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20年代就盯住中草药（外一则）

武夷山

 

梁波和翟文豹在《中国科技史杂志》2002年第3期发表文章，“ 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科研机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文章说：

1924年，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和日本“对支文化事业局”局长出渊胜次签署备忘录，决定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经磋商决定，中日双方10人组成中日共同委员会，在北京和上海成立分委员会。上海委员会中方成员包括余严（云岫）。

1926年12月，上海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了7个预研项目，首位是中草药研究。

博主：那么早的时候，日本人就盯住中草药，说明其眼光不浅。

1929年，正是余云岫提出了“废止中医案”。不知道他这个动议与其在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中日共同委员会的经历有无关联。

 

对私生活的不同态度

吴冠军在“什么是启蒙？――人的权利与康德的启蒙遗产”（开放时代，2002年第4期）一文中说：

不像许多西方大哲常有着不堪置言的私生活（如卢梭、叔本华、罗素、萨特），中国历代鸿儒除了好学勤思之外，更是普遍怀有极为强烈的理想主义的道德关怀与生命实践。

    博主：到了当代，在中国也不复如此了。像梁漱溟这样的人已属凤毛麟角。解放之后，国家干部“为了革命工作需要”而换掉结发妻子的事情是不稀奇的。这些年因情妇而落马的高级干部更是比比皆是。（见“今年12名省部级高官落马 情妇成高官们的死穴”，http://news.bandao.cn/news_html/200911/20091124/news_20091124_880521.shtml）。我们有一些干部（甚至学者）在尊重“人的权利”方面与国际接轨很慢，在“风流倜傥”方面则是大大超过克林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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