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2008年的4月，是非典五周年的日子。在五年前，一场SARS席卷了中国上上下下。在应对非典的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很多很多至今仍鲜为人知的故事。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一位在非典时临危受命，连夜从美国回到国内，为战胜非典出谋划策的黄建始教授。目前，黄老师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 流行病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非典前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三州一省地方政府卫生局任流行病学专家和部门负责人，是联邦和州省政府公共卫生顾问，有着丰富的公共卫生方面的经验。

主持人：黄老师，您好！2003年非典时，您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黄教授：我是03年5月4号到的北京。

　　主持人：那时候非典在国内应该说已经遍及各省了。

　　黄教授：对。

　　主持人：您与非典是如何“结上缘”的？

　　黄教授：说起来为什么我会和非典联系起来，经过是这样的：2002年底我回中国找工作，因为我在美国呆了17年，很想回国工作。当时先到医学院来面试，就要求我做一个报告，于是我做了一个“生物恐怖离我们有多远”的报告。其中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阳光灿烂，几千人在大球场观看球赛，这时天上掉下一些小小的粉末，因为一个房地产公司正在用直升飞机拉着气球标语做广告。从星期一开始，各大医院出现了很多病人，病人症状都相同，发烧、咳嗽、呼吸困难，最后严重的要上呼吸机。而且很奇怪，很多人全家都病了，而且病的人几乎都看过球赛，病情还越来越急。结果越来越多的病人到医院来，医院加床的地方也没有，医生也病了，最后诊断结论是炭疽。但是后来就发现炭疽素不够，呼吸机也不够……在北京讲完以后，我就一直在等消息。

　　我是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毕业的，而且一直是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的流行病学教研组的学术顾问。他们知道我回来了，打个电话聊起来了，你既然在北京等消息，来一趟广州吧，给我们也做个报告，我就飞去了广州，大概是圣诞节前后。中山医科大学跟广州市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系挺好的，就把CDC的人员请去，我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们还在讨论，说这个公共卫生不治不行，早晚要出事的，而且最可怕的是出了事，第一线的医生你不准备也是要碰到，准备也是你要碰到。广州CDC第二天就请我到CDC座谈，并请我做顾问。

    后来我就回美国了，2003年1月初北京这边给我位置，让我回来做教授。当然我要卖了房子才能回来，卖房子就需要一段时间了。卖房子那段时间，我经常上互联网，偶尔就发现广州暴发SARS这个事情，因为炭疽和SARS是差不多一样的症状，我就打电话给广州CDC问怎么样，那个CDC主任接了电话第一句话就说黄教授，你上一次带回来的N95口罩在哪里？那个故事实在太灵了。我记得网上有一个广州红十字会医院还是什么机构，发了一个中文的公告，说出现了有什么症状的传染病。当时在互联网上有一个全世界流行病学和传染病专家的类似论坛的ＭＡＩＬＩＮＧ　ＬＩＳＴ东西，我把那个消息翻译成英文放在那里，让大家共享，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结果我后来才知道，每年要评一个在专业范围内谁是今年报告传染病最好的，那次我就被评上了。我是用最直接的信息引起全世界的重视，没想到我还起了一点这样的作用。

　　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亲自打电话邀请黄建始回国担当重任

　　黄教授：我在美国十几年都是在卫生组织内部搞传染病控制，包括大型的跨州的，跨市的，跨县的，和大型新发传染病的调查、控制，所以我就有比较多的经验。看到国内有这样的情况，我就写信给卫生部领导，具体应该怎么做。我说得赶紧把广州封起来，后来传到北京又具体建议如何把北京也封起来。我当时刚卖完房子，突然晚上八九点钟来了一个电话，一听是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当时4月底成立了非典指挥部，非典指挥部里面设了一个科技攻关组。组长是科技部徐冠华部长，副组长一个是陈竺（现任卫生部长），还有一个是黄洁夫副部长。当时徐部长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早一点回来，参加抗非典。回来后告诉我说他们要聘请了两个顾问，临床顾问是钟南山，流行病学顾问就是我。所以我2号晚上就去的机场，当时洛杉矶机场空荡荡的，原来坐几百人的飞机，那个时候只有三四十个人坐。

