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科学与哲学的交界处耕耘
——陈珪如教授小传
陈珪如（1907.5.16—1986.10.7），女，又名陈圭如，笔名陈晓时，福建福州（闽侯）人。1926年至1930年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学习。毕业后在上海清心女中、泉漳中学、中国中学等任数学教师。于三十年代开始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翻译研究。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京出版总署编译处副处长、中央马列学院理论教员、上海法学院教授。1955年调入复旦大学，任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主任、教授直至逝世。主要译著（含合作）有《唯物辩证法教程》（新知书店1940年）、《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读书生活出版社1948年）、《自然辩证法》（上海联合发行所1949年）、《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50年）、《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华书店1950年）等。论文有《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等。陈珪如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曾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写的论文《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中批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错误说法。陈珪如为我国最早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学者之一，被选为全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从教三十多年，培养了二十多名硕士研究生。
一、热心求学的革命青年
1907年，福建省闽侯的一个家庭中又添了一个女孩，她就是陈珪如。陈珪如的曾祖父一代家境殷实，但却因祖父不务正业，家财败尽。陈圭如出生时家境已十分贫寒，父亲常年在外，靠母亲终日织布为生。四岁时不幸丧母，陈珪如遂被寄养在外祖母家中，生活来源主要依靠舅父，虽然物质上穷苦，但舅父母很是疼爱，她的童年生活还是愉快的。
陈珪如的父亲陈耀西，曾于清朝末年留学日本，主修农学，是一位达尔文主义者，一生崇尚科学，回国后在福州主张破除迷信，反对旧社会，提倡新思想，后在北京农商部当公务员。由于父亲开明进步的思想影响，陈珪如十一岁时，被接到北京进小学读书。父亲收入微薄，家中又多兄弟姐妹，随时有辍学的危险，陈珪如从小就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十分刻苦。由于从小丧母，父亲常说她是“没有妈妈的孩子”，对她格外疼爱，尽力满足小女儿的读书要求。陈珪如读书期间，虽曾多次中断，且几次换校，但终于读完了小学。1921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她倍加努力，终日在图书馆埋头苦读，各门功课成绩都十分出色，学校很是器重。
由于酷爱数学和自然科学，中学毕业后的陈圭如很想把数学和各门自然科学逐门读一遍。但这毕竟是美好愿望。1925年夏，她先后收到了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但因为学费高昂，都没去成。此时，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天津南开大学录取了她。由于学费要低一些，不用读预科，还有留学赴美的机会，这对于想读遍各专业的陈珪如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父亲咬紧牙关，再次满足了小女儿的求学愿望，让她跨进了南开大学的大门。
南开大学的学习条件不错，每次奖学金也差不多都有她的份，哥哥送衣物来时还悄悄地把钱塞在她衣服口袋里，但是她却十分厌恶当时学校里的阔气风和洋气风。尽管英语很好，她却不满意教员不肯回答用汉语提的问题，甚至因而打消了留美的念头。由于看不惯学校风气，她暑期回家后找到姐姐哭诉。在姐姐的帮助下，陈珪如于1926年离开南开转学到北京大学数学系。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先生倡导下形成的自由的校风，以及学校里的一代追求真理的热血青年，使陈珪如如鱼得水。北大不用缴学费，也使她父亲减轻了负担。遗憾的是，在北大求学期间，深爱她的父亲不幸去世。自此她失去了一个依靠，但也更加成熟了。她一面在外教书维持生计一面学习，虽然生活十分艰辛，但她仍是学习用功，成绩十分优异。
在她进入北大的第二年，中国发生了剧变。4月初，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北京被捕，后被杀害。几天之后，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这些事变激起了陈珪如的革命热情，她在姐姐陈璧如和同学彭树群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珪如是十分钟情学术的，但在这些事件的刺激下，为了按照组织安排参加革命活动，她不得不经常放弃上课，这使她十分痛心。尤其是当她不得不放弃心爱的数学课时，她还偷偷地哭过好几次。
1930年五一前，陈圭如在参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礼堂内举行的纪念四-一二惨案的会议中被捕入狱于北京警备司令部。一同被捕的还有党小组长胡曲园，后成为她的终身伴侣。北京大学是从不开除学生的，但这一次却把她“破例”开除了。出狱后，又经几次大逮捕，陈珪如失去了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直到1953年3月中央组织部经过慎重审核，才正式批准陈珪如重新入党。
1931年春，出狱后的陈珪如与胡曲园结婚后同去上海，先后在清心女子中学、务本中学、泉漳中学、南屏女子中学等校任教，后又进中山文化教育馆搞翻译。在上海教书期间，陈珪如仍然保持着革命者的品格和热情，不失时机地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热情鼓励他们参加革命运动，甚至亲自领导学生的抗战运动，领导青年妇女俱乐部的工作，期间也曾因宣传抗日而被迫离职。
