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大开眼界的经济学家名言

虽然我知道所谓“经济学家”都是代表一定利益集团的雇佣军，因此他们的意见和主张都是针对一定利益集团而言的；虽然我也明白经济总是和政治偕行的，因此也不幼稚地认为那些研究经济的人就能针对现实问题能够提出相应对策；尽管我知道即便是独立的经济学研究，也未必能够预测形势，因为主流经济学的任务是在解释世界，因此一点也不高估他们对未来的预言。但他们的一些能够展示他们才清的高论还是让我大开眼界。

下面是部分高论和学习体会。

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　　——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郎先生的许多真知灼见受到政府和人们的敬重，难怪胆如此之大。只是郎先生的另外一些言论很难证明他是中国经济的救世主。

腐败有理论

1985年，中国的腐败开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宽慰而不是担忧。……中国必然要遇到调控和腐败增加问题，出现得这么快并不是什么坏事。——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

腐败走向的也许不是腐烂，而是健康。不然的话，腐败增加怎么会不是坏事呢？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张曙光(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在改革过程中如果碰到特权者不肯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我们就必须用钱出买，而不是法规之类的措施去限制去剥夺。否则就会给改革增加阻力。腐败泛滥，贿赂盛行，我们应该弹冠相庆啊，干吗忧心忡忡？因为腐败和贿赂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张维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所以，我们在改革过程中一定要高举腐败的大旗，一定要坚持腐败五百年不动摇。尽管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专家表示，普遍存在的严重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源头，尽管根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的2002年的一篇论文统计(1999～2001年)：党政机关一把手们每年从国库里盗走GDP的14.2%～14.9%，9875亿—12570亿元之间，是我国4亿多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是2002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2640亿元的近4倍！手头上没有去年的相关数据，但现在有魄力的后继者一定有更显赫的战果。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张五常

经济智者在这里好像也有一失：国家用大笔钱买了特权之后，他们不是又可以“以资产换特权”的方式换来权力吗？这样改革不就演变为国家和特权者做交易的过程了吗？

共同富裕有害论

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厉以宁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时间里，我们搞市场经济，生产效率提高了，社会财富增加了，但是收入差距也拉大了。任玉岭认为，正是由于收入差距的过于悬殊，造成多数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大多数人需要消费，想消费但无能力消费，这才是国内市场消费比例甚低，内需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
     共同富裕观是代表落后的，反动的。——刘吉
     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张维迎
     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厉以宁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厉以宁

据国务院参事 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日前介绍：我国城市人口中的20%富人拥有金融资金的66.4%，而20%的穷人仅拥有金融资产的1.3%，从消费零售额看，2007年县和县以下10亿人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仅占GDP总量11.7%，而县以上城市3亿人以下的消费品零售额占GDP总量的25.5%，按人均计算，相差10倍左右。有资料表明，过去20多年年均经济增长9.5%的中国，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接近“社会动乱的边缘”。
     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无懈可击。——刘吉

我们可以仿说:刘先生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伟大到足以连续获得十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无懈可击。
     中国的穷人不应叫穷人，因为改革还没完呢，穷人有可能成为富人。所以穷人应该称为“待富者”。——厉以宁

厉先生的此论显得有些陈旧，因为几十年前中国就没有失业者，只有待业者。

私有化神圣论

世界上，马克思最蠢。马克思的理论早已盖棺定论。我张五常不过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加几个钉子而已。唯有私有产权最重要”。——张无常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剥削理论对经济建设毫无用处。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通过生产和消费的私有化，让花钱和劳动更有效率，同时消灭妨碍自由交换的特权。 ——茅于轼

绝对的自由好像也不是灵丹妙药。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京城四少”之一)　　

仅举一例：顾雏军和格林柯尔在收购中存在关联交易、财务数据作假、挪用科龙资金用9亿多元人民币换回了资产总值共计136亿元的企业。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一言以蔽之，在一些经济学家眼里，改革就是甩包袱，财政甩包袱，政府甩包袱。于是，政府的金库满了，老百姓的囊中羞涩了，各种对抗层出不穷。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盛洪　

按照张、厉、樊、盛等人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即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去7000多元，3000万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将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或者说，流进了私人腰包。而谢国忠将国有资产全民平分的做法全世界绝无先例，也不可能有。

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樊纲(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

拿纳税人的钱为相关利益集团服务就是部分所谓经济学家的全部。有人把中国经济学家分十类：决策圈经济学人、“议会”经济学人、方案经济学人、讲坛经济学人、课题经济学人、绿卡经济学人、公司经济学人、民间经济学人、诸侯经济学人、报章经济学人。

