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宇宙天地宽分享 http://blog.sciencenet.cn/u/陈学雷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从事宇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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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文化运动过激言论的反思--读张祥龙《深层思想自由的消失》 精选

已有 10511 次阅读 2009-5-14 22:28 |个人分类:读史偶得|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五四, 传统文化, 张祥龙, 新文化运动

不知承蒙哪位先生的好意,我从去年开始获赠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主办的《科学文化评论》双月刊。一读之下发现这确实是一份极佳的刊物,其文章内容有新意而文笔精当,也很有可读性,颇值得推荐给科学网的博主和用户们。以最新的一期(第6卷第2期,2009年4月)为例,其内容包括

陈方正:一个传统、两次革命——论现代科学的渊源与李约瑟问题
张祥龙:深层思想自由的消失——新文化运动后果反思
江才健:“五四”九秩谈启蒙
黄小茹、樊春良、张新庆:疯牛病事件与英国科技伦理环境的变化
南星:从“活力”之争看莱布尼茨的“力”概念
何辉快:当代越南数学
华新民:朗道和他的秘密档案 ——附:克格勃关于朗道院士的秘密档案(摘录)
马大龙:维护科技奖励尊严,深化奖励制度改革
邬贺铨: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
邵鸿:改变行政化趋向:推动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梦隐:“五四”寻踪

前几天,武夷山先生在科学网上转载了非常精彩的《朗道的秘密档案》一文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0440)。王鸿飞兄则在博客上提到他买了一本陈方正先生的《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0868 ),刚好我前几日也不约而同,买了同一本书,而《一个传统、两次革命》正出自该书作者陈方正先生,其关于李约瑟问题来源和发展的介绍与论证,极为明白晓畅,尽管对该文中对李约瑟问题(或相应的“为什么科学在西方产生”的问题)的最终解答,我有不同的看法,这且放在以后讨论。这里,我想先谈谈读了其中张祥龙教授《 深层思想自由的消失——新文化运动后果反思》一文的感想。

前一段“五四”九十周年时,媒体和网络上出现了不少纪念文章。我们国家的媒体和门户网站做这些专题的时候,尽管现在看上去似乎是百家争鸣,但都有一个上级定下的主旋律。比如今年在门户网上看到的文章,都是肯定“五四”的,而对所谓近年来出现的“否定五四”的思潮予以不点名的批评。这种千篇一律的声音,哪怕写得再好,宣讲的人再能说,也难免让听讲的大学生们昏昏欲睡( http://news.sohu.com/20090505/n263773691.shtml )。张祥龙先生的这篇大作大概就属于这些被不点名批评的对象吧。我在网上搜到了张先生的这篇文章,因较长,另发文转载(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1945) 供读者参考。

张先生此文区分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尽管两者经常被作为同一件事(包括这次纪念“五四”也是如此): “新文化运动是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而发动,其后波澜汹涌、影响深远的一场文化运动”,与“因中国受外国列强的欺凌、当权者媚外卖国而奋起反抗”的“五四”运动不可同日而语。“新文化运动将中国当时的贫弱归因到自家祖先,必欲从文化上全盘西化。”

具体的表现,如陈独秀在新青年中说“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胡适认为: “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陈序经说“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鲁迅则讲:“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可恨的中国的家庭,空气恶浊到了一百零一度。”钱玄同称“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他给出的理由是:“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方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这样的建议,得到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赞同(只是不同意钱玄同还要废口头汉语,而代之以世界语的主张)。胡适写道:“独秀先生主张‘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我极赞成。” 钱玄同废汉字主张中那种不假思索的崇西蔑华的强烈文化立场,为新文化人士们共享。明白表示者不少,而后来的曲折表达者更多。鲁迅写道:“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瞿秋白声称:“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毛坑!”

对此,张先生的评论是,“民族生存与这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被完全割裂和对立。新人士们相信,民族要生存,就要摒弃此民族的文化。这种文化自戕,在世界文明史中要算一个奇观。” 新文化运动开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文化策略,与其他有历史感的非西方民族的现代化策略很不同。在这方面,中国是唯一一个通过灭除自己的传统文化主体来向西方开放的。印度、日本、阿拉伯、伊朗等等,都不采取这种策略。他们的知识分子主流尽量将现代化或向西方学习与保存自己传统文化的灵魂结合起来,起码有这方面的强烈意识。我们看到,这些民族的传统文字、传统信仰没有灭,国家也没有亡,反而以文化上比较健康的方式在全球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哪里有什么“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之类的新文化逻辑?

