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捍卫科技评价体系中的最低限度公平

李 侠

近日网上热议的南京大学“国家精品课程”造假事件，让原本已经出现失范的科技领域进一步扩大，导致饱受争议的中国科技评价体系再次蒙羞。说实在的本次事件的当事人实在有些委屈，毕竟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也是受害者，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就是当下扭曲的科技评价体制。试想，如今一个学校有多少重大项目、多少重点学科、多少学位点等指标，都是评价一个学校好坏与个人能力高低的关键指标，哪个学校、哪个人又能够不重视呢？即便个人无意于此，一旦学校需要，又有谁能够拒绝学校下达的任务呢？客观地说，上述这些奖励体系，都是促进科技发展的有力助推器。问题是，糟糕的制度设计，往往使一个好的政策初衷，最终沦落为荒唐的闹剧，这实在是值得科技管理部门深刻反思的问题。

2003年教育部启动的国家精品课程建设计划，目的很明确，希望借此提高教学质量，该政策出台的背景，就是因为当下的科技评价体系严重忽视了对于教学的重视，导致所有的科研人员一切以科研为导向，因为从事科研比教书具有更大的收益，而这种倾向的蔓延直接危及到了大学的立身根本：教书育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国家希望通过设立精品课程以及教学名师奖等制度性措施，来试图扭转这一极度荒谬的科技评价体系带来的教学质量下滑的现实。这种想法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种制度安排对于已经异化的科研环境与高校系统来说，无异于对严重内伤患者采取临时性涂抹红药水的手法，疗效实在有限。试问，每年的国家教学名师奖的名额仅为100人，除去一大半行政领导的侵占，还有多少名额能够真正留给一线教师？当一项制度设计与政策受众日益远去的时候，这个政策的引导作用还有多少？任何一项科技奖励政策的出台，都暗含了资源的某种分配模式，它通过许诺巨大的名利分配，启动了对共同体的驱动机制。毕竟，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理性人的自然选择，因此，这种政策对于科技活动的激励作用是非常直接和强烈的，换言之，这种政策对于政策受众来说是高度敏感的。如果没有周密的制度设置，为了寻利，各种违规现象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遏制这种潜在越轨行为的发生，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就是一项政策成败的关键。我国目前的科技评审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申报制，尤其是科技奖励系统，这种制度设计模式，存在很多难以消除的漏洞，从而导致这个模式下运行的集体与个人都被暴露于利益的诱惑下，出现越轨的可能性也就迅速增加。

中国科学界的失范现象从性质上说类似于社会解组现象，这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的说法，意指社会系统的运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从而阻碍的其功能需要的实现，通常以社会反功能形式出现。简言之，就是奖励系统没有起到应有的引导科技发展的功能，却引发了群体或个人的大规模的越轨行为，从宏观效果上看，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反而背离了奖励系统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建议，即便不能完全取消申报制，那么至少应该留出一定比例的名额用于通过专业学会的同行评议机制的筛选，使这部分奖励能够真正促成奖励政策对共同体的正功能作用。笔者经常开玩笑说：幸亏诺贝尔奖没有采取申报制，而是采用严格的推荐制（提名）与同行评议相结合的办法，否则的话，诺贝尔奖几年就会被申报制彻底毁掉。

之所以建议留出一部分比例的名额用于同行评议的推荐制，是因为这种模式能够为科技评审体系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平，使科技评价体系尚能发挥部分的正向引导作用，而不至于彻底失灵，至少通过这种努力，为公平的竞争留有一丝空间。由于科技界实际存在的马太效应现象，往往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由于资源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硬性约束，马太效应的累积优势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使用效率的低下。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裙带关系的特点，使得马太效应在中国语境下的表现形式往往更为糟糕，而严格的同行评议恰恰是克服这种现象的一种有效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客观的同行评议也是一种积极补偿机制，它能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竞争，而不是政策的旁观者，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科技的发展。由于马太效应的广泛存在，在科技评价体系中习惯性存在放大与缩小的认知效应，即对成名者的成就习惯性放大，对无名者的成就习惯性缩小。遗憾的是，目前我国的科技奖励系统，尤其是高端奖励系统常常沦落为少数学术大鳄的精英俱乐部，它已经基本上丧失了对于中下层共同体成员的激励，严重制约了竞争机制的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请捍卫科技评价体系中的最低限度公平。

2010-5-18，19日校对

博主跋：本文发表在《科技日报》2010-6-4，这是原稿，发表时标题改为《捍卫教育评价体系的最低公平》，由于本文涉及的内容多与教育有关，因此我认为编辑的修改是合理的，原先考虑的是整个科技评价体系都存在这种现象（教育也是科技系统中的一员），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10-6-4于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