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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畜南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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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畜南下”试验
蒋高明
2000-2005年，笔者领导研究小组在内蒙古正蓝旗巴音胡舒嘎查围封了4万亩严重退化的沙地草地，将大中牲畜转移出草地，试验自然恢复能力。试验取得了很大成功，2007年7月，美国《科学》用三页完整篇幅六幅图片予以报道。但是，草地可以自然恢复，老百姓吃什么？在土地使用功能上，笔者提出了牧民的牛羊和农区的鸡交换“场地”的双赢思路，称为“畜南下、禽北上”。其核心思路是：农区的秸秆生物量远高于草原（有利于牛羊），草原的空间远多于农区（有利于散养鸡）；针对的具体问题是：草原严重退化；农区秸秆在田间地头大量焚烧；城市人吃45天长大的“笼养鸡”（食物中含激素，在喂养过程中药物一天也不能中断）。因为是新思路，没有一个部门愿意支持我们，笔者带只好领研究小组自筹资金在内蒙古和山东两地开展试验。这里谈一下“畜南下”的艰辛。
2005年10月，为开展“畜南下”试验，笔者竟聘到山东省人民政府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岗位（兼职），在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组建了泰山学者团队。试验地点选择在临沂市平邑县蒋家庄，属沂蒙山区的一个小山村，是笔者从小长大的地方，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从那时起，笔者驱车奔波在北京、内蒙古和山东三地。
山东农业大学对该试验给予了高度关注。校党委书记盖国强、副书记于留成、副校长董树亭、农学院党委书记赵延兵、院长张春庆、副院长王空军、动物科学技术学副院长王中华、经营学院党委书记史建民、植保学院副院长刘玉生、生命学院教授杜秉海等多次到蒋家庄现场指导。“畜南下”试验也引起了国家的地方有关部门领导的关注。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环保部自然保护司综合处长王捷、山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唐家农、山东省环保局科研处处长张懿、山东省发改委综合处处长彭继安、临沂市人大副主任蒋建云、临沂市农业局局长赵新、平邑县委书记王林山、平邑县长陈一兵、人大主任程明安、副县长刘玉山等各级领导亲临现场参观指导。
然而，领导们的关心多是宏观的，一些具体的事情还得我们自己去做，要和农民打交道。农民不了解我们要干什么，他们不理解的是，我放着北京优越的条件不住，跑到村里养牛有什么出息。租用土地时就费了很大的周折。经过反复解释，老支书理解了我们的试验意义，答应租用30亩土地。然而，正当签订合同的时候，本村的一个生意人以为我们要发什么大财，也回来闹者要地。最后，我做出了让步，从完整的试验地块上割去了5亩地。签订合同时，该生意人答应和我们一样“养牛”，其实，他将土地用来上一个严重污染的淀粉项目，因老百姓强烈反对和镇里的领导也不支持，土地闲置至今。
我们租到的土地，价位高于本村农民100元/亩。为此，我们每年要多支付2500元的租赁费。
各种困难还在后面。到了转交土地的日期，农民们却拖延不交。收获了大蒜后又种上了一茬西瓜，那意思分明是，如果我们来建设，就得赔偿他家的西瓜，那样下来损失严重。只好等带他们收获西瓜再施工。将施工日期拖到了雨季，施工成本白白增加了两三万元。
土地到手了，工也开了，但另外一家农民却找来了。原来，农田里有他们家的坟墓。火葬在中国已经实施几十年了，但山东一带的农民依然还要土葬。坟墓藏在庄稼地里，起初没有发现。坟墓问题出现了，只好停下工程来解决。迁坟需要协调土地迁出方和迁入方两家的利益，要请客、送礼、赔偿，还要燃放鞭炮，给亡灵“压惊”。为此我们花了2000元，并将施工日期延误了1周。
土地的纠纷并没有停止，“畜南下”试验基地的院墙拉起来了，牛棚也建了，办公区也基本停工。可本村的一户农民却开着拖拉机闹着来院子里种地。原来，村干部将土地出租给我们做试验后，答应农民从别的地方补偿，但由于干部换届，新老干部没有衔接好，造成了农民来“闹地”。解决的方案自然是，由我们请客解释，新干部才将农民“摆平”了。
