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唯实求真

中科院把“唯实求真协力创新”作为行为的准则，力求形成好的院风，是很有远见的。其中，“不唯上、不唯书”之后的只唯实，和追求真理，说真话等原则，实践起来十分不易。

巴金晚年有多篇关于论述说真话的文章，他的感悟是“说真话并不容易，不说假话更加困难。”他回忆的童年往事：“对私塾老师我很少讲真话。因为一，他们经常用板子打学生；二，他们只要听他们爱听的话。编造假话容易讨好老师，讨好老师容易得到表扬。对不懂事的孩子来说，这样混日子比较轻松愉快。我不断地探索讲假话的根源，根据个人经验，假话就是从板子下面出来的”。

政治生活中的这种“私塾先生”一族，亘古后继有人，而现实中讲真话的人显得尤为可贵就不足为奇了。

在科学界，唯实求真、敢于讲真话的人是会永远为人们尊敬的。但是正如巴金老人所言：“说真话并不容易，不说假话更加困难。”

上个世纪中叶的三位清华学人，马寅初（一九一一年清华津贴留美生）提倡控制人口，梁思成（一九二三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一九四六年任清华建筑系主任）呼吁保护古城，黄万里（一九五三年来清华任教）反对三门峡上马。他们堪称唯实求真的典范，但结果，马寅初被罢官，梁思成挨批判，黄万里成了右派。他们在三个不同的学科领域，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在当时发出很不一致的声音，他们身上体现的知识分子良知和坚持真理的勇气，确实难能可贵，但殊途同归，命运都是同样让人遗憾，可见唯实求真是要有为之付出代价的心理准备。

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巴金说“假话就是从板子下面出来的”，在黄万里这些学者“言者有罪”，遭受厄运之时，同是水利专家，有人却放弃己见“趋炎附势”，值国家损失于度外，尽管后来这等人也有高位和成就，但遗憾的是，人们已经看到，此辈永远享受不到黄万里等正值的科学家拥有的在人们心中的那份敬仰。足见人们心中有杆秤。这也同样应该引起学者注意，“高压”之下，不要丢了自己的操守，此乃“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之诠释。

黄万里1957年“万不可在三门峡筑坝”的科学声音不但没有人听，而且反因科学的真知灼见背负20多年的右派冤案，尽管不到两年，所有他预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一一发生，但有人“醉死不认那壶酒钱”，他的厄运延续了几十年，他是清华最后获得改正的“右派”，时年已届古稀。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才被容许在有关专业会议上就自己提出的有关方略作些讲解。此时虽不再受责问和批判了，但他的高论并未得到有关方面的应有重视。 这说明“唯实求真”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科学在权利的强大磁场中无法保持自己的独立指向时，“特立独行”应该成为科学家追求真理的行为特点和人格魅力标志。

据称，在庆祝黄万里九十大寿的会议上， 赢得最长时间掌声的，则是读完贺词中“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的时候，这表明科学工作者最基本的做人准则和价值取向的趋同。

科学家们都应该为能获得这样的掌声唯实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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