    因为是时差关系，到北京是5月4号下午，到了北京机场也是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科技部的人来接我，从飞机场到科技部的专家楼，一路上几乎没人。来接我的科技部的处长就说，黄教授，这可怎么办啊？当时街上真的没有人的。我当时随口说了句：两个月就过去了。后来过了两个月，到7月份真结束了，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了对中国的禁令。后来国家科技部做了一个国际SARS研讨会，我是这个研讨会的委员，我一出门碰到他，他就跟我说黄教授你真神啊，我说怎么神，他说你上次跟我说两个月，果然两个月就过去了。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SARS是一种急性传染病，急性传染病不需要很长时间。比如我们现在坐在这儿几秒钟就传给你了，很快就会传给其他人，不像别的要有特殊的接触才能传染，呼吸道传染病传的很快，很快所有人都传完了，只有两个结果，所有人都死掉了；要不就是很多人有抵抗力，不死，很简单。实践证明是不可能所有人都死掉的，历史上多少传染病都是这样，最后还是很多人活下来，急性传染病就是来的快，过的快。慢性传染病就不是这样，所以艾滋病为什么这么多年，因为它要通过性爱、血液、母婴才能传播。

　　回来后就参加非典指挥部的工作了，我介绍了美国的一些公共卫生体系的情况，提出来美国公共卫生整个体系都是怎么做的，他们都是很欢迎的。比如我说公共卫生安全就是国防安全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假如大家都病了的话，人家不费一枪一炮就进来了，所以公共卫生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家都很重视。

　　我等于是讲了一些一句话——帮助缓解恐惧

　　黄教授：参与了这些工作，后来就随非典攻关组的副组长，他带了一批科学家，我们先到广东，了解广东的情况，进行学术交流，介绍国外的情况。后来又到了香港，也跟香港进行交流，参与了一些具体的事情。顾问其实主要是做咨询工作， SARS期间我主要就是做一些咨询，参与讨论，然后介绍宣传，做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参与具体的什么到现场救人家之类，没有做这些工作。有些事情要说大也大，要说小也小。广东省ＣＤＣ请我做顾问也是介绍国外传染病控制的这些东西。因为当时大家最怕的是不知道这个病会怎么样，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等于是讲了一些话——帮助缓解恐惧，因为人最怕的就是恐惧。

　　比如说当时北京据说想建立一个大型的传染病医院，卫生局当时也准备请我做顾问，合同都拟好了，后来也没签，就是口头上帮忙做咨询。他们把计划送给我看，那天我还在深圳，我一看，不对啊，怎么可以建立传染病院，我说这个千万不能做。后来我还专门写给科技攻关组的领导，我说不能建这种传染病院。我说为什么？因为，一，北京原来有两个传染病院，如果SARS不来，就做不下去了，为什么？没有急性传染病，都是慢性传染病，如果再建大型的传染病院的话，SARS过后干什么？我给他算一个账，不要做大型的，两千员工，一千员工，每年光水电费、工资开支都要好几千万，我算的很具体。后来SARS过去了就不需要了，也没有再建。内蒙古当时花了一亿还是两个亿建了，之后没有人，就废掉了。上海也建了一个叫上海公共卫生中心，建在郊区，我去参观过，很漂亮。现在每年政府都要拨几千万到上亿的资金支持它，且不说建设时花了多少钱。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SARS后转战全国培训

    主持人：SARS之后您主要做哪些工作？

　　黄教授：SARS之后就是大量的时间投入培训，培训公共卫生各层干部，那个时候差不多每周要飞好几次全国各地去。北京市处以上的卫生系统的干部都听过我的课，北京卫生系统在小汤山办了三期学习班，才把所有处级以上的干部培训完，每次都是让我去讲半天或者一天。当时主要是宣传公共卫生新理念，公共卫生系统应该怎么建设，怎么应对传染病，因为当时是讲应急，我说应急是不行的，应该是应对，先做好准备，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被大家接受了。现在中国官方报告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每年至少几千例，SARS只是其中一例，就是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是运气好，干的正是当时政府需要的。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直不重视公共卫生，派出去学习的大部分都是在大学里面，或者在公司里面，很少有人在政府里面做公共卫生，而且做到部门负责人，做过传染病类似的项目。我在美国政府做过，所以我了解他们整个体系，才能把美国现代公共卫生应对体系建设的从理念到具体做法介绍了很多回来，就是做了这样一些工作。有些东西，比如刚开始很多人搞不清，包括有的院士都搞不清公共卫生是什么东西，认为全是政府的事情。所以我就写了几篇什么是公共卫生，公共卫生的特征，公共卫生的价值这方面的文章，介绍公共卫生，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是有限责任，他不是无限的，公共卫生是每个人都要参与的。大量的公共卫生的普及宣传和健康教育工作。

