互相争斗，需要国王拥有权利进行全国平衡协调，形成了国王支配领主，领主再支配农民的封建制度。为了形象直观，以中世纪的日本为例来说明封建制度，如图3。
图6 封建制度的构造
中世纪的日本是幕藩体制，天皇是名义中的最高首脑，幕府将军才拥有权利。幕府下面是大大小小半独立的藩，也就是封建领地。藩主对领地内的人进行各种身份限制，谁该种米，谁该种菜，谁做手工，谁做生意等等。藩的内部不存在自由市场，由藩主统一经营管理，如何投资如何修工程水利等。为了保卫或扩展疆土，养了一帮职业武士，武士世袭领奉禄，由于社会运行主要靠经济以外的力量维持，所以统治阶级异常庞大，中国则主要靠自由市场维持，所以统治的文官很少，不足1%，是小政府。藩是命运共同体，藩中的领民对藩主有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不能自由移动，如果脱藩也不可能进入别的藩，成为衣食无着的浪人。（封建制度的基础是人身依附关系）
藩之间互相自由交易，存在自由市场经济。但藩与中国传统的大商人不同，中国传统的商人思维是利益优先，要挣钱。藩除了是经济组织外，还是政治和军事组织。交易时不是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考虑问题，还要结合政治及军事问题作出决策，后来的垄断资本就是这种文化沿袭。藩有军队，是仗剑经商。如果赚了，尊重市场规律，如果赔了，剑就出鞘了。比如明朝时的倭寇，就是仗剑经商。藩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会与幕府对抗。清朝与西方进行自由贸易，挣到了大部分白银，但英国用坚船利炮抢夺，也是封建的仗剑经商的传统。2、30年代，日本在中国投资，也是这种政军经三位一体，什么手段合适用什么。这种政军经三位一体的传统是封建时代的遗留，看现在的美日英非常明显。当然，日本和西方在理论上探讨政经分离，经济脱离政治完全自由化，但这只是一种理论探讨，绝非西方世界的现实。中国由于过早结束封建制度，政经分离得非常彻底，政府只收税，乐于做裁判员，对发展和保护自己的产业漠不关心，心安理得的看到自己的产业基盘被肢解。
幕府虽然是最高权利者，但其实不过是一个相对强大的藩，并没有绝对优势。幕府将军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想办法削弱其它藩的实力，主要办法是改易，减封藩的土地。此外还修建一些工程，大兴土木，费用和人力当然也转嫁到藩上。还要藩定期参勤交替，也是很大的负担。幕府时代的经济可以称为转嫁经济，幕府把负担转嫁到藩上，藩又把负担往下转嫁，如克扣武士的俸禄，要领民分担。随着农业社会缓慢发展，在总体上向中国模式过渡。不过，工业化打断了这个趋势。
1853年美国佩里的黑船来航，日本被迫打开国门，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体制。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原来的藩有高度的组织，维新后在此基础上整个国家高度组织化。原来的封建身份制转变成契约制，各种封建规制转化为法规。原来“士农工商”等级序列，变成四民平等，从业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法制市场经济都能在封建制度里找到对应物和沿革。但中国2000年前就已经结束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法制市场经济等概念传到中国时，引不起共鸣，因为中国早已经是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了。由于农业的发达和社会的稳定，中国过早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后的大工业所需要的组织资源必须重新建立。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由于地球的狭小，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已经不允许中国从头建设重工业体系了。反观日本，农业社会的落后反成了优势，封建社会的组织资源能够直接转入大工业时代。
譬如：当年藩之间和藩内的交易是通过特权商人进行的，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特权商人积累了很大势力，能够和特定藩的财政相互结合，谋取更大的利益。当时的特权大商人三井就拥有为幕府发行纸币的特权。幕末的经济政治动荡，三井又为幕府提供资金，如1864-1866年镇压长州藩反叛的战争。由于长州战争失败，三井又暗中支持长州倒幕，萨长土肥四藩联合倒幕时，以三井为中心的三都特权商人提供了超过70%的经费。伏见鸟羽之战倒幕势力获胜，三井旗帜鲜明地支持维新政府，维新后转身成为新政府的特权商人，为新政府提供资金和发行纸币。现在经团连操纵政党，在历史中能找到影子。
再以三菱为例子，土佐藩1870年（明治3年），以3艘汽船创办名叫“九十九”的海运会社，岩崎弥太郎被任命为经营、监督者，这是三菱的起点。不久“九十九”更名为“三川”，1873年（明治6年）岩崎弥太郎成为社长，更名为“三菱”。1877年（明治10年）日本的最后一场内战西南战争爆发，三菱负责给政府军运送军火和补给，得到了大发展，占据了大财阀的位置。
三井三菱等大财阀是亦官亦民，被称为“政商”。他们直接干预、支持政府的运行，并从政府得到特权。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三井等幕府时代的旧商人，产权是不清晰的，是受限的股份所有制，出资人只能把自己的股份传继，不能分割转让，也不能拿取本金，只能根据规定领取经营的利益，投资优先。经营者则由招聘而来，或长期培养选拔，出资人不能随意干预经营。这种受限所有制被称为财阀“总有制”。这种“总有制”演变成今天日本的经营者支配体制，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分离，股东的牟利趋向对企业经营的刺激微乎其微。
中世纪的日本与中国一样，以农为本，也引进中国的“士农工商”等级序列。当然“士”不相同。中世纪的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是靠科举产生的文官支配的社会，统治中国的是“文士”。日本相对落后是封建社会，统治社会的是“武士”，武士们信奉暴力，还没有把自身的统治意识形态化，集中化。日本虽然也从中国引进了儒教，但儒教对武士阶级没有行为规范，日本实际不是儒教国家。中日两国的中坚阶层“士”的差异，导致了中国日本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文士和日本武士从各自的文化传统，去理解和学习西方。百年前，各自引导中国日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现在中国的文士又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准备全盘引进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精英阶层对西方的经济社会制度的现状和变迁完全没有了解。完全凭中国传统的小农-手工业自由市场思想去理解现代工业经济，凭中国传统儒家的仁义道德去接受西方作为装饰品的民主自由。结果改革到现在，南辕北辙，离西方的经济政治体制越来越远，越来越回归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和社会结构，基层组织瓦解，重新走上了依附型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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