对于张先生的这些评论,我非常赞赏。新文化运动的许多过激观点现在仍被国人无条件的接受,而从未被认真地梳理和批评过。时至今日,象鲁迅的《狂人日记》这种全面否定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作品,仍然是我国所有中学生的必修课,而且讲授的时候也是对其予以几乎完全的肯定,而很少辅以必要的批评和反思,这样的文章毒害着我国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心灵。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蔑视和敌视,最终导致了文革时的破四旧。时至今日,人们不再去烧字画、砸石碑了,主要是因为知道那些东西的经济价值了,但是对许多宝贵然而无价的传统文化仍然是漠视的。所谓文字规范委员会时不时要发些通知,强迫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使用简体字而不允许使用繁体字。更可笑的是现在的电脑汉字编码有局限性,许多汉字输入不了,不去考虑如何改进电脑软件(现在的电脑软件经常更新,因此这本来是件很容易的事),而是削足适履,强令人们取名字的时候只准使用电脑中已存的汉字,根本把传统的汉字资源当作可有可无的破烂。这些现象恐怕都与新文化运动的遗毒有关,非常值得反思。

不过,张先生此文中的有些观点,我是不能苟同的。张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后果是产生了变相的思想专制。“ 新文化人士们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衡量文化优劣的标准,它相信能够找到区分真理与谬误的终极标准,所以总要将世界分为两块,一高一低、一光明一黑暗”。“人的使命就是去追求这已经被昭示出来的真理和光明,消灭谬误和黑暗。所以,对于这种思想方法,没有终极的或真实的思想宽容可言,因为这不符合它的基本逻辑。怎么能对谬误宽容呢?对于低劣、罪恶、丑陋,只应该将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嘛。所以,这世界上真诚的普遍主义者们,无一不有思想上的专制倾向”。而新文化运动思想方法上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来自传统西方文化,其古代哲学的典型表达是柏拉图主义,宗教上是基督教神学,近代则是唯理主义和科学主义。 而中国历史上的学说,比如儒家学说、道家学说等等,虽也主张“仁”或“道”是普遍真理,但没有一个相信这个终极真理可以被充分对象化地表达出来,成为一个可以量尽天下现象的标尺,它们都认为真理的实现需要时机、技艺、缘分,不可能以充分对象化和普遍化的方式来直接判定真理的现实形态。正因为这个缘故,它们都为其他学说和文化的生存预留下了空间和时间。中国历史上没有过宗教战争,以及像西方中世纪那样的长期思想专制。

如上所述,张先生是以思想上的普遍主义作为西方思想的缺点,以非普遍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点。他的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值得思索和玩味。但我觉得,这种中国非普遍主义,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宽容,但也可以说是思想上的一种懒惰和随便,这种“宽容”导致思想缺乏深入的交锋、批判和创新,而这恐怕正是中国的思想、文化长期停滞不前,现代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的一个重要内在原因(参见我去年写的 《新视野400札记(三)天文与历史》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45646 )。真正的宽容,是“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值得深思的是,这种真正的宽容出现在西方而并非中国。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专制,固然与“普遍主义”有关,但更根本的还是由于政治体制上的缺陷。另一方面,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普遍主义”,但学术自由的范围也很有限。

张先生还引用了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认为“科学研究依靠范式,而范式可以是复数的,而且相互之间不能还原为一。这也就意味着,即便通过科学的视野来谈真理,也没有新文化人士心目中的西方科学的唯一真理性”。 在“科学”前面加上形容词,比如“西方的”、“东方的”、“中国的”,并不是赘语。中医可以是不同于西医的另一种治疗疾病的范式,甚至中国的古代数学也可以有自己的范式。

我认为张先生上述对科学的理解是不正确的。科学研究固然可以存在不同的范式,但这些范式之间是存在竞争和优劣之分的,其中劣势的最终会被淘汰,而不是象张先生误以为的那样可以永远并行存在。这正是为什么伽利略和牛顿的力学范式会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力学范式,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又会取代牛顿力学的原因。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各自的价值和合理性,不能简单地说一种一定胜过另一种,但就科学和技术而言,还是存在优劣的客观标准的。即使就文化而言,也存在相互的交流和融合,也存在陈规陋习的废止。

总之,我不赞成张先生这篇文章的一些理论基础,我也不认为新文化运动完全一无是处——至少它还引入传播了西方的许多观念和思想,开阔了普通中国人的眼界。但我非常赞同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新文化运动时的某些过激说法,是有重新清理、评价、批判的必要。只有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
价值和地位有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才能在新的世纪里形成在世界上站有一席之地的新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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