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灵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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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道”还进一步涉及“心”与“身”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即从古至今贯穿于整个人类思想的“灵”、“肉”问题。这不仅是神学、哲学、科学所关心的，亦是医学必须回答的难题。因为，人是有着心身两重性的，不仅仅“心理因素可以致病和治病”（阿维森纳的名言），在我们看来：心身相关性是关乎生命寿夭、健康与疾病的一大关键环节。
基此，我们仍可归纳出三类观念，这三类观念尽管本质上都属于心身二元论（详见拙作《中国传统精神病理学》），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旨趣，导致了完全相背的结果。一是精神肉体对立，突出重视“灵”，重视“精神”；蔑视“肉”，轻视“躯体”，这集中体现在宗教思想中。这无须多作展开，她只能引导人们拜倒在上帝之类“神灵”脚下，不可能发展出关于心身的科学认识，更无益于人类的心身健康以及众多疾病的防治。
第二种观念是对上述的反叛，笛卡尔是可以说是始作俑者，他对文艺复兴后的心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无法否定心可影响身这一事实，却过分强调身对心的作用更强，且“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严格的心——身二元论上”。心理学史权威舒尔茨认为，正是笛卡尔的思路，“迟早要把人的心只归结为一架机器”。正是这种在文艺复兴后占主导地位的、符合当时物理学的常识，大举渗透进入了生物医学，以致长期以来在主流医学界人们对心理问题不屑一顾，或者仅视为躯体的附庸。它也是没有给心理等因素留下任何地位的“生物医学模式”，会演变成主流医学教条化的“至上命令”，操控着一代代业医者的深层次根源。
第三类认识则是中国传统的（其实，在古希腊和古阿拉伯医学中也有类似的）即强调心身相关，并无绝对主与次之分。她强调心身合一（尽管她本质上亦是心身二元的），认为心身之间：“以先天生成之体论，则精（形体）生气（功能），气（功能）生神（心理）；以后天运用之主宰论，则神役气，气役精”。精神心理不仅可作为背景性因素（如个性、认知等），也可作为直接病因，影响人的生老病死。故中医学的传统是“上工守神”（注重精神心理）。我们体会，中医临床切脉、问诊等医患交流过程中，也都浸透关注对方精神心理的宗旨。
有哲人曾针对生物医学的现代，不无调侃地说：“十九世纪，上帝死了（指科学战胜了宗教）；二十世纪，人死了（指医学中，只剩下人的躯体，而精神、意识、思维、情感等被人为地抽去了）。笔者素对心身医学感兴趣，就临床体会而言，从事肿瘤临床与研究近二十年，可统计的资料3万多例。我们清晰地意识到，中国今天的肿瘤，较之西方，仍有着极高的死亡率，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主流医学工作者大多漠视对象的精神心理问题。换句话说，很大比重的癌症患者主要是死于心理问题的（详见拙作《现代中医肿瘤学》）。笔者所领导的研究和治疗机构，在这方面作出了针对性的努力，在上述观念启迪下，继承中医药关于心身互动关系的传统，并揉合了一些心身医学的做法，疗效明显要好得多。尤其在诸如胰腺癌、肝癌、肉瘤、脑瘤及老年肿瘤等难治性的癌症。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西方生物医学同样骨子里不重视这些问题，何以他们的五年生存率明显高于中国的一般水平。笔者分析认为：这是事实，但不能忽视一个重要因素，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宗教（宗教既给人精神归属感和情感支持，又有意无意地帮助人们从容面对死亡），在这问题上起着重要的补偿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的临床心理咨询和肿瘤患者社会支持系统，也起着积极、正性作用。而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社会，其他又都处于极幼稚状态。
早在80年代末，笔者在《心身医学概论》中就认为：心身医学有可能是中西医学交融的重要领域之一。今天，笔者仍持这一见解，主张在这些问题上双方都应低下头，聆听一下不同的声音，兼容并蓄。尤其关于心身相关性的见解上，主流医学更应倾听一下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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