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思想、有内容、有道理的说，常常就是很重要的做。该说的时候不说，是一种不做事情、不敢承担责任的表现

 

李珊珊

 

 

在万圣书园二楼见到饶毅。中年，黑色T恤，眼镜——那是近视镜，专用来看远处的，看茶水单时需摘下，捧起单子来仔细辨认，因为“老花好几年了”。

 

去年9月，神经生物学家饶毅接受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聘书，全时回国担任院长。为此，他将放弃自己在美国西北大学的讲席教授和该校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职位。饶毅的回国一度曾引起了中国科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份关注，不仅因为他是生命科学界第一位放弃了美国名牌大学讲席教授职位、全时回国效力的科学家，更因为他曾一直是个以直言著称的批评者。

 

2004年11月18日的《自然》增刊上曾刊登过由饶毅、鲁白和邹承鲁联合署名的评论文章《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文中，他们写道：“中国科技管理体制迄今远落后于经济，没有根本的变革，中国科技进步就被体制延缓。”除了直陈现行科技管理体制的弊端，他们甚至提出了解决方案：设立一个总理科技办公室，把科技经费的分配权移交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这类“有合理体制的基金管理部门”或是直接进行科学研究的部门。

 

那篇文章中，饶毅的头衔是“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共同主任”。人们在怀疑，如果头衔变成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学院长”，饶毅还敢不敢说话？

 

就这样，对这个人的回国，有人击节称赞，也有人干脆认为是“飞蛾扑火”。

 

而人们就愈加想知道这个人究竟为何回国，他希望为这个国家带来什么？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回国快一年了，他现在有什么想法？

 

“害怕竞争完全是多余的”

 

访谈前，看过一个很长的单子，是饶毅到北大后的事务记录。教学方面大的改革自不必说，琐事甚至有上法庭为学院教授辩护、学生事故处理之类——诸多琐事都是外界看不到事情。既是院长，又要管理一个试验室，他哪里来的时间，又是出于何种动机，还会时常对外界发言？

 

饶毅说，人不仅要做，而且要敢做敢说。公益的事情，不说，就是躲避。有些事情说了，提醒其他人做。有些事情，其他人想做，但是不敢。比如他前阵专门提到的“要重视教育”，是因为现在大家重视研究，反倒不太花时间做教育。说出来，希望更多的学校看到希望激励其他学校、支持其他学校重视教育的老师也重视。“后面的人做同样的事情时，阻力也许会小很多。”

 

几年前还在美国时，一次访谈中他就提到：研究生招生的关键是要建立竞争机制。要允许研究生报考多个培养单位，使各个单位关心怎么样才能招到优秀的研究生，在它们之间形成竞争机制。国内各单位间害怕竞争，这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国内多年面临海外学校的竞争，阻止国内竞争不过是有利于海外学校罢了。”

 

他对记者说，“研究生的质量对学院研究水平有很大影响，北大竞争本科生生源的必要性应该远小于竞争研究生生源的紧迫性”，而现在的情况却刚好相反，“几个学校在争取高考状元，纯属追求表面效应。高考状元争取过来，简单的指标大家都看得见。没有意义。倒是研究生需要竞争。我们的研究要靠好研究生，而生源常常出国或去国内其他单位。”

 

对北大生科院的研究生招生，他坦言：“我们其实压力很大。好的本科生，文科理科，都会自动考虑北大。而研究生就不一定要来北大。”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他觉得奇怪的事情，比如清华、北大、复旦三校居然没有校际保送生。他说：“这是各个学校不团结的一种陋习，封锁学生封锁到了不合理的程度，学生可以去科学院、可以出国，但是北大、清华、复旦相互之间大学生不能保送对方研究生。”

 

