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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冲突视角下的承认与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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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冲突视角下的承认与蔑视
李 侠
（中南大学 哲学系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科学冲突的本质是由于科学场域内的承认与蔑视机制发生扭曲的结果，通过对科学场域内的承认与蔑视的分析，可以揭示出科学发展的动力机制。当前影响科学场域内承认机制的因素主要有三种：意识形态因素、经济因素与荣誉分配因素，通过比较各个历史时期学术资本的构成模式，可以更好地揭示承认机制的变迁，并在爱、法律与团结的基础上重建科学场域的承认机制。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一 问题的提出
自汶川大地震（2008年5月12日）以来，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地震预报问题。由于此次地震造成的人员与财产损失的空前惨烈，导致公众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人们想知道地震预报是否可能？其实这本是一个科学问题，然而，由于被公众舆论的挟持与放大，地震预报问题瞬时演变为一个具有情绪化的社会问题，相关部门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由此衍生出三种无法回避的疑问：首先，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只是有关部门没有尽到责任，致使灾难发生时遭受重大损失，这是科学问题伦理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次，由于地震发生原因的复杂性以及目前地震科学的不完备性，地震不可以预报，主流科学界希望把地震预报问题回归到专业领域，尽量切断科学问题被社会化的复杂局面；第三种情况就是地震预报以及地震科学的解释权问题，这就涉及到主流科学共同体与民间科学爱好者之间的矛盾。正是上面所列的三种矛盾的纵横交错，导致地震预报这样的纯科学问题迅速演变为社会的焦点。如何正确处理这些冲突，事关科学场域内的承认与蔑视问题，科学史的研究告诉我们，在科学的空白处，往往是信念的杂草丛生之地。
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需要对科学在当代的发展处境有一个初步界定。首先，我们要承认，科学在近代四百年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它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快速进步，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就是由科学建构的。其次，当代科学的发展是不完备的，我们遭遇的很多问题科学目前还无法完全解决。再者，在人类认知模式上，现代科学也体现了与传统科学不同的对世界的解释模式，换言之，我们需要重新梳理诸如必然性与偶然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等基本认知范畴。回到本文的话题，我们暂且同意在当前的科学水平上，地震是无法完全准确预报的，那么，上述三个疑问就演变为两个问题，首先，不论地震是否可预报，公众都有权对相关的科技部门进行伦理追问，这可以看作是科学场域与社会场域之间的冲突，也是未来时期里科学将面临的冲突的主要来源。反观这种追问，恰恰是民主社会的本质体现，也是最有效、成本最低廉的监督形式，如果限制这种追问，任由研究机构逃避所应承担的公共责任，往往培养了机构的制度惰性。作为社会建制的一部分，每年花费巨额的R&D资源，科技事业理应接受公众的监督，否则将是极不正常的。其次，如何看待科学问题的解释权问题，这也是当前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即“官科”与“民科”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毕竟当下的科学已经高度专业化，如果没有经过多年的系统训练是无法胜任这项工作的，正是这种硬性约束，导致大多民科被排除在科学的解释权之外。对于公众来讲，即便不懂，他也会主动选择专业人员的解释，无须太多的理由。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选择模式，它暗含了对专业人员多年专业化训练的沉没成本的承认，而且这种选择对于公众来讲，选择成本也最低。如果采纳一个非专业化人员的观点，有时鉴别成本是非常高昂的，甚至是个人无法支付的、并且风险与收益完全不成比例。基于这种理解，对于“民科”无须草木皆兵，更何况大科学时代，科技发展的特点决定了民科的规模不会很大，如果仅仅作为一种个人爱好，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由他去吧，说不定它还能为科学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启示效果。