挫折远不止这些。“畜南下”试验，为的是验证我们的一个大胆设想，被农民白白烧掉的秸秆具有和草原草一样的利用价值，秸秆完全能够替代草原草。但是，这个试验并没有获得国家的经费支持，只有山东农业大学的少量经费，大部分经费是笔者个人筹集的，先后花费的经费愈150万元。正当经费紧缺的时候，来自湖南的一家老总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从网上了解到本团队的“畜南下、禽北上”试验，拟与我们合作成立企业，发展秸秆畜牧业。但是，我们没有防范的是，同村里的一个有黑社会背景的小老板，平时对我的话一直是“言听计从”的，却暗中勾结一个黑律师，对湖南老总拨来的200万经费动了手脚。经过近似与“土匪”搏斗的一个多月的周旋，湖南老总撤回了150万元，白白损失50万元。企业支持“畜南下”的首笔经费告吹。
从上面简要介绍的情况就不难明白，科学家或企业家为什么不愿意到农村，和农民打交道。农民不相信政府，更不信任企业家，对科学家也怀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企业家还缺乏社会责任感，追求利润是其主要目的。骗子大量存在，信任危机使科学家在中国做事业困难重重。
然而，尽管存在大量困难，试验还得进行。笔者将山东省人民政府补贴的泰山学者特聘教授的津贴(10万元/年)用于试验运行。到目前为止，我们成立了山东农业大学农业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该定位站已吸引13名中外学者从事“畜南下”科学试验，包括12名研究生(含1名德国和2名法国留学生)、博士生、博士后，和1 名本科生。研究内容包括：不同处理的秸秆养殖效果实验、农户生态循环和经济产出、有机种植模式下作物的生理生态、腐殖质转化动物蛋白的生物学和经济效益、生态学视角的农民问题研究、生态种植模式与粮食安全、生态学为主的农村能源利用新途径、鲜秸草中的营养成分，等等。
农民对科技的需求是非常渴望的。试验开展后，农民们也开始行动起来了。他们有一个非常朴素的观点：“教授养牛都能赚钱，我们养就更赚”。试验开始的2006年，蒋家庄只3头牛，现在发展到了94头，邻村由0 头发展到30头。离试验地6公里外的栏马(村名)集市(山东农村每5日一个集市)上，每市可上100多头，全部被当地农民买走。在我们的带动下，栏马集市成为平邑县最大的肉牛交易场所，并带动了周边蒙阴、费县、泗水、滕州等县市的养牛产业发展。在农村能源利用方面，经过笔者研究小组的“游说”，县能源办公室为蒋家庄投资建立了100座户用沼气设施。
图1 试验之初，笔者和学生们冬天也住在这样的帐篷里，德国Aashen大学博士生Mario Lucas也曾住过。
图2 硕士生冯素飞和她养的牛。小冯用第一手的严谨试验数据证明“秸秆变肉”是可行的。
图3 带领学生到农村调查秸秆存放情况。在一个村里，我们发现秸秆堆放达600立方米，严重影响了村容整洁。
图4 带农民到山东莱州买牛。雄性的牛用来育肥，雌性的被屠杀！牛犊越来越稀少了。这个问题异常严重。
在解决新农村建设的具体问题时，科学家要给农民做出具体的样板来，用事实说话，才能保障国拨经费投资到位。在我们的试验过程中，发现还有许多误解需要用事实和科学的数据来澄清，如有人认为牛不吃秸秆(某院士观点)、牛粪不能够产生沼气(某沼气发电设备老总观点)、沼气不能作饭(中科院某博士生的观点)。可见，人们在认识客观规律上存在多么大的差异！
几年的“畜南下、禽北上”试验，初步表明了下述结果：第一，牲畜移出草原后，草原可以得到自我修复；第二，草原养禽可充分利用生态空间，节约近三分之一的粮食，同时为国民生产健康的禽类产品；第三，农区秸秆能够喂养大牲畜，且有很好的经济产出；第四，如果充分利用农区人、畜粪便和秸秆等生物资源，农户的燃料完全能够自我满足，为国家节约大量的煤炭、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和部分电力；第五，有机肥充分还田，可以减少至少一半的化肥用量，并提高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生态循环农业是低碳经济或零碳经济，而目前的农业模式是高碳经济和污染农业；第七，草原空间和农村秸秆等废弃资源开发，可增加农牧民收入，提高他们种粮(或养殖)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目前，农民种地不赚钱或赔钱，粮食安全是困惑中国13亿人口大国的头等大事。从体制机制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比从技术上提高粮食产量来得更直接和“立竿见影”。
当然，我们的试验仅仅是小规模的，我们希望来自政府、企业、科学界和媒体的大力支持，将“畜南下、禽北上”这一既恢复草原生态，又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宏伟事业在更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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