除了招生，研究生培养方面，他正在提倡研究生轮转的方式。“就是研究生第一年可以在几个实验室体验，自己选一个，进入实验室工作。”他觉得，“这不是浪费时间。导师与学生之间要互相匹配才能做得好。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婚姻有点相似。”而实施过程中，重要的是心态要放开，老师不要认为学生要求换老师就是老师没面子。师生之间的选择与转换“就是大家在精神上实现匹配。不要觉得我不跟你了或是我不要你了就是对彼此的惩罚。”轮换制度中，“学生在多个不同的实验室工作过，以后实验室间合作起来就会很自然，不需要依赖老师发起，学生就会经常提示老师想不到的合作思路。”另外，招生时不分老师，大家吸引优秀生源时动力也会更大。

 

“这些改革，看上去对大家都有益，会有人反对吗？”

 

“当然，但是为了长远的利益，必须改。”

 

他的学生告诉我：“饶老师在科学上的点子很好玩，虽然不一定都能做成。”出入实验室，他偶尔会吹口哨。高兴了，在学生面前直接就哼起歌来，哼的什么，大家却记不起了。他会鼓励学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学生放着音乐做实验，学生不用请假就可以决定什么时候休假。这种情况，在其他实验室，“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人物周刊：为什么回国？

 

饶毅：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多次了，有些人好像不理解。

 

人物周刊：您每次的答案都是三个字“归属感”。“归属感”是什么，能解释一下吗？

 

饶毅：这种感觉其实很多人都有，只是大家没有意识到。就像生物里的一个词“本体感”，你站在这里，不用照镜子就知道自己是站着的，知道自己的四肢在什么地方。我们对这种感觉习以为常了，也就没有意识了。归属感也是一样，其实很多人都有，只是他们自己没意识到而已。

 

人物周刊：您曾说过，中国文化缺乏Professionalism的概念，而且说，中国学术界缺乏Intellectual的气氛。能具体说说吗？

 

饶毅：Intellectual被译成“知识分子”，是对这个词最大的误读，它该是“智识分子”。知识只是Knowledge,它是必须的，但仅有知识还不足以成为智识分子。智识分子享受经常的智力生活、智力刺激。在UCSF（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一周有三次很好的学术报告，我很享受。国内很多学生一周听不到一次学术报告，就该觉得智力饥饿。如果不饥饿，那就要考虑是否适合做科学。

 

至于professionalism更是个很大的题目，它和Intellectual都是中国没有的概念，所以我也就无法翻译这个词。它的中文解释——专业主义、职业主义，抽象到等于没说。举个例子：两个人有不同意见，争论起来，professionalism就是不能把这种冲突扩大化，发展到打击报复，公事、私事要分开，Professional在很多事情上都有体现，体会到了这个词，做事就不会太幼稚。

 

人物周刊：您说，13年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是指什么？

 

饶毅：我大约从1995年开始往中国跑。最开始，国内有些人大概比较“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度”别人的想法。总有人想我们到中国要占什么便宜。到后来，看到什么我们心甘情愿地吃亏，才相信我们不错。这也是直接看到我们的人。神经所要成立的时候，因为中科院准备关掉生理所建神经所，生理所的老师、学生、退休职工开大会，还准备上街游行。虽然后来没发生游行，但当时的压力很大，只是办一个科学的研究所，却几乎要变成一个政治事件了。

 

人物周刊：这是行政方面没处理好吧？

 

饶毅：不光是体制的问题，其实有更深层的文化原因。

 

另外，“五四”运动也许需要反思不同层面的问题，比如，它让年轻人以为打人、烧房子是好事情，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就激动起来，不能平心静气地讨论。极左分子喜欢这么干，极右分子也这么干。

 

人物周刊：您说“幼稚是希望的源泉”，是针对您这次回国和要做的很多事吗？

 

饶毅：有些东西不要搞得太清楚，太清楚反倒会做不下去。因为有些东西的解决方法可能并不存在，或者一些解决方法虽然有，但现在还不明晰。

 

举个例子：“科学的春天”的提法。这个提法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国家科委行政人员胡平以郭沫若的口气写出来的。你可以想想看，那时，中国的科学是什么状态。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中国的科学与国外的差距巨大。那批三四十年代在国外留过学的老科学家们心里肯定特别清楚，他们甚至会想：“这些小孩子，不知道我们跟外面差多远；我们出去的时候也只是学了人家的皮毛，他们连我们学来的这点皮毛也没学到，还科学的春天”。 “科学的春天”这种话，不是幼稚写不出来。反过来，这种幼稚不是坏事，很多青年懵懵懂懂就学科学了，结果，中国科学还真发展起来了。如果不幼稚，也许会说，科学差太远了，希望不大，大家泄气了，反而影响发展。