其实，在解释权争夺的问题上，最为困难的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不同观点之争如何解决。笔者一直喜欢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认知与人工智能专家明斯基（Marvin Lee Minsky, 1927—)与帕佩尔特（Seymour Papert ，1928—）坚持认为，人工智能应该以符号操作为主要研究进路。为了争夺资源和支持，他们宣称罗森布莱特（Frank Rosenblatt，1928-1971）进行的以感知机（《Perceptron》感知机是人工神经网络的一种，最初是由康奈尔大学航空实验室的F.罗森布莱特于1957年发明的，可以被看作是最简单的一种前反馈神经网络）为代表的神经网络研究进路是行不通的，鉴于明斯基的巨大影响，人工智能领域中的神经网络研究纲领迅速冷落下来，人才、资源都流向了明斯基的纲领，罗森布莱特则被对方戏称为“江湖郎中”，导致他在郁闷中于七十年代去世。风水轮流转，到了八十年代，神经网络纲领替代明斯基的纲领重新成为进步纲领。由此可见，不同观点之争，后果尚且如此惨烈，一旦被指认为“民科”或“类科学”（刘华杰教授提出的），后果可想而知。这里涉及到一个复杂的问题，抛开科学的定义的开放性不谈，这里还涉及到一个严肃的社会学层面的问题，即科学界内部的承认与蔑视。科学共同体的所有努力都可以看成是为了获得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上面的例子中明斯基则采用了一种很不宽容的蔑视态度。更有甚者，为了达到蔑视的目的，竟然不惜在科学争论（冲突）中引入政治因素，如前苏联的李森科（T．D．Lysenko，1898—1976）事件，由此可见，科学界的承认与蔑视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按照德国哲学家霍耐特的说法，当一个人受到蔑视的时候，意味着他们的某些承认形式被撤消了。在与耻辱相关的情感反应中，蔑视经验可能成为个体为获得承认而斗争的动机。所以，同行之间的观点分歧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将对科学发展带来巨大的潜在危害。在霍耐特看来，解决承认问题的途径主要有三条：爱、法律和团结。前两者分别指涉了个人的品质与制度的规范约束，关键在于共同体之间的团结。这种构想笔者还是同意的，不过，这里还存在一个悖论性的难题，如果我们相信普朗克原理：即一个新的科学真理不能通过说服它的反对者并使其理解而获胜，它的获胜主要由于其反对者终于死去而熟悉她的新一代成长起来。那么，同行之间的承认与蔑视对于多元化时代的科学发展来说，就具有了既重要而又无解的尴尬境地。为了避免由于同行之间观点的差异导致的蔑视行为对科学发展造成的内耗与损害，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采取宽容与尊重的原则，只有在此基础上，团结才是可能的，如果我们不想被蔑视的话。
二 影响承认与蔑视的主要因素
科学场域内的所有冲突几乎都是围绕承认与蔑视展开的，所不同的仅是切入的角度不同而已。如果从社会学层面对科学活动进行剖析，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支配科技界的力量描述为两种：即承认与蔑视。影响科学活动的因素有很多，何种因素是影响科学界的承认与蔑视的主要构成部分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三种因素：意识形态因素、经济因素与荣誉的争夺。所谓的意识形态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它最初出现于1797年，它的创造者是安东尼.德斯图.特拉西，特拉西在1801~1815年间完成了《意识形态原理》一书，在其中他提出：“一种新的观念科学，一种观念学，它将成为所有其他科学的基础。特拉西拒绝了天赋观念的思想，解释着我们所有的观念如何以身体感觉为基础。”[1]其实这个解释让我们仍然无法准确把握它的实质，大体来说它包括如下一些司空见惯的观念，如它是一种观念、理想、价值或信仰的体现，它还是某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性别和种族集团所提倡的某种观念。其实，在今天人们的眼里，意识形态大多具有一种贬义的内涵。其实生活在一个具体社会中的人是很难与意识形态彻底摆脱关系的。需要注意的是：“意识形态能够使用各种策略使其自身合法化，这些策略并非总是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事实上，一些成功的意识形态的活动所依靠的概念在最初似乎和政治相关联。它习惯于展示人们能够和睦相处在一个幸福的大家庭里，以抹去在现实社会的各种关系中，全然真实的市场和意识形态的统一性。”[2]这是特里.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的精辟总结。回到本文的话题，科学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科学最初并没有成为意识形态，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以及培根等人的经典口号“知识就是力量”的提出，科学以及随之被科学武装起来的技术迅速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这点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可惜就是在今天仍有很多人在为之辩护，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没有辩论的必要了。