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温:再谈历史学怎样迎接新世纪的挑战问题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8月15日发布

黄安年按:这是一篇6年多前的文章,迄今仍有一读的价值。今天在历史学领域学术创新、学风建设、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学术评论都还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目前有太多的非学术因素干扰着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其中量化功利的考量显得越来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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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4月4日，是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先生离开我们的6周年纪念日。十年前罗先生提出了我们的历史学怎样迎接新世纪的挑战这个课题,现在它依然严肃地摆在我们每位史学工作者的面前。

目前在学术界学风浮躁现象相当普遍,已经成为学术界议论的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在笔者看来，学风浮躁固然需要采取措施切实遏制，但是目前学风建设、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学术评论等涉及学术发展和繁荣问题是不能仅仅用“学风浮躁”几个字所能全部概括的，不能把“学风浮躁”当作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学术创新在学术发展和繁荣中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几十年来，我们的学术创新和创新机制显然急需改革，否则难以适应21世纪的严峻挑战。学风浮躁确实是学术创新的大敌，端正学风无疑为学术创新创造了良好的学术风气，但是毕竟学风并不等于创新，克服了某些不良学风并不等于就解决了学术创新问题。怎样看待学术创新本身实在是个需要认真深入讨论的重要问题。如果在学术研究上因循守旧同样难以实现学术创新，而因循守旧却不一定通过“学风浮躁”的形式表现出来。

有专家认为“学风浮躁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对学术创新问题作错误的理解”并列举“把以前若干代人取得的成果一概否定，以为自己的一孔之见即为高论”、“随意地‘标新立异’”、“无根据地做翻案文章”、“用新词汇去重新包装一番” “从观点到内容都没有新东西”等。（见2002年3月19日《学术批评网》转发当日《光明日报》载该报记者危兆盖文《学术创新的大敌——李文海、张岂之、章开沅、龚书铎四教授畅谈学风问题》中在2001年10月18日采访龚书铎教授的谈话）上述事例当然不能看作是什么学术创新，而且还可以补充一些例子，例如时下盛产名人领衔的“大部头”编著，出版商热衷于“重新包装”，而某些“大部头”新著中究竟有多少“新东西”实在难说，有些名家似也染上“急功近利”的毛病，当了“大部头”丛书挂名主编，不主不编，名利双收等。

但是，究竟怎样看待学术创新，例如，在中国近代史学术领域怎样进行学术创新，笔者作为研究世界史的学者看了这篇五个月前的记者采访，现在才发表出来的文章，依然感到不得要领。

学术创新自然要认真研究前人的学术成果，包括外国人的研究成果，并且掌握和分析大量的原始的和其他相关的资料。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除了必须掌握国内的原始资料和国人研究成果外，总得尽可能地注意国外的已有研究成果和第一手资料。研究中国史的要关注外国史或世界史的研究成果或资料。

可是，据我所知，在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自80年代后期以来就拥有国内独家的553卷（相当部分平均每卷有近千页）的美国国会档案资料。这些是一个半世纪前后出版的1844-1867年间美国国会档案，不仅在国内我系独有，就在美国目前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图书馆所收藏，档案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中国的。这一点作为北师大中国近代史的资深教授是很清楚的。然而北师大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老师们查阅并利用过这些档案资料有多少呢？我们固然不能苛求每位研究者都来关注这些资料，但是身为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重镇的北师大历史系出现这类情况该是令人深思的。

这种情况恐怕难以用“学风浮躁”或者在潜心踏实做学问来解释的，为何放在自家门口的珍贵文献资料没有被拥有好几位博导的学术队伍的老师们很好利用呢？至少这和有些学者不大了解美国国会档案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价值有关，或者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同样要重视国外相关资料存在着理解上的误区有关，也许还和一些研究工作者在语言工具运用上存在某些困难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和世界史学工作者的研究相互交叉和借鉴实在是个大问题。我们的近代学术思想先驱者提出的放眼看世界这个思想，告诉我们，只讲“国情”不懂、不看“球情”是不行的，走向21世纪的中国更得要重视“球情”研究。

就世界现代史学科领域来说，倡导不尚保守、学术创新实在大有必要。如果还是因循守旧，就不可能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世界史的新分支学科。如果我们的研究仍然以苏化线，以两大体系为纲，以地区国别史作为全球世界史的研究框架，即使有了当代世界史分支学科，恐怕也是“从观点到内容都没有新东西”的。如果我们的普及历史教材仍然不能解决教材内容中的“旧”问题，如何能够适应21世纪的需求呢？

去年中央提出了四个如何认识问题，这涉及如何实事求是地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这当然不是要“无根据地做翻案文章”，而是要求重在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从而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新结论，这些结论当然包括过去曾经提出，现在再次被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证明是正确的结论；同时也会得出一些过去曾经提出，现在证明在当时就不大正确，或者当时虽然正确，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因而并不符合目前实际的新结论。

在目前的世界现代史研究领域，实事求是地研究“四个如何认识”事关大局和学术创新。笔者目前还看不到在世界现代史领域存在着“把以前若干代人取得的成果一概否定”的严重倾向，至少我们在思想方法上是不能以偏概全的。有的学者是领衔学术立项课题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学术倾向研究的，我们期望及早看到实事求是的有说服力的研究报告。而这些研究成果即使对于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来说，也会从中收益的。

在笔者看来，妨碍学术创新的不仅有“学风浮躁”问题，还有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上因循守旧问题，也有资料采集上的过于单一的问题。这种由于因循守旧而导致的学术上缺少创新，是我们需要十分注意的。我们同样需要在学术研究领域中与时俱进。与时俱进不等于“学风浮躁”，我们反对“学风浮躁”，但是如果没有或者缺乏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实际行动则同样是我们所不取的。

笔者希望学界能够就怎样看待当前的学术创新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写于2002年3月23日）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2年3月24日 ;《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学术问题评论/2002年5月19日发布 ;学术交流网（www.annian.net）/学术问题评论/2002年8月22日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