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常背叛态度

 

社会学家达力和巴斯顿做过一个实验：哪些因素决定人们会对处于困境中的人施以援手。实验的内容和步骤是这样的，被试是神学院的学生，他们要从一幢大楼走到另一幢大楼去做演讲，演讲的主题有两个，一是他们所擅长的某项工作；二是撒玛利亚人寓言（圣经中帮助处于困境中人的故事）。在两幢大楼之间的过道中，会有一个衣着破烂的人坐在门口，当被试经过他会痛苦地低头呻吟。实验者想知道的是：1、学生做的演讲的主题是否与帮助他人有关；2、他们在途中的匆忙程度是否有关。

结果发现：相对不是很匆忙的学生来说，匆忙中的学生停下来提供帮助的可能性要小一些；而演讲主题并没有明显地影响到学生是否会停下来提供帮助：尽管学生是神学院的，演讲的主题是如何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1]

这个实验说明，态度和行为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不知道道德是不是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也许真正的道德是言行合一，问题是古往今来又有几个人做到了呢？古人就说：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终古无完人。

这里的心就是道德，迹乃行为是也。

很多时候我们经常着急表态，可惜我们的行为经常背叛我们的态度。我听说中国足球队每次比赛前足协头头都要训话1小时，我没听说哪次奏效了的；我们见多了动不动就是什么“人民在看着你们”，“国家需要你们”，我也没看见哪次发挥了比不训话更大的作用。

在一个习惯了用道德来看问题的世界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总是道德。然而通常道德并不具备对全社会的约束力，它通常只能约束个人和较小群体的行为，甚至：它只能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不能约束其他人的行为。

道德对行为缺乏约束力在于，道德既不会作为良好行为的鼓励，更不会作为不良行为的惩罚。如果遇上根本没有道德感的人，道德拿他毫无办法，而这些人往往能够一次次利用社会资源来满足个人私欲；而那些心中具有道德感的人，往往被道德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过劳死。

道德只能约束个人，制度才能约束社会。

 

道德的局限性在于它不具有强制作用和规范作用

 

单从这次事件来看，范美忠不但行为有问题，而且言论也有问题。他的言行也许能够说明他不会是一个好老师，然而我们是否批评他，勒令其道歉，或者开除他，就能够重塑我们的道德呢？

我们往往一厢情愿的认为，如果要达成目标，大家必须要统一思想。这种想法是Too simple too young，Sometimes Naïve。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中国历代君王第一件事差不多就是要统一思想。君王们很奇怪的发现，尽管他们杀人杀到手软，还是有人不跟他们一个想法。99%的人敢怒不敢言，然而君王还是不能让大家和他一个想法，只能让大家听话，仅此而已。

也许对于君王来说，行动上听话已经足够，可这不正好证明了思想不可能被言论统一么？杀戮本身就是一种制度，一种最为强硬和简单的制度：按照我说的做，生存；不按照我所说的做，死亡。

有了这种简单直接粗暴而又隐蔽的制度，大家可以堂而皇之的去用言论来统一思想，用道德来约束中下层人士的行为。刘邦也好，赵匡胤也好，朱元璋也好，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道德的楷模。有了做皇帝的以身作则，臣子们自然就要有样学样。所以，我丝毫不纳闷历来乱臣贼子倒是能做大官，而恪守道德的岳飞们却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我们要惊讶于中国从来不缺恪守的道德之人，但从来没有道德把国家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比干也好，岳飞也好，文天祥也好，于谦也好，海瑞也好，他们的道德在激励一代代人前仆后继的同时，从来没有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只是为苟延残喘的王朝们赢得了最后一口回光返照的鸟气，在吐出最后一口腐尸味之后，王朝轰然倒塌。

道德是不过用来拯救个人的，如果我们竟然要期望道德能够拯救国家的，那么八国联军根本不可能入侵中国，因为西方国家发展最迅猛的年代，正好是他们最不讲道德的年代，而中国从来就不缺乏对内对外的道德。

道德的局限性就在于，它不具有强制作用和规范作用。道德可以让一个人成为神，但却不能让一大群小人成为君子。与其苦口婆心的把小人教化成为君子，不如想想怎么断了小人的后路。

给范美忠一点时间和空间，让他在暗夜里自己舔伤口和反思吧，如果他真是个毫无道德感的人，多说无益。我听过见过比范无耻百倍的人多了去了。

把讨论道德的时间和智慧用在讨论制度和思想上吧，中国从来不缺道德。

 

只有制度约束行为，没有言论统一思想

 