换一种说法，美感就是这样的一个被意识形态所强制利用的概念。基于这种考虑，可以直接推论出：为了掌控社会的需要，意识形态参与到对科学活动的承认与蔑视的判别中。凡是符合意识形态需要的都被承认为科学，凡是不符合的则被定性为类科学，与这样的类科学有关的人则处于被蔑视的状态。这种情况在现代历史上曾出现四次大的闹剧。第一个当属纳粹的雅力安人的科学，借机纳粹德国对犹太科学家进行了疯狂的迫害，导致德国的科学迅速衰落下去。第二个案例就是前苏联的李森科对摩尔根学派的意识形态化处理，结果导致前苏联的生物学、遗传学迅速沦落为世界二流水平。第三次应该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种种丑闻，还有一次是比较另类的美国麦卡锡主义，借着意识形态的理由捎带地打压从事科学的人。所有这些惨痛的教训都充分说明了一旦意识形态参与到科学活动中，那么科学活动中的正常的承认机制就会被破坏，如果科学的承认机制被破坏，构成科学的承认机制的基础的客观性也就被破坏了。由于当代的科学是一种规模巨大的社会建制行为，这就意味着科学活动是发生在社会领域中的活动，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由于社会领域处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于是所有在社会领域中运行的意识形态完全有可能影响到这个领域内存在的科学活动。由于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导致被污染的科学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建构新的科学承认与蔑视机制，这时科学就处于目的与手段的转变之中，前面所列举的四个案例都说明了这种情况。此时的承认已经无法推动科学的进步，反而成为科学发展的桎梏，相反，此时被蔑视的科学活动反而可能意味着科学活动的正常情景。其实，这里最为重要的是科学被意识形态化后，它首先消解的是科学的普世标准：客观性。在我们今天看来，客观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即包括纯粹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部分，还包括人类在后天经验习得中获得的建构性的客观性。如我们对于颜色、听觉、味觉等刺激带来的建构性客观性。这部分经常能被有意的宣传以及灌输所改变，所以意识形态化的科学是通过扭曲客观性中的建构部分来达到摧毁科学所具有的普世性的承认标准，承认标准的扭曲自然带来错误的蔑视与伤害。
第二种造成承认机制扭曲的社会因素是经济因素。现代科学的特点，决定了科技发展时刻离不开经济的支持。缺少这种支持，科技活动将无以为继，这种支持在当下科学活动中就是以经费、项目形式存在的经济支持。基于这种总体判断，经济因素在承认与蔑视中就存在两种变形，首先是空间区别，由于发达地区通常有能力、也愿意对科技活动进行投入，因此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才，相应地，该地区的整体科技水平相对于落后地区就要高一些，由此，科学场域内会倾向于认为这个地区的人才一定比落后地区的人才优秀，其实这种情况只是一种统计规律，落实到具体个人头上，完全有可能是错误的，遗憾的是这种具有很大或然性的规律被当作常识，由此就生产出一种科技上的空间蔑视。如在对待人才的鉴别问题上，科学场域内通常认为“海归” 一定优于“土鳖”，其实这种看法的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目前比中国经济发达，教育与科技水平总体上比中国先进，因此，来自这些地区的人才，一定比国内的人才强，其实这就是典型的空间蔑视，相应地来自这些地区的人才更容易得到承认，也更容易得到资助。同理，把范围缩小一点，局限在国内这个范围内，就演变为落后地区与先进地区之间的承认扭曲。其次，以占有资源量的多少来承认与蔑视个体的能力，如目前国内各科研院所在招聘教师和研究人员时，很多列有这种名目：各类国家“973”、“863”重点项目的主持者、“杰青”基金获得者等都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力的基本指标，如果没有占有这些资源，那么能力的承认就会被大打折扣，甚至被蔑视，相反，如果资源占有量越多，获得的承认也就越大。问题是资源的占有量与科技成就的取得并不是一种必然的关系，充其量二者之间具有潜在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在当下评审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项目评审普遍缺乏公平机制的条件下，科技资源的获得往往是多方博弈的结果，而真正的能力倒成为次要的因素，目前这种扭曲的承认与蔑视现象已经严重挫伤了科技共同体创新热情。
