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读《三国演义》，都会对第十八回的这一段描述留下深刻印象：

         却说夏侯惇引军前进，正与高顺军相遇……一箭射去，正中夏侯惇左目。惇大叫一声，急用手拔箭，不想连眼珠拔出，乃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弃也！”遂纳于口内啖之，仍复提枪纵马，直取曹性。

        好一个“父精母血，不可弃也！”孔子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如果不对此话作庸俗化的解读，我想大致可以理解为孝之根本，就是不可自暴自弃。父母养育子女，第一指望，就是儿女顺之自然，健康成长。

       今人常以“二十四孝图”中一些故事荒诞不经而弃之如敝帚，认为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我并不这样看，那或许正是古人的聪明之处，即明知此乃悖于人之本性，世人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偏要树起这样一些标杆，达到的是矫枉必须过正之效果。像“郭巨埋儿”、“卧冰求鲤”、“老莱子娱亲”等等，不论看似殘忍至极，还是肉麻至极，那都是告诫后人，做不到也没关系，但切切不可反其道而行之！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试图改造人的某种动物性本能：“可以为子女而牺牲，而不值得为父母做出牺牲。”至于这种动物性本能，古人也已作出了冠冕堂皇地肯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这二者说矛盾也矛盾，说不矛盾也不矛盾，那就看你在何时何地如何去具体处置了。

       何谓“反向动机”？简单地说，就是动机与行为的不一致。生活中就有这样的情形，一个后娘，在邻里面前，对丈夫前妻的孩子关爱甚至超过了亲生孩子，这显然是背离了一个做母亲的天性，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她知道，世人通常认为后妈会亏待（甚至虐待）非生孩子，为改变此刻板印象，她得“矫枉过正”。但事情的发展有时就是如此有趣，非生子女与邻居们的每一点每一次的“回报”，最终有可能导致动机与行为的一致，也即这位后妈的一言一行，与世人眼中“好母亲”越来越名实相符。

         基于“反向动机”，一个吝啬者有可能格外慷慨，一个懦弱者也可能特别勇敢。辛德勒从一个“奸商”到犹太人“救星”的过程，就是一个极好的“反向动机”能够产生崇高的经典教材。辛德勒的崇高当然是勿庸置疑的，也即后来辛德勒的所作所为，他的动机与行为是一致的，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转变，不要忘了那些犹太人对他一点一滴的回报与反馈。

         一场汶川大地震，震出了人性中的美，也震出了人性中的丑，也震出了一场关于孰美孰丑的大讨论。

       “你可以不崇高，但不可以无耻！”

         如此“掷地有声”之标签，无论是贴在范美忠（以“跑跑”著名）身上，还是改为“你可以崇高，但不可以无耻”反赠与郭松年（以“跳跳”著名），或许都有些问题。

          何谓崇高？一般指为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这个他人，若是牺牲者的亲人，通常也不会被视为特别“崇高”，这也正是曾有一位因救人而溺亡者迟迟不被当地政府追认为“烈士”的根本原因，因为被救者是他的表弟。

        “反向动机”或谓反向作用，是社会化了的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心理防卫机制，无需学而习之。估计人类社会很早就已洞悉这一奥秘，所谓圣主“以孝治天下”，多少有些自欺欺人，明知是“自欺”，却“欺”得如此煞有介事，“欺”得如此心安理得，当然是既有其实实在在的实用功能，也有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

         我欣赏本家秦晖最新一篇博客文章中的这一句话：“……中国传统文化中实际上培养人们有一种虚伪，就是“伪恶”，迫使人作恶。哪怕这个人内心并没有那么恶，也要表现出比较邪恶，如果不作恶，他就没法生存。 ”（参见http://vip.bokee.com/20080625560262.html）范美忠能够在凤凰台电视辩论中“翻盘”，赢得观众的同情，与郭松年一些显然可以质疑为“伪恶”的态度有关。一位公然要用人身攻击来对付一个明显已是道义上的“弱势者”，他的“恶”，除了用“伪”来形容，还真找不到更妥适的词汇。

          当然，我们还可以假设，如果真出现这样的情形：范美忠先救出了母亲而来不及救出女儿，相信他的母亲一定会不依不饶地向“愚蠢的”儿子讨要孙儿的性命，会在撕心裂肺中喊出些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绝情”之言，诸如“你为什么要先救我这个‘老不死’的啊……”。

         这一小儿科般的常识，岂能难倒出身北大的范美忠？这也正是他敢在任何场合公开宣扬：“不救母亲，但可以考虑救女儿”的底气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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