二、开拓自然科学与哲学的交叉领域
在北大学习期间，她常去北京的一些外文书店，购买阅读德、英、日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日文版的苏联杂志《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和英文版的《第三国际通讯》等。当她第一次从日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读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时，她感到视野顿时开阔起来。她的系统的自然科学训练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发生了高度和谐的共鸣。原来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还存在着这样一片交叉的领域，这为她一生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基础。
在到上海以后，基于她对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兴趣，加上她的仍然高涨的革命热情，陈珪如又想到了让她豁然开朗的自然辩证法。她开始与一些学自然科学的志同道合者一起，讨论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对人类思维方式和社会变革的影响，开始是不定期的，后来则发展到每周或每两周一次。她也开始在哲学与科学普及杂志上发表她关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的交叉问题的思考。在这种基础上，一些自由职业者、文化工作者及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参与进来，在1936年成立了中华自然科学研究会。
除此之外，陈珪如还参加了地下党领导下成立的哲学座谈会，自然辩证法座谈会，及后来的政治座谈会，还给群众团体主讲过《辩证法唯物论》。在这活动中，她结识了周建人、艾思奇、孙冶方、于光远等。
1936年春，陈珪如的哥哥、著名天文学家陈遵妫到日本去观测日食，陈珪如随同前往，希望能进日本帝国大学学习物理学。但该大学并不招收女生，而且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极不尊重，而国内的救亡运动也日益高涨，这使她在日本只呆了几个月就回国了。虽然在日本时间很短，但她日语的功底却更加扎实。同时，她也带回了一批新书，其中包括列宁的名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为她日后更为杰出的翻译工作提供了有力条件。
陈珪如的数理知识背景和哲学基础，以及她精通英、日两种语言，并能对德、俄两种语言进行基本运用，这使她在被迫离开中学教师岗位后选择了学术译著工作，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作为馆外编辑从事译书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未能去成延安的陈珪如一面参加救亡工作，一面从事翻译。在孙冶方的建议下，她与何封一起翻译了苏共中央学校的《唯物辩证法教程》，对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积极影响。
真正体现了陈珪如独立的工作与精神的，是她根据自己多年来学习和宣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体会，结合自己的研究编译的名为《自然辩证法》的著作。这本书系统介绍了自然辩证法这一理论学科，解释了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也说明了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科学与哲学交叉研究的重要著作。这本书在广大希望更深刻理解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誉为是在中国宣传自然辩证法的第一本启蒙书，对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建设发展以及自然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一出版就销售一空，前后共印行了四版。这本书也是陈珪如在自然科学与哲学的交叉领域所从事的开拓工作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多年以后，于光远在全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及广州、上海的自然辩证法专题讲座上，还曾多次肯定这本书在中国宣传自然辩证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且曾当面请陈赠书。她在书中说：“自然辩证法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一个没有完成的环，所以今后更加要努力建设它……”。这是陈珪如的学术生涯中真正的座右铭。
在中山文化馆担任翻译工作时，有位叫潘蕙田的编辑在着手把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德文本翻译成中文。在太平洋战争后，潘蕙田奉命去了延安，译书的任务就交在了陈珪如手上。陈珪如在上海淮海路的一个小亭子间里，以日文版与英文版作原本，参考德文与俄文版，开始了几乎长达十年的该书的翻译工作。1948年7月，以潘蕙田、陈晓时署名的译本《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由上海读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译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大事。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重印了此书。1981年，当她与多年前结识的前辈同志、91岁高龄的周建人重新见面时，周建人还不忘记称赞她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在这期间，陈珪如又翻译了斯帕克斯等人著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
