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四十而不惑”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不才于“不惑”之年，混了个博士头衔便匆忙回国。然而，余早过“不惑”之年，回国20余载，却“困惑”直至“耳顺”。

回国之时，因离家五年眷恋故乡，便到故乡某所工作。还没有正式报到，就因一项投标工作直接介入方案的编写工作，尽管中标后因资金问题项目未启动，但在当时该项目属于国内较早采用请专家评审定标的大事，《人民日报》记者还以“请赛（Science）先生”为题小书了一笔。不想作为主要答辩人的我，却因在回答评委提问时缺少“艺术性”而开罪了某位“大专家”（竞争对手的顾问)，“投标”成功却丝毫未带给我“胜利”的喜悦，反而在此后不久，就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该专家的“抬爱”。此回国后之第一课，也是“惑”之开始。

20多年了，从参与国外导师的研究工作到回国自找研究题目再到为一组人找寻和选定研究方向，环境和角色都在不断变化之中。20多年来也算是为申请项目多少体会到酸、甜、苦、辣的滋味。

刚回国那几年，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内基金项目不断，现在想来，除了可以问心无愧地说申请的题目属于前沿研究和已有的工作较超前之外，大概那时还算“稀有”的“洋博士”的光环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用。在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两万的基金项目，已足以使我卖命地干上几年来报答公费留学之恩了。这些都可以归入回国后品尝“甜美”的时光。此时似觉不惑。

后来因为所在研究所改制，科研人员要自己养活自己，像我这样位卑又不善交际的普通科技人员，靠有限的基金项目再也难以维持生计，不得走向“市场”寻找横向课题。然而，在国营体制与市场机制的矛盾之中，生性迂腐的我惨淡经营一阵之后，眼看就要混不下去了。幸天无绝人之路，被某集团公司看中，经过克服单位内部诸多阻隔，终于带着整个研究室与对方开始了合作。就这样，过了一年“公司老总”的瘾，过着“半儒半商”生活，虽留念科研，却也无奈。感谢当时的所领导敏锐地觉察出我们在外合作期间工资比所里高的弊端，以两条莫须有的罪名将我们“挽救”回所。等到了结与合作公司的后事回到原单位时，过去仅存的科研经费发放几个月工资之后，几乎耗尽，研究室人心涣散，于是纷纷各奔前程，研究室最终解体。尽管对这段经历中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狼狈仍记忆犹新，但总算有一点聊以自慰的收获：“网络工程缺少理论和技术规范的不完整性”逼出了我的“网络工程大、小生命周期”的理念。惑耶？不惑？

后来，由于难以适应“研究所企业化”的新形势，回国12年之后，决定到大学过过“为人师”的瘾。初到该校，因无桌、无椅而享受了几年“茶博士”的待遇，每次课后与学生 “搓一顿”之后，便到茶馆“指导学生”；本科、硕士、博士轮流上阵。感谢这段经历的清闲给了我弥补过去因忙忙碌碌而失去的大量阅读的机会。经过四年多的努力，2004年拙作《现代网络通信技术》终于问世，该书斗胆“批评了OSI/RM的‘不完备性’，提出必须用带外信令思想简化Internet体系结构”，构建“单物理层用户数据交换平台体系结构（SUPA）的下一代Internet的框架”。似乎此间困而不惑！

本世纪之初，国内外都把IPv6当作下一代Internet的代名词，2003年笔者在国际上提出不入流的观点：解决下一代Internet的关键不是IPv6, 而必须重新审视其体系结构，以迎接高速交换、服务质量保障、安全和移动性带来的严峻挑战”；提出应当把用户数据交换平台尽量简化，实现高效交换并融“服务质量保障机制”于底层的用户数绝交换平台，实现SUPA体系结构。尽管2006年，美国全球网络创新环境（GENI）相关网站也公开表明类似观点：“有30年历史的Internet已经成为阻碍迎接挑战和限制发展的重要因素，必须重新建立概念上层次清晰（Clean Slate）的体系结构”，但回想近年国内投入数十亿去跟踪国际标准IPv6的“创新”活动和自吹的有关IPv6研究国际领先的报道，不觉又困惑起来。