 

要做事就不能怕矛盾

 

人物周刊：您好像说过，北大生科院里的经费分配要按照国际惯例，而不是按照发表论文的情况。这个惯例是什么惯例？

 

饶毅：学院的钱与国家的研究经费不同。学院给钱，一方面是启动时要给钱，另一方面是平时给——当你觉得这个人值得支持，外面支持的经费又不多时，学院该给些支持。这些经费支持，启动时大家都一样不行——做的事情不同，为什么启动经费要都一样。另外，平时的支持也不能说谁文章发的多，给他钱就多。他如果能申请到大笔的外面经费，学院还给他做什么？这就是国际惯例，学院的经费支持，要成就一个科学事业，而不是给一、二年级小学生发奖。

 

人物周刊：但如果没有硬指标去分配经费，必然会有争议。

 

饶毅：所以不能怕争议，要承担责任，作出决定。

 

人物周刊：有风险，决定可能失误。

 

饶毅：要冒风险。不能为了不冒风险，所有的事情都“大家没有争议我们就做”。所有的事情都民主，经费下来了，大家一起决定该怎么平分，自己其实没有作任何决定，不承担任何责任。这种做法在一个已经发展得很成熟的地方，问题也还不大，但对刚刚起步或是处于转型阶段的地方，就不行了。要发展，要应对动态的变化，就要经常做决定。

 

人物周刊：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饶毅：我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哪些事情做不到，哪些可以争取。

 

要做事情，就不能怕矛盾。怕矛盾，不敢担责任，那容易，但那不是做事的态度。要做可能会有争议，会有人不高兴。还有，我觉得对的也说。有些人做了不说，因为怕说了就会被人揪住，说他错了。

 

人物周刊：说的人，容易被指指点点。

 

饶毅：嗯，有些人总觉得，说是说空话，做才是做事情。其实，说的事情只要是有道理有内容的，说就是做。我写文章或是接受采访，说的并不是我自己，是表达观点，要说的是意见、事情。从前大家习惯性地觉得好像上报纸就是宣传——谁成就了什么，谁多刻苦，诸如此类的，但我不感兴趣。我接受访谈是谈我认为，我希望……

 

人物周刊：您觉得，这样在大众媒体里说，会对事情有推动作用吗？

 

饶毅：有时候会有一点推动作用。我们说一件事情，看到的人，原来没想到这件事情的，看过之后，也会想一下。而且，年轻学生听了，他们成长起来后，会把现在能说不能做的事情给做了。所以现在说的，也是鼓励和方便以后有人做。

 

人物周刊：您现在对制度的批评好像比原来少多了？

 

饶毅：一是时间少了、二是我无需过分重复说我已经说过很多次的事情。所以有新的，还会说。

 

人物周刊：为什么说的人少？

 

饶毅：如果一个人为了升官，就最好不要说，这样矛盾会少很多。但我的目的是做事，不是做官。所以，需要说的时候，并不犹豫。何况为了升官不说话，自我嵌制言论，好像是自我虐待？

 

人物周刊：国外的科学家都埋头做研究吗？

 

饶毅：我见过的、直接接触过一些科学家，另外还读过成人版的科学家故事。科学家历来多种多样，中国介绍的科学家不过是少年儿童版。有些科学家说的东西比我多，多很多。英国的诺贝尔奖得主Brenner，不说话就不能理顺思路，也是一个特色。有生物学家还写长篇文章分析德国攻破法国防线的军事策略。智识分子，自然可以对超出自己研究的东西有观点。在中国，初级知识分子对科学家不了解而画出来的科学家漫画，反过来罩在科学家头上，以为那就是科学家，其实比较可笑。

 

2008年访谈，《科学新闻》2009年1月8日以“饶毅：科学家应该做‘智识分子’”发表删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