    主持人：SARS时很多人很害怕都想着去国外，您却选择了回国。

　　黄教授：我能在非典时期回国这个事情，当时报纸也报了。可能也起了一点稳定人心的作用吧，我个人觉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正好学这个东西，能为国家做一点贡献挺好的，而且我本来就是要回来的。

　　另外，对于SARS，因为我做传染病控制十几年，对这个很熟。比如说艾滋病大家很怕，而我20年之前就跟艾滋病人拥抱过，知道没事。我就很放心的告诉大家这些东西，提供一些信息，就是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SARS推动中国各方面改革脚步

    主持人：回来后您生活方面是怎样的一个状态，跟普通人一样，用84，戴口罩吗？

　　黄教授：我当时回来第一天是住科技部的公寓，后来部长说这个不行，条件不好，后来把我搬到梅地亚（酒店）去了。当时每天吃早饭我要等一个小时，为什么？只给我一个人做，我吃了好几天我都吃烦了，都是一样的东西。后来我想到门口吃，那么一条街，我找不到吃的地方，所以只好回去吃。当时确实是大家很恐慌，不过我只戴了一次口罩。就是跟领导去香港时，接待我们的医院领导等都戴着口罩，出于礼貌，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戴上了。在酒店里84（消毒液）工作人员也发了，我一直没用，没必要的。

    其实当时中国的恐慌和“9-11”以后美国的炭疽危机是一样的。到了04年，SARS再次在北京出现，大家就不慌了，那个时候我也参与了整个过程。04年ＳＡＲＳ出来的时候，是04年是4月22号，新华社发布的消息，我们也是那两天知道的，已经快到五一了。卫生部把我们几个人叫过去讨论五一要不要放长假？我们做全面的分析，因为这个责任是很大的，五一不放长假，就意味着北京的损失那是以亿来算的，我们就一条一条的去分析。最后我们分析了所有从传染病正常的传播途径到其他的各方面，全排除了以后，我们得出的集体结论是说五一应该放长假，这个传染病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主持人：就我的记忆而言，SARS时到处是84的气味，到处都是戴着口罩的人们。

　　黄教授：其实SARS期间，还是反映出中国的很多信号。SARS不是传染病里很严重的疾病，但是中国当时的那种做法，到处撒消毒液等都没有用。有用的其实是一种最简单的方法，这就是自我隔离。其实在防治传染病、防治慢性病上，都不要迷信技术，现在我们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一个毛病是迷信技术，我们应该相信科学，不应该迷信技术。相信科学就是用这些很简单的科学方法。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国士无双》，这本书我感受很深，写的是伍连德博士在约一百年前，他在东北控制鼠疫的流行，当时哈尔滨死了好像五六万人，他当时采取的控制措施和我们SARS期间一模一样，而我们SARS期间，我们开始并不了解伍连德做的这些东西。所以中国人的传统，优良的传统都应该得到传承。所以我觉得你们在五年之后纪念SARS，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提醒大家要关注健康，只有每个人都关注的话，大家才能有一个健康的环境。

　　SARS唤醒全民健康意识

　　主持人：您回来之前有没有觉得，您身上所承担的任务太艰巨了？

　　黄教授：全世界都一样的。最主要我觉得中国在健康、在疾病预防、在公共卫生体系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观念的问题。举个例子，已经有多少科学证明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东西，竟然我们的烟草局有官员还在提要制造老百姓抽得起的烟。但实际上它是在透支子孙后代的健康，有科学家研究发现中国一年的烟草利税是1050亿，但每年因为烟草造成的健康所引起的经济损失要付出1500亿。

