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

      前不久，《南风窗》记者田磊采访笔者在内蒙古正蓝旗所做的8年的试验，文章一周前在《南方周末》发表了。其中提到了我们的一些观点，尤其是“畜南下、禽北上”。明天我将带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14家媒体去山东考察我们的“畜南下”效果。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强调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问题，农业和草原有什么联系？如何将生态保护与能源利用联系起来？我们在内蒙古和山东分别设计试验，努力探讨之。田记者的文章是从能源角度谈的，但最后落脚在草原保护上。这个问题很大，可能读者有不同的理解。现特转载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内蒙古：下一个山西？

http://news.QQ.com　 2008年09月29日08:58 　 南方报业网—南方周末　 　 我要评论(69)

第 1 2 页

8月30日，呼伦贝尔360万千瓦煤电基地项目正式开工，在开工仪式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说，呼伦贝尔360万千瓦煤电基地项目是在一个地市一次开工规模最大的煤电项目群，是我国大型煤电基地建设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呼伦贝尔煤电基地建设最大的功能是将为东三省，特别是为辽宁省的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电力供应。但是另一面，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河流不断干涸。今年4月份，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银练——莫日格勒河全面断流。未来如此巨型的煤电项目将会带给日益干旱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怎样的后果？

 

对于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当地政府而言，如此热衷能源项目的建设，似乎没有太多可以指责之处，依靠能源已经发展多年的鄂尔多斯就是最好的范本。过去的6年，内蒙古经济能够高速发展，最大的支撑是位于内蒙东部的呼和浩特、包头和鄂尔多斯这个金三角地带。

 

其中，尤以鄂尔多斯最为耀眼，煤炭预测总储量7630亿吨，已探明储量1496亿吨，占全国的1/6，天然气探明储量8000多亿立方米，占全国的1/3。正是以能源为依托，鄂尔多斯短短10年间就从一个贫穷的沙漠小城，而一跃成为内蒙古最耀眼的明星城市，人均GDP甚至超过了北京市，以至于有了“世界发展看中国，中国发展看内蒙，内蒙发展看鄂尔多斯”的说法。

 

有了足够的财政实力，鄂尔多斯不仅每年能花巨资从黄河买来水资源，还在用完了老城区的地下水之后，又在靠近成吉思汗陵的水草丰美的地方花费20多亿修建了新城区，把整个城市都搬了家。

 

如果说“金三角”代表的是内蒙古过去的6年，那么被誉为银三角的呼伦贝尔、赤峰和通辽则被寄望于未来。但是，复制鄂尔多斯的成功却并不那么容易，最大的瓶颈在于水资源的匮乏，除了呼伦贝尔既有水又有煤之外，其他几个盟市却各有各的不足。

 

2008年8月，记者在锡林郭勒采访时，沿途的草原都已经被铁丝网圈了起来，树起了神华、华润等各大能源巨头的招牌，却并没有像呼伦贝尔、鄂尔多斯那样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锡林郭勒根本没有足够的水资源来支撑工业发展。

 

根据全国第二次水资源评价资料，锡林郭勒每年实际可利用水资源总量为19.68亿立方米，地表水资源总量3.98亿立方米，其中实际可提供的有效水量仅为3.1亿立方米。早在2004年，国家发改委就已经下文明确规定，发展工业禁止取用地下水，而对于锡林郭勒来说，2007年全盟用水总量已经接近3亿立方米，这也就意味着锡林郭勒根本没有更多水资源来供应新建的能源项目。

 

 

 

草原的未来

 

鄂尔多斯、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这三座分别位于内蒙古西、东、中部的典型能源城市，要么已经因为大规模煤炭开采而水源枯竭，城市搬迁，要么刚刚开始庞大的煤电项目建设，要么正苦于水资源的匮乏而无法开发，所有的争论和迁移，都逐水而起。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安介生教授在考察了清代内蒙古各部水文状况后指出，河流、湖泊、井泉等水文资源是维系游牧民族在蒙古高原上生存繁衍的“生命线”，如果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够为保护以及更有效率地利用宝贵的自然资源服务，反而变相纵容人类加快对水资源的“巧取豪夺”和过度滥用，那么可以预见，水资源枯竭与水域逐渐消失之时，在蒙古高原乃至更广大的地区就没有了人类的存身之处。