 物价上涨合理论
       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厉以宁

厉先生虽然身居高位，见多识广，还是有些小气。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数以十计的房子，因为进入小康的个人或家庭，不能老是跑到一个地方休假。
         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 ——王建(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

确为高屋建瓴之论。

如果有机会向总理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　　——萧灼基(北大经济学院教授)

真希望这样的人生活在那些深山老林里，他们说的话很难被他人听到，也不可能通过网络之类让他人知晓。否则北京大学首席教授非我莫属（如果设此岗位的话）。

　    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张维迎

此论出自声明显赫的张先生之口，确实让我有些意外。因为要让付不起一年4000元钱的穷学生上得起10000元以上学费之学的前提起码有两个：穷学生成绩都优秀，且奖学金的发放都公正，只有这样，穷学生才能靠奖学金上得起学。而实际情况是家境贫穷的学生并不个个成绩都那么出色，且奖学金的发放并不都是那么公正。张先生自己在前面的那段话里还肯定了腐败目前泛滥的合理性。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医疗产业化后，中国医院收费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4倍以上。中国消费者协会2003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中国大概有50%的人生了病不敢去医院，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药品价格过高。而根据官方统计，中国10年教育乱收费已达2000亿元人民币！

“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我也主张电价要涨。”——茅于轼

好像是应声虫。

灾害有益论

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　　——刘伟(北大经济学院院长，“京城四少”之一)

那么，我们是不是该为去年四川的大地震而欢呼，因为它刺激了数以万计的需求？我们是不是该为所有的灾难而喝彩，因为多难兴邦？我们真该大量大学生无法找到工作而庆幸，因为我们国民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

治穷先治懒、治懒必须逼、逼民先逼官。　　——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京城四少”之一)

钟先生确实是罕见的高人，古人说一语中的，他能一字中的。

有网友曾以入木三分的功力评论上面的部分高论：“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在问题到来之前能比普通人先看到问题的，了解问题的实质后，能够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这几个最粗糙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里有谁做到了吗？不要说提出方法，连问题都没有能力看到，从来没有为问题预警过。除了放马后炮最厉害之外，没见有别的本事。”许多著名经济学家还有一种本领，那就是像一则寓言里的空桶那样发生震耳欲聋的响声。难怪一个企业家在全国政协会上深有体会地说：“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已经证明不行了,需要有一个民间独立的机构和他们进行质询,还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所以，“我们企业做的事情和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反其道而行就行了”。

下面两则高论留给有兴趣的网友评点。

把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找过来，这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建一所学院，就建在圆明园的遗址上面，形成一所联合大学！就叫做圆明园大学或叫八国联合大学。简称八国联大。　　——王建国(北大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MBA与案例教学中心主任/光华管理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8亿亩红线的数目完全是拍脑袋出来的。 保护耕地面积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大幅度上升。为什么必须取消这条红线？因为它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茅于轼

刘革新称主流经济学家判断已不行 应淘汰一部分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90310/15105955854.shtml

3月10日上午10点10分,铁道大厦3层会议室,全国政协委员刘革新在讨论中扔出一个“炸弹”。
　　“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已经证明不行了,需要有一个民间独立的机构和他们进行质询,还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刘义愤填膺。
　　此话一出,会议室内顿时炸开了锅,委员们互相交头接耳,点头摇头此起彼伏。
　　刘还拿出自己的经验和与会代表共享。“我们企业做的事情和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反其道而行就行了。”
　　热闹五分钟之后。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接过话头。
　　“我承认我们是失败的。我在内部开会的时候,就说了很多伤人的话,我们重犯了98年就犯过的错误”。张坦言。
　　“实际上,至少这一轮,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跌眼镜,也并没有一二个人的错。”一位委员私底下向记者表示。
　　为什么会失败？
　　多位与会代表总结道。
　　“我们实际很多的学者都是教科书思维,照本宣科。”
　　“我们实际很多学者都没有深入实际。”
　　“我们实际很多学者都是摸着领导的脾气做研究。”
　　此时,与会的全国政协委员邓伟说了这样一个故事。“3年之前,一位非经济学家的哲学届人士向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要警惕2008年的经济危机,特别要警惕美国；巴菲特当时也跟我说,我现在已经不再做任何投资了。”
　　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决策单纯指望官办的研究机构,可能会出现偏差。
　　如何进一步加强宏观政策的前瞻准确性？
　　多位委员建议“加大力度扶持民间的的研究机构,并且着力畅通民间机构和决策层的沟通渠道。”(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