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并不隐瞒现今官场盛行贪污腐败之风。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中央纪委、监察部宣布：从2005年8月到2006年12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3 376件，涉案金额37.66亿元。其中，涉及国家公务员的案件3 128件；涉及厅局级干部71人，县处级干部543人。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杨志福在小组会上真诚坦言：“农民担忧什么呢？就是担忧政府的直接财政补贴被挪用、截留和贪污了。这个问题现在来讲很严重。你不让交农业税了，他用别的办法中间想办法给你截留一点。因为，像现在有些贪官污吏，什么都敢贪。”他向在座的国务院领导转述农民的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没兑现。”（引自《南方周末》2007年3月15日第9版）。贪污腐败已成为当今市场经济的毒瘤，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败坏社会风气的顽疾。

 

农业部告示要把“投标招标”作为六项商业贿赂治理重点领域之一。确切地说不能称为“商业贿赂”，而应称为“商业索贿”或“官员索贿”。因为前者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行为，后者是一种“主动的”索取行为。作者认为，实施良种补贴实际上是农业部财政部搭建了一座层层“索贿”的平台。

 

农业部实施良种补贴，本应发挥服务和监管职能，但在实际工作中“越位”成为实施良种补贴的“主体”。在今天无论是审定品种或制种数量均是供大于求的情况下，科研单位或企业老板必须主动上门“求神拜佛”，一层一层地去“搞关系”。首先必须到省里请求给列为补贴品种，再到地市农业部门请求列为招标品种，最后还要到县农业部门投标应招。在层层“公关”背后隐藏着潜在的“索贿”暗流。一位终日为此事奔波“搞关系”的老板叹口气说，这哪叫市场经济啊！完全是垄断体制下的“索贿经济”。一位知情人告知：良种补贴因为油水很大，过去都是由县种子站操作，现在局里县里的领导都插手此事。权力与利益挂上钩，以权谋利的现象就比较突出了。

 

这只是私下里灰色的个体“索贿”的一面，还有阳光操作群体“索贿”的一面。

良种补贴资金巨大，要开会，要讲话，登报纸，上电视。层层招标评审，就有所谓的管理费、检查费、验收费等等，还有吃、喝、住、行问题，经过市、县、乡、村，难免“雁过拔毛”。“羊毛出在羊身上”，大大提升了甄别成本和行政成本。据知情人介绍：很多地方一般是县财政局预留补贴款30%，有的是让中标公司交纳几十万元保证金，还有的是从公司盈利中提出1/2～1/3，最大的受益者是掌握主动权的县农业部门和下属公司。山东省一家地区科研单位中标100多万公斤小麦种子，被公开要求每公斤小麦提成4角钱。经理吓了一跳，惊呼还让人活吗？发誓宁愿种子转商不再参加应标供种。河南省一家省级公司在某县中标250万公斤小麦种子，县里除要求每公斤提成6分钱外，还要“赠送”两辆桑塔纳、10台电脑，组织一次“欧洲游”。通过了县级“关”，有的乡和村干部，因为发放补贴券或分种到户，多多少少也要收取若干“辛苦费”。

 

种业老板叹曰：良种补贴是“进去找死，不进等死”啊！

 

究竟有有多少补贴种子能发到农民手里，补贴款都用在什么地方了？某县一位农技人员提供一个估计数字：跑关系费用占5%，招标采购开会占2%，各级技术服务费占20%，虚报冒领占28%，提成占10%，其它占5%，真正能以种子补到农民手里占30%。他声称，这只是“个样”，不同地方可能有差异。但有人认为这种估算太直观太表面了，主要是没有计入“机会成本”。如果补给农民的30%是伪劣种子，产量减少，品质下降，与不要补贴多花钱买优质种子的丰产相比较，更是得不偿失；再加上劣种驱逐良种的长久效应，社会损失就更无法计算了。

 

有些单位还趁良种补贴机会“搭车坐轿”获取好处，如配售农药、化肥、种衣剂等。某省农业部门发出红头文件，指定“统一供种”必须要使用某几个厂家的种衣剂。权力与利益挂钩。其中奥秘毋须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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