 

对于内蒙古草原来说，最近的30年时间，其实已经走过了一个轮回，从濒临毁灭到起死回生。草原研究者都把1980年代仿照农耕区所进行的草场承包制看成是农耕文明对草原的第一次制度性大破坏，也正是草场承包制导致了大量农区人口涌入，过度开垦和放牧随之而来。

 

蒋高明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在中科院设在锡林郭勒的草原观测站上整整观测了8年草原，后来实行的生态移民政策，很大程度上跟他们的研究有关系。那个时候，他一直提倡以自然力恢复自然，简单地说，就是将人畜全都从草原上撤出来。

 

因为2002年3月那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沙尘暴，中央政府对他们的建议给予了最大的支持。“支持得甚至有点过头了。”蒋高明说，原本他的建议是定期封闭草原，而不是彻底封闭，每年应该给牧民们一定的时间回去放牧，一是因为牧民需要生存，二则因为草原是个动态的生态系统，也需要一定的动物活动。

 

可是，后来内蒙古各地展开“围封转移”大行动，把牧民迁出草原，让他们在城区周围圈养奶牛，大量建设“奶牛村”，既恢复了草原，又创造了新的产业链，还为以后的草原开发利用清除了政策障碍，可谓一举多得，“地方政府尝到甜头以后，迁移牧民，建设奶牛村便大规模地推广开来。”蒋高明说，直到现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虽然奶牛村的模式没能根本解决牧民失去草场以后的生活问题。

 

依靠中央政府的强制力，仅仅一个生态移民，就挽救了被农耕生产方式破坏到濒临毁灭的草原。“8年前，老外都说我们恢复不了已经沙化的内蒙古草原了，可是把人畜撤出来，我们就做到了。”对于这场至今还在进行着的生态大移民，蒋高明总体认为还是成功的，虽然是以牺牲部分牧民利益为代价的。

 

但是，新一轮的工业文明开发将会给草原带来怎样的后果，蒋高明说，他心里也没底。

 

游牧文明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了，草原必须转型。如果要提高草原的利用率，发展工业当然是最好的。

 

“工业化是生态的天然敌人，这是毫无疑问的。”蒋高明说，但科学发展到今天，从科学角度讲，能源开采带给草原的破坏，理论上是可以用科学手段来恢复的。比如煤矿开采主要破坏表层土，复填技术就可以恢复草原，只不过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不过理论归理论，现实最大的问题是约束力不够。那些大大小小的能源集团能否为了生态投入巨资，还是个问号。并且，为了生态而增加成本，引起能源价格上涨的时候，国家能否接受？所以蒋高明说，面对工业文明的侵蚀，他对草原生态的前景并不乐观。

 

不过，他关心的重点已经不是草场的退化与否，能源开发也许能够让内蒙古的GDP数字越来越耀眼，但是，对于居住在草原上的人来说，畜牧业仍然是他们最直接的收益。在新一轮的草原开发热潮中，他不希望再像生态移民那样，保护了整个国家的生态利益，却蔑视了那些毫无话语权的草原牧民的生存。

 

他花了3年时间，正研究一个“畜南下，禽北上”的项目，要用内蒙古的牛羊跟山东的鸡来交换养殖。在草原上养鸡，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想法，可蒋高明说：“科学就应该是创造性的，这是我们实验室研究了植物规律、动物规律和市场规律后的结果。”他坚信自己的试验一定能够真正造福草原。

 

3年来，除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外，这个想法在国内依然没有得到多少支持，因为整个国家如今关心的是内蒙古的能源，就像6年前，关心的是内蒙古的沙尘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