我们往往使用“众志成城”，“万众一心”这样的词汇，诚然我们确实需要众志成城外加万众一心，只是即使在当年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众志成城外加万众一心过。

 

我们往往错误的认为，如果思想不统一就无法达成社会的和谐和推动经济发展。其实只有让每个人的行为在良好的制度约束下，大家才可能在共同认可的规范下去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从来没见过天佑圣徒，更没有见过天谴贪官。岳飞们往往莫须有地死掉，和珅们恰恰逍遥游地活着。

皇帝们坐稳自己的江山正是通过坚决打击扰乱秩序者达成，而守秩序的并非都和皇帝一条心的，他们只不过在遵守制度的同时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已。腐败是皇帝可以容忍的，因为这种扰乱秩序的行为在短期内不会动摇他的根本。皇帝忽悠道德，那不过是在机关枪外面再上一把隐性的枷锁，他自己则从来不会认为道德会让自己飞升仙界。

而社会越是发达，思想就越难统一。在一个几百人的中型企业里，老板要统一思想都完全不可能，要在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统一思想，根本是异想天开。在一个越来越宽松的世界，当机关枪不可能再对准思想的时候，多元思想和多元价值是世界的必然走向。任何企图从形式上和实质上统一思想的言论和行为最终只能导致国家走向深渊。

而在现代经济社会，尽管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呼吁道德，可是我们也从来没有真正的奈何了不守道德的投机者，我们一方面对恪守道德的弱者严加要求，另一方面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看着投机者们绝尘而去。

 

中国从来不缺坚守道德的，但很少有为坚守思想和推动制度的

 

当我们习惯于审判道德时，我们已经耽误了行动。当我们习惯于审判道德时，我们已经阻碍了思想的洗礼。

道德总是滞后的，它是过去思想的体现；行动总是现实的，它是现在思想的体现；思想总是超前的，它是未来道德的体现。当思想和行动不符合道德时候，它要么是真的不对；要么只是不符合道德：仅仅是不符合道德而已。谁又知道呢？如果道德一再阻碍制度和思想，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甚至要远大于对不道德行为和言论的放任。如果有能够约束大家行为的制度，我们根本不用担心有人不守道德，因为即使他不守道德，对社会的危害也微乎其微，更能很快被社会修正。而当缺乏约束大家行为的制度时，不道德可以轻易摧垮社会的底限，而不道德者总可以无视道德扬长而去；社会以为是道德沦丧，其实只不过是制度失灵罢了。

道德创生不了制度，制度却能催化道德。道德拯救不了思想，思想却能拯救道德。

我们经常呼吁大家恪守道德的底限，其实我们谁都说不清楚道德的底限是什么。我们往往只有在出了事情，刺痛了我们的神经后才想着道德的底限，其实制度的上限就是道德的底限，你没有去推动制度时，就不会有人遵守你的道德。

 

走出道德理想主义

 

“如何使消极的道德转变为积极的道德并融入现实的生活?杜威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摆脱道德上的唯美主义，即放弃一直以来人们从没放弃过的道德上的唯理智论。不幸的是，受过教育的人们，特别是有教养的人们，仍旧受制于与现实隔绝的这种理论，认为维持这种理论就是维护公平、彻底、无私反思的事业。实际上，这种理论却是崇尚理性的人们构建出来用以自我安慰的手段，他们企图通过默想和静观的方式来获得崇高的道德，而不愿意去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的道德疑难和困惑。

走出道德理想主义，走进现实的道德生活，这是杜威伦理学的基本主张。道德唯美主义固然可以使人们变得崇高，但是退却这些高不可及的理想也并不意味着人类就不再有道德理想，也不意味着道德从此就会堕落下去。这种对理想的放弃不过是表明人类自己所塑造的道德理想王国的特点和功能发生了根本变化。”^[2]

用道德审判自己，用制度约束他人；让自己成为神的同时，保证其他人可以为人；而我们总是在要求其他人成为神的同时，有意无意的让自己变成普通卑微的人。

道德必须容忍思想，思想必须催生制度，制度必须保护道德。只有当三者形成良性循环]，走出道德理想主义，回归制度的平淡，社会的车轮才有前行。

 

为什么呼吁大家把视线从范美忠身上转移到豆腐渣？因为对前者的批判很难催生制度，而对后者的批判却在催生制度的同时，可以保护道德。

这将是我关于此事的最后一篇文章，写了好几天，可能有点零散。

 

[1] 以上两段文字来自于 我们不再感“恩”？

[2] 以上两段文字来自于 杜威论道德生活中的三对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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