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2009年3月20日发表于《科学时报》 第4版

“三鹿事件”后，有人指责正是由于秸秆饲料品质差，生产的牛乳蛋白低，才造成不法分子往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人工合成“蛋白”。他们建议在农区搞“种草养牛”，从源头上解决饲草营养问题，并建议将“草粮并举”、“草粮轮作”定为基本农业政策，推翻自1996年起国家确立的秸秆养牛指导思想。

　　

 对于这个事关“三农”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应科学对待。“三鹿事件”的根子是企业诚信问题，而不是出在秸秆身上。青贮玉米秆喂饲生产的牛奶乳蛋白含量在2.7-3.0%之间，西方人工种植苜蓿喂饲的在3.3-3.5%之间，国家规定的标准是≥2.95%。可见秸秆养牛如配合一定的精料(豆粕和豆饼)，是能够达到质量要求的。“三鹿事件”发生的根源与秸秆养牛无关，我们不能因它有缺点而全面否定它。

　　

 农民为什么喜欢秸秆养牛？原因很简单，成本低廉。农区秸秆就像草原上的草一样，大量富裕，且不要钱，许多在地里白白烧掉了。牛是理想的“蛋白质转化器”，可将秸秆变成牛肉和牛奶。小麦、水稻、玉米秸秆，经过简单的处理，就变成了理想的饲料。所以，在淮河以南水稻区，农民用稻草饲养水牛；在北方小麦及杂粮产区，用麦秸、玉米秆、花生秧、豆秸、红薯殃喂牛，是有长期传统的，多则数千年。在农区，舍饲是最常见的养牛方法，汉字中的“牢”指的就是舍饲环境中的牛。在山东省平邑县蒋家庄，科学家们带动农民用秸秆养牛，老支书蒋胜利已养过三茬了，每茬3头，养七八个月，获纯利七八千元，农民尝到了甜头，有十几户农民跟着学。他们在地里捡拾人家不要的秸秆，亲戚朋友也将闲置的秸秆送给他们。“拾草养牛”将一堆废草变成了牛肉卖钱，农民非常喜欢。

　　

 2007年全国畜牧业消化秸秆2.23亿吨，约占中国秸秆资源可利用量的三分之一，节约饲料粮0.55亿吨。除此之外，由于牛粪还田，减少了化肥用量，改良了土壤，反过来还会增加粮食产量。还是在上面提到的蒋家庄，农民蒋建强常年养殖，每年将牛粪、猪粪等施加到自家土地上，化肥减少到了普通农民用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其产量依然最高，有机肥用地的好处充分体现出来了。目前，国家为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搞配方施肥，施的还是化肥，治标不治本。如果大力推广秸秆养牛，生产有机肥，则根本不用搞配方施肥，既充分利用了废弃秸秆资源，又产生了能源(沼气)，还养肥了耕地。这是“一箭三雕”的好事情。国家应出台补助政策，积极鼓励农民“拾草养牛”和“有机肥养地”。

 

在农区搞“种草养牛”，有违农业生产规律，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在河南农村，曾经推广过“种草养牛”项目，地方政府千方百计让农民种上了苜蓿，可是因成本高卖不出去，农民第二年只好回过头来种小麦，却发现苜蓿是多年生植物，其根部可往地下扎90-180厘米，很难除净，气得农民只骂娘。农民说，“种草养牛”肥的是利益方(企业和主管领导)，苦的是老百姓。

 

中国适宜种草的地方在草原，而不是在农区。中国拥有各类天然草原近4亿公顷，占陆地面积的41.7%，是耕地面积的3.2倍。但长期超载过牧草原退化严重，迫使国家实行的草原保护政策。在目前中国国情下，草原上生产的牛肉和牛奶远不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草原上，平均每75亩能承载1头牛，农区3亩耕地的秸秆就能承载1头肉牛，9亩耕地秸秆承载1头奶牛。可见，搞好了农区秸秆养牛，对于减少草原压力，恢复草原，抵御沙尘暴是有重要贡献的。草原要充分发挥其生态功能，农区要充分发挥其生产功能，而持久的农田高生产力必须通过秸秆过腹还田来养地，舍此别无他途。

 

遗憾的是，秸秆养牛的现状不容乐观。尽管国家意愿很强，业主的呼声也很高，作为养牛主体的农民积极性却在持续降低。主要原因在市场。牛是大牲畜，饲养周期长，养牛业存在着“卖牛卖奶难-价格下跌-宰杀母牛-牛犊减少-供应短缺-价格上涨-养牛增加-卖牛卖奶难”的恶性循环。现在，受“三鹿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奶价从3.4元/公斤下降到2.6元/公斤，活牛收购价也从15元/公斤下降到12元/公斤。受市场冲击，中国牛的实际存栏量呈现下降趋势。而地方政府为了夸大政绩，会把养牛实际数量扩大3-5倍。仅从官方统计数字是看不到的中国养牛业的真实内幕的，这是很危险的信号。

 

秸秆养牛利国利民，促进这项工作良性发展意义重大。政府应采取“抓中间、促两头”的做法，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抓住农民分散饲养育成牛这个中间环节，来带动集中养牛的各个环节，促进秸秆养牛业的可持续发展。至于要不要搞 “种草养牛”，老百姓说了算，政府不能盲目干涉。

 

　　

 

　　(孙育峰为天津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