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从上述看，顾炎武与清朝官员的交往范围足显其广矣。不消说遗民人物，就是其他一般平民甚至官员，也未见得会结交如此之多的包括上层高官和地方长官在内的各级官员。而实际上顾炎武一生中所结交的各类官员还远不止上面这些人物，仅见于史载的就还有诸如太原守周令树（字计百，河南延津人。康熙十年，顾炎武曾为其点定荀悦《汉纪》）、山西交城令赵吉士（字天羽，一字恒夫。杭州人。康熙十年十月，顾炎武曾与他以及陆庆臻、蔡湘等剪烛赋诗）、华州吏目王尔谦（常熟人。康熙十七年十二月，顾炎武曾主其家）等等，在此不能一一详述矣。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这种社会性决定着人们必须在彼此相互合作的关系中才能生存和发展；而为了建立这种合作关系，人们就需要而且必须进行社会交往。在人类历史的一切阶段上，人际间形形色色的各种交往，本质上都是人们为着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寻求其合作的机会，探讨其合作的途径、手段、方式，以最终达成其相互之间某种形式的有效合作的行为。在这里，交往只是合作的社会形式，合作才是交往的社会内容。顾炎武与清朝官员的交往，就其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而言，也不外乎是为了谋求同清朝官员的某种形式的合作，以实现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而任何合作，不论是经济合作抑或政治合作，还是其他形式的合作，本质上又都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利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凡合作都是双向或多向度的，是需要互补的合作双方或多方之间互利互惠的互动过程。在顾炎武与清朝官员的交往关系中，从清朝官员方面来说，他们之所以同顾炎武进行交往，不外乎这样几个目的：

 

一是出于朝廷之“大公”的目的，利用顾炎武来为清朝统治阶级服务。譬如，推举他出来参加由于清朝当局出于政治考虑而需要编纂的《明史》的编纂工作；

 

二是出于地方之“小公”的目的，利用顾炎武来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譬如，华阴县令郭九芝，其热诚邀请顾炎武到其富平生活，即是指望他这位“命世宿儒”能为振兴“关学”发挥其别人所难以发挥的积极作用；

 

三是出于个人之“私”的目的，利用顾炎武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关系来助成其名利之欲求。从曾经做过顾炎武邻居的陈芳绩曾“作书来蓟，干禄之愿，几于热中”[1]的情形，便不难推想当时同顾炎武打交道的那些清朝官员中有多少人（特别是下级官员）是为了“干禄”才同他交往的了。而事实上，顾炎武也的确曾经在这方面帮过别人的忙，例如，康熙八年，其德州的青年朋友谢重辉赴京就职时，就曾带了顾炎武为他写的推荐信要去见刚从中书舍人晋升为礼部仪制清吏司的颜光敏，请求颜予以关照，其信中这样写道：

 

……兹有德州方山谢年兄入都，附此申候。方山为内院清议公之冢嗣，翩翩文雅，更能熟于古今，少年中鲜其俦匹。属以荫职赴部，一切仰祈照拂。缘弟夏秋主于其家，昕夕对谭，心所归依惟在门下……[2]

 

这样的例子对顾炎武来说恐怕不会是绝无仅有，既未必是前所未尝有的“破例”之举，也未必是后所不再有的“下不为例”之举。

 

另一方面，从顾炎武方面来说，他之所以同清朝官员进行交往，则有这样几个目的：

 

一是出于营生目的，利用清朝官员来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3]和助成其谋生之需。

 

顾炎武一生中几次遇险逢难，最终都是由于他的那些直接或间接的清朝官员朋友们出手相救才得以度过危机的。他在丘章的庄田，也是前后委托了章丘的徐县令和后任的魏县令来代理经营的。

 

另外，顾炎武在北游以后在经济上也或多或少受过他人的接济，他曾在不同场合数次提及这方面的情况：“出游一经……所至之地，虽不受馈，而薪米皆出主人”[4]；“吾在贵县（引者案：指富平县）一载，除酒肉之外，一无所收，去时惟受九芝十二金，为雇车之费而已”[5]；“华令迟君托人致意，谋为朱子祠堂，卜于云台观之右。捐俸百金，弟亦以鹾台（引者案：指盐运使黄斐）之赠四十金佐之”[6]。其所受固然不多，却也帮助他解决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必要开支。

 

二是出于治学目的，利用清朝官员朋友们为他提供的比较安全的生活环境和其他有利条件来助成其学问。

 

顾炎武当初之所以出游北方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北学中国”。五十岁以后，他就更是“笃志经史”[7]了。他在北方结交了那么多的清朝官员朋友，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成就其学以致“经世之用”的志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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