无独有偶，笔者在国内召开的某国际会议上聆听某“X士”宣讲某交换技术之高妙后请教“如何能解决该技术在服务质量保障和传输效率之间的矛盾”时，该君未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后来有幸再见到该君时，竟意外发现他居然同意我的错误观点，而他不得不正面宣传该技术优越性的苦衷是他承担某国家大项目正是有关发扬该技术的研究。悲乎哉！

90年代中期笔者也曾有幸被推荐竞争“XYZ”某专家组成员，在答辩会上发表了ATM技术前景堪忧的谬论，这有悖当时国内外势头正盛的观点，当然难以得到评委的认同，无缘进组也在情理之中。悔不到90年代后期当这一观点已不再新鲜而成为学界之共识之时，再高举“跟踪国际先进技术的创新大旗”去分一杯残羹。

尽管笔者近年也获得过两项“自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也从20年前的几万提高了十倍。但也不乏被一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非技术性评审意见（诸如：“申请书中某些内容讲得不够清楚”之类）否决的经历。但相比之下，与 “被人枪毙了还不知身犯何罪”的“暗箱”评审相比，已不知好上多少倍。在前一种情况下，“被告”总算能够幸运地“知罪”，多少知道“法官”的判刑原则；如果不服，还可以“上诉”，间接地与不知名的“法官”商榷。在笔者申请项目的经历中，也不乏自不量力地想申报大项目的碰壁经历。余曾不识时务地尝试申请过国家“XYZ”创新性项目，却愚蠢地对项目指南中把已经成为国际标准的技术当作“创新”研究发了杂音。此举实属“自绝于科研”自杀性申请，其结果自然也可想而知。笔者作为“被告”被评审时，自然也遇到过哭笑不得的场合：某“专家”似乎连网管与网络测试的区别的基本概念都未搞清楚，就在评审会上给申请项目定罪：“有了网管根本不需要研究网络测试技术”，百姓遇到兵，有理能讲得清？愿上帝让曾经坐在评审席上心虚过的“专家”灵魂能够得到安宁！

在国家“十一.五攻关”项目征求意见时，笔者也曾不识时务地提出应研究下一代NGI体系结构的问题，尽管该题目在征求意见稿中存活了“两轮”，但在第三稿中相关研究又回归了“跟踪国际先进技术”的正确创新轨道。I had to give up! 因此，在申请科研项目中笔者是困惑和愚蠢多于清醒。

当然，回国以来也并不都做“被告”，稍有点名气后，也开始参加各种评审，当起“技术法官”的角色。初次参加某校国家攻关项目的评审工作，在评审委员会推敲评审意见之时，某评委突然兴奋地建议应在评审意见中写上“感谢东道主的热情招待”，虽然该项“合理化建议”未被采纳，但在百姓尚不太富裕的八十年代，评审宴席后“惬意”不觉溢之于词。难怪回国后由我所第一次承办国内某学术性工作机构会议后，该机构秘书给我的来信中公开教育我：老X,你知道本次本会对你们所和你个人的前途有什么影响吗？” 原来“一失足”真千古恨啊！该君目前已是某部高官，其书面“教导”至今仍然珍藏身边，以便时时学习。

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评审费已经合法化外，评审费也成为通过评审的重要手段。事实上，项目评审上，邀请哪些专家实际上直接关系到项目能否通过和得到何种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讲，目前的评审除了报奖需要外，“究竟还有多大的实际价值以及评价的客观性如何”都是值得管理者深思的问题。当“法官”时，余也常感“困惑”。且不说接到通知后有人打电话约出去“请教”之类的困扰，在会上如何把握好提意见和评审结论之间的关系对每个评委都是一种责任心、良心、关系和学术道德之间考验和权衡。当然在在评审中，包括博士、硕士论文答辩中，也不能不说没有“乐趣”，听到某些大专家几乎每次都提同一或类似问题（诸如“应用前景如何或程序有多少行”）之时，除了感到悲哀之外，有时也难免忍俊不禁。

余回国凡二十余年，从“不惑”之年，混到“耳顺”之年，始终未能理解祖训“中庸”的精髓，故不得不“困惑”至今，况“耳亦不顺”，即使在几年后退休时能否不惑，也尚在未定之数。余曾戏说退休后要学写武侠小说。也许在人造的武侠的虚幻空间里能够去发挥遐想，可自觉不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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