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的这篇文章会让很多喜欢相声的朋友感到不舒服，可是我并没有伤害谁的意图。对于相声，我是想把它放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上来思考的，并不具体针对哪一个朋友的爱好抑或是哪一位相声演员的“艺术创作”——如果我们把它也当作艺术作品的话。
据说相声是中国北方的一种曲艺形式，它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的俳优、魏晋时的笑语、唐代参军戏以及宋金杂剧里的滑稽表演等等。如果从“相声”一词本身的含义讲，就是模仿各种声音，也就是象声。由此而言，战
我讲述相声的历史当然是看了一些资料所然，翻阅大量古籍，也没有看到一个成型的古老段子，实质上也就无法了解相声的原始状态。我对相声的了解只限于当代，而就是这些相声就让我感到，它在中国民族文化心理滋生出一颗肉瘤，虽然它不是毒瘤，也是一种赘物，从根子里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文化气质。听过相声，如果你是一位有良知的人，你就会感到中国人是多么阴损，多么猥琐，多么下流，多么无耻，多么缺德……
我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但是对于相声我是持极端批评态度的，我之所以这样对相声不留情面，就是看到它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起着极大的负面作用。有人说相声的所谓艺术特征是寓庄于谐，即运用幽默的形式表现严肃的主题——这真是笑谈。纵观当今所有的相声段子（文革期间的相声除外），没有一个表现了什么严肃的主题。其形式也谈不上什么诙谐幽默，而是插科打诨，阴损蔫坏，厚颜无耻，低级趣味。就像郭德刚的段子里说的那样：“相声讲究四门功夫：吃喝嫖赌，”（说到这里，捧哏装傻地纠正说：“不对，相声讲究说学逗唱。”郭德刚一脸坏像地问：“改了？”）——这虽然是一种反讽，但是从骨子里透出的那种无耻可谓入木三分。如果我们把相声看作是一种艺术形式，那么艺术追求的是什么？众所周知，艺术追求的是美，美的意味，美的境界。而相声的结果恰恰是对美的瓦解和颠覆。每当听完一段相声，在笑声之后就会感到受了愚弄，浑身不自在，然后就有一种真切的摔落感，仿佛从高处跌落下来，什么崇高、尊严、人格、理智，都随着这种摔落飘散，摔到最低点，摔倒不认识自己的状态。其实相声演员们也鲜明地感到了这种摔落，郭德刚曾说：“五十年的精神文建设就毁在你这段相声里了。”这虽然是一种夸张，讥讽检察机关的小题大做，但是郭德刚把问题看得过于轻松了。相声不是毁了五十年的精神文明文建设，而是毁了五千年的精神文明建设。郭德刚在德云社里说了一些所谓在电视台不能播放的段子，有些是不堪入耳的。在把中国人的人格推向低级趣味的过程中这位仁兄是急先锋，而且打着新生代相声的旗号。试举他的一个不能在电视台播放的相声片段：
大家很热情，下面说点电视台不能播放的，不让放的。
如今的事情很难说得清楚，好多当官的伸手要钱，跟贼似的；那贼有组织有纪律，你分得清谁是官谁是贼吗？
你看那电影演员都很贱，今儿跟你睡，明儿跟他睡，跟妓女似的；你看那妓女，她不想接客她就不接，你分得清谁是演员谁是妓女吗？
你看那导演，一个比一个流氓，上了这个上那个，跟流氓似的；你看那流氓，带着墨镜跟导演似的，你分得清谁是导演谁是流氓吗？
你看那警察，说打人就打人，说骂人就骂人，跟流氓似的；你看那流氓，跟人客客气气，你分得清谁是警察谁是流氓吗？
……
这种相声是在拿社会开荤，如果社会真的像郭德刚说的那样什么都分不清了，连警察和流氓都分不清了，那么这时的说者一定要负起社会的责任。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说者在这里有什么责任感，而是通过夸大的“分不清”把人们的情绪导入低级下流的状态。很明显，这种相声在瓦解社会的同时也把自己瓦解掉了。郭德刚不也成为导演了吗？他是不是也加入了那种“分不清”的行列里呢？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相声这种艺术的怪胎，我想这与中国的乐感文化有关。所谓乐感文化是指文化的一种范式，也就是指一种追求欢乐的文化。需要说明的是，乐感文化的产生并不源于乐感的社会，恰恰相反，越是悲剧性的社会，越是苦难的社会，越是容易产生乐感文化，就像数学中的反比例，悲与乐是相反相成的。古希腊是乐感社会，但是它的文化恰恰是悲剧性的。而我们的古老社会是悲剧性的，中国是在极度苦难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它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作品，著名的戏剧《窦娥冤》还是以大团圆结局，窦天章为女儿平反昭雪。文化范式是社会意识的宣泄，受尽苦难的人们在文化上一定会渴望欢乐，于是就会产生相声这样的艺术形式。正是由于我们太凄苦了，所以相声才那样堕落。如果我们正视相声的这种无奈的表达，就必须指出它在文化上的低级与猥琐，就像允许人们吸烟一样，烟的包装上写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字样；而相声一定要注明：“此种艺术是文化肉瘤”的字样，让人们知道，这是一种赘物，是颠覆文化的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