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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乱象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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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09年10月23日
引入具体的评价指标，能否从根本上遏制中国低碳城市无序喧嚣之上的虚假繁荣
【《财经网》北京专稿/记者 李虎军】一份由多家机构共同完成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城市规划和发展中应当引入低碳评价指标，以应对快速城镇化带来的资源和环境挑战。
本周一（10月19日），这份题为《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战略》的研究报告在北京正式发布。
报告称，只有采取低碳生态城市之路，中国才能推进可持续城镇化，并争取到2035年前后出现能源需求拐点和温室气体排放“零增长”。
“问题一箩筐”
当下的中国，正在快速推进城镇化。到2007年底，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44.9%。上述报告预计，到205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75%。
但与快速城镇化相伴的，是资源和能源供给不足、二氧化碳排放增长、水危机、空气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博士指出，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问题出现了一箩筐”，北京就是一个典型，城市发展就像“摊大饼”。
这位美国能源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前首席代表举例说，北京的机动车到今年年底将突破400万辆，发展速度超乎想象。“在听证会上他们还振振有词，希望多修路，把资源让给他们。”
此外，一些城市建筑成为了高耗能和高碳排放的代名词。他批评说，“像中央电视台的新大楼，没有窗户，全部用空调”。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缺乏有效的政府公共治理。杨富强说，很多地方的城市发展过分依赖土地经营，不断催生“地王”。这种模式容易带来行贿受贿等问题，也容易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发生冲突。
“一箩筐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在派克德基金会、休利特基金会和能源基金会这三家海外基金会的资助下，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牵头，组织国内十来家研究机构，从2007年5月起开展了“中国可持续城市项目研究”。
2009年8月，研究成果已由中国城市出版社结集出版。
什么是低碳城市？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低碳城市”已经成为中国当下最为时髦的一个名词，中国多个城市都提出要打造“低碳城市”。但究竟要达到怎样的标准，才能称为“低碳城市”？
《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战略》报告称，低碳城市是通过零碳和低碳技术研发及其在城市发展中的推广应用，节约和集约利用能源，有效减少碳排放。
但技术应用绝非发展低碳城市的全部内涵。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潘海啸教授负责的课题组，就在报告中提出了低碳城市的规划评价指标，如居住区周边3公里范围内的就业岗位与居住人口中就业人口的比值应达到70%以上，社区学校和医院是否在500米的步行范围之内等。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国际合作发展部主任黄鹭新及其同事提出的2020年中国生态城市指标体系中，也提出了上下班合计通勤时间小于1小时的比例应大于95%等标准。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迅表示，中国的大部分城市规划技术规范，出版距今已经十余年，其间多是只经过少量修订，已经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因此，有必要研究适用的低碳生态城市规划技术，并制订相应的技术规范。
有专家雄心勃勃地提出，要使北京成为全国首个低碳城市。但按照潘海啸等人设计的指标，北京距离低碳城市的称谓实在是相去甚远。
此外，报告建议，构建全方位的可持续交通系统，并在工业发展中推广节能和减排技术等，以压缩城市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
公共治理模式待变
在低碳生态城市的发展中，尤其需要的是体制创新。
报告为此建议，调整和完善地方党政领导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由目前的GDP主导，逐步转向更为综合化，使资源、环境和社会指标得到更大的权重，对城市政府的政治激励转向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促进社会和谐方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齐晔教授负责的课题组还认为，尽管中央政府近年来出台了许多鼓励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与具体措施，但与之配套的财政激励机制尚需完善。
因此，这个课题组在报告中建议，推动地方财政体制变革，弱化城市财政对土地经营的依赖，并尽快出台转移支付立法，通过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引导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结合。
报告还提出，有必要通过强化、细化程序性规定和完善制度建设，压缩城市政府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
此外，要发挥人大与政协的监督作用，构建公众参与的保障机制，并强化决策的专家咨询工作。
杨富强透露，这份研究报告将分发到全国数百个城市的市长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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