　　五年后的中国完全能应对再一次SARS来袭

　　主持人：如果五年后的今天，再有像SARS那样的传染病袭来，您觉得我们今天能否很好的应对？

　　黄教授：也不能说很好应对，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我们有能力应对这种传染病。

 　 主持人： 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今天有能力应对像SARS那样的传染病？

　　黄教授：我刚刚参加了全国的传染病监测方面的会回来，因为我也是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家专家组的成员。我发现现在我们在传染病监测方面，可以说是世界最好的之一，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全国网络直报到县、乡，我们中国做到了。就是说你在江西的某个县发现传染病，北京马上就能知道。这个系统是全世界最庞大、最好的，而且我们的分析整理工作也达到国际水平，已经和国际接轨了。应对传染病的软件方面这几年已经训练了不少人。所以在传染病方面应该说大的威胁我们是完全有能力控制的，可以说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现在关键就是说信息的畅通和观念的转化还存在一些问题，再就是基层人员的培训，整体素质的提高，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自我管理自己的健康最重要

　　主持人：回国前你所看到的，与您在美国想象的一样吗？

　　黄教授：当时我在美国，得不到中国的消息，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发信息的时候，是根据内部网站。

我以为中国流行病学工作可能比较落后，结果回国以后，我发现中国实际上是有一流的流行病学的专家。我想可能中国是设备某些比较落后吧，结果我发现广东CDC有些条件比美国的CDC还好，硬件不差。就是软件的问题，软件确实很重要，所以我也做了大量的这种培训、宣传理念工作。

    主持人：SARS后您主要在做什么工作？

　　黄教授：后来SARS完了以后，我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后发现其实中国的慢性病比传染病对中国人的健康威胁更大，而且慢性病威胁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二三十年以后出现的。怎么做呢，正好美国有一个健康管理的理念，国内也有人在推，什么叫健康管理呢？就是一个人群中，比如说有一百个人，有一个人是得了严重的疾病，有十几个人是得了慢性病的，还有80个人像你我这样的健康的。但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各种环境污染、压力等等原因，这80个正常的人不可能保证不得慢性病或者急性病。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危险因素，什么叫危险因素？比如说抽烟，比如说喝酒，比如说熬夜，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高血脂，这些都是危险因素，都是科学证明过的。每个人身上，包括我在内都有这些危险因素，如果不把这些危险因素去掉的话，早晚要得那些病的。健康管理是做什么呢？就是用科学的手段把你身上这些危险因素找到。找到以后，通过各种各样的行为，从医学、预防方面，想办法让你减少或者去掉那些危险因素的一整套方法，这就叫健康管理。

　　主持人：SARS之前您通过假设，成功预言了一起公共卫生事件，现在您还有类似的担忧吗？

　　黄教授：不敢说预言。SARS之前我讲的故事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说当经济社会发展了以后，如果公共卫生不跟上，这个社会是发展不起来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公共卫生传染病控制。

　　我现在讲第二个故事，就是说像SARS那样造成大家恐慌的那种病，有可能会再发生。我虚构了这个故事：2013年6月份，全球天气变暖，6月份开始，各大城市都很热，大家都开空调，空调负荷不够，电力不足，后来就不能开空调，大家晚上睡不着，就在街上打麻将。还好那个时候经济还不错，股票也出现了牛市，全民炒股。全民炒股的下一个结果是什么？西方的金融大鳄又看到机会了，又来兴风作浪，一下子牛市又变成熊市了，许多人的退休金全都灰飞烟灭了，这种情况下肯定跳楼的有不少，但是更多的人打了一夜麻将打的稀里糊涂中风了，心肌梗塞。结果从6月开始，北京、上海、广州、天津这些大城市医院里陆续来了很多很多中风的病人，最后连加床的地方也没有，最后连医生、护士都中风了。得了中风不是就死的，中风会瘫痪，这样的话还要有人照顾。结果这么庞大的人群，医院顾不了，家里没办法开始不上班回去照顾病人。所以学校、政府、企业都没办法运作了，你说这多可怕。而急性传染病两个月就可以过去，但像中风、心肌梗塞，大家知道那是事后几年都好不了的。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话是很可怕的。当然我很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但是这种事情是完全有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有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庞大的中风和心肌梗塞高危险人群，具体数字一亿五千万高血压，大概一半以上没得到控制，只有10%控制了，没控制的人都可能像高秀敏、侯耀文那样突然就走了。一亿六千万高血脂，两亿肥胖，4000万超重，4000万糖尿病，如果我们不把这些高危险去掉的话，让他们健康的话，就会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现象。大家一定要合作起来，希望媒体多呼吁，让每个人知道这个的危害，知道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一旦发生是很可怕的，甚至比SARS还可怕。

　　嘉宾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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