中国的学术发展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处于翻译运动阶段，至今仍然如此，翻译介绍西方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主体。正是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中，陈珪如以翻译为主的学术生涯为中国的学术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解放以后，陈珪如曾在上海法学院任教，同时担任上海民主妇联的宣传部的宣传工作，1949年冬调至北京出版总署编译局工作，工作作风严谨，尽职尽责。但她并不喜欢做行政领导。因此，在工作之余她仍然动手译书。1950年，她翻译的由沙歧和摩斯通合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出版。1953年秋，陈又被调到中央马列学院哲学教研组任助教。当时杨献珍、胡绳都曾亲切地和她说：“你不是喜欢做科学研究工作吗，现在就让你做吧。” 陈珪如在马列学院的一年中，以其满腔热忱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研教学工作，才智得到极大发挥，工作成绩十分突出。
1955年初，陈珪如调至复旦大学哲学系工作，同年被评为副教授。自此以后，她一直留在复旦大学哲学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她先后开设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谈谈辩证法问题》、《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等等经典著作教学课程，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理解深刻，讲课表达清楚，教学效果反映很好，为哲学系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教师，成绩卓著。
三、培养从事交叉研究的人才队伍
陈珪如一直认为，一流的学术研究要有一流的队伍。在到复旦任教后，她更加注重这个队伍的建设。1956年，在她的倡导下，复旦大学哲学系成立了我国高等学府中第一个自然辩证法教研组，为理科各系研究生和哲学系高年级学生开设不同类型的自然科学与哲学的交叉性课程。1965年改建为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杨西光亲自提议陈珪如担任教研室主任。为了建立一支具有交叉学科素质、能够在自然科学与哲学的交界领域开展研究的优秀学术研究队伍，她又开始在哲学系和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各系找来一些青年教师，组成自然辩证法座谈会，每周一次，讲课并讨论。在这个座谈会上，陈珪如既任教员，又组织讨论，既研究自然科学基础，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座谈会形成了学科交叉研究的良好氛围，不少参加者后来成了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的骨干教师。
在文革后重建国家教学体系的过程中，陈珪如所在的学科专业成为首批获准招收研究生的专业之一。198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该专业又成为高等院校中首批拥有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专业。三十多年来，陈珪如指导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具有学科交叉特点的专业人才，包括几十名硕士研究生。他们现在都成了各单位的学术的骨干，许多人还成为蜚声国内外学术界的著名学者。
1978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成立，陈珪如作为筹委会领导成员参加了全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科学共同体建设。1981 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式成立时被选为党务理事。1979年和1980年，陈珪如作为全国著名学者先后应邀参加全国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会议和全国哲学规划会。1980年，她被正式评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以更大的热情致力于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新课题。
晚年的陈珪如虽然体弱多病，但却依然关心着学术队伍的建设和学术研究的进展。她十分关心教研室的工作，凡教研室的教学、青年教师进修、教研组规划等她都非常主动亲自过目，与组里的同志商量解决。在眼疾未愈的情况下，仍着手与组里同志一起编写《自然辩证法概论》，积极寻阅资料并亲自动手写提纲，并与同志们一起进行认真反复的讨论。
1986年10月7日，陈珪如因病长辞于世，结束了她不平凡的一生。陈珪如一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以其对于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以其个人的横溢才华、丰富学识、及对于学术研究的浓厚兴趣与超人的悟性，投身于教书育人事业，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和自然辩证法的学术研究，在自然科学与哲学的交界处辛勤耕耘，译著了多部学术著作和多篇论文，对于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建立发展及中国自然科学与哲学的结合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学术上具有深远意义。
在学术研究中，陈珪如一贯坚持认真严谨、实事求是的作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中，陈珪如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本着对党和国家建设事业的忠诚，敢于直言不讳，在一篇名为《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文章中批评了当时的不正之风。
陈珪如的一生是卓越的、奉献的，值得我们永远尊重和怀念。
(袁闯 朱晓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