第三种，由于科学共同体准入资格的特殊要求，导致科学场域内承认机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就是荣誉的争夺。如果荣誉的分配是严格按照公平的原则，以个体实际科技成就的大小来分配，则能把承认机制转化为一种正常的推动科技发展的激励力量，相反，如果在荣誉分配的权重中掺杂了太多成就以外的因素，则承认机制就扭曲了，这种状况会造成科学场域内产生严重的蔑视现象，一旦出现，荣誉的初始功能丧失，进而严重阻碍了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目前学术界在荣誉分配领域中存在的最大承认扭曲现象就是“学术血统论”，即以个人的学术出身来判断一个的能力。坦率地说，利用学术出身机制进行鉴别，本是在缺少详细信息情况下的一种应急性的简易判别方法，优点与缺点同样明显，如果一种体制完全依赖于学术出身来作为荣誉分配与承认的根据，则肯定是一种人才观上的严重倒退，早在清朝末年龚自珍曾指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其实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隐藏着一个深层原因，即学术血统论与学术资本的积累有关，人们之所以热衷于以学术出身来判别人才的能力，其实，这是一种出于节省鉴别成本的偷懒行为。恰恰是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导致了科学场域内蔑视现象愈演愈烈。为了更彻底厘清这种现象的本质与危害，需要考察各个时代学术资本构成模式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三 学术资本的构成模式与承认机制的重建
在科学场域内该如何生存？换言之，在科学场域内什么因素是最重要的？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到学术资本的构成模式。学术资本是指科技人员在科学场域内从事科技活动所拥有的各项能力指标的价值表现形式的总和，它通常被当作科学场域内的通行证，世界各国，概莫能外。这也是每个进入科学场域的从业者多年的沉没成本的缓慢积累形成的，这里主要考察学术资本的构成与演化问题。
如果我们把当今所处的时代划定为后现代，那么，今天的科学场域的运做模式与古代或近现代的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学术资本的构成要素的排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基于科学史的考察，构成科学资本的要素包括如下三个部分：出身门第、学术业绩、交流与沟通能力，这三项要素基本上构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学术资本。由于时代的变迁，这三种构成要素在获得承认中的权重是有很大变化的。现将三个时期学术资本的构成模式简单表述如下：
1.古代时期的学术资本——学术能力+交流与沟通能力；
2.近现代时期的学术资本——学术出身+学术业绩+交流与沟通能力；
3.后现代时期的学术资本——学术业绩+交流与沟通能力+学术出身；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在不同时期三种学术资本构成要素在获得承认中的作用，在古代，由于没有多少学科能够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从事科学的人也很少，这时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因而要想获得世人的承认，首先看重的是他的业绩（能力）和交流沟通的能力，无须考虑他来自哪里。自近现代以来，科学开始以建制化的形式存在，这时获得承认的首要因素是学术出身与学术业绩，之所以强调出身，除了上面提到的节省鉴别成本的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不高，人们没有能力去鉴别，而学术出身机构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替社会作了一种保证。后现代时期，由于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信息交流的日益便捷化，这时获得承认的首要学术资本是学术业绩以及他的交流与沟通能力，而学术出身变得越发不重要，这主要是由于知识传递模式的转变与信息共享造成的结果。再者，后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在于消解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倡导多元化，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可以称古典时期的学术资本构成模式为：朴素的学术资本结构；近现代时期的构成模式可称为：精致的学术资本结构；而后现代时期的模式可称为：返普归真模式。在古典时期，由于没有或很少有正规大学，也就没有门第之说，只要作出非凡的业绩，再加上一定的沟通能力就可以被如英雄般广泛承认。到了近现代时期，随着科学建制的规模快速扩大，以及人才的几何级数增长，导致整个社会鉴别人才的成本急剧增加，为了减少这部分成本，人们通过对科学研究机构或导师的资质与能力的认可来替代对每一个人的鉴别，因为这样做大大地节省了整个社会的人才鉴别成本。在这个时期，一个有着显赫声誉的研究机构或伟大导师就能无形中给他的成员或弟子带来巨大的声誉与认同资本，而它的成员由此就获得了增值最快的科学资本—符号资本，所谓科技界的“马太效应”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里存在的问题是，这种社会预先支付的承认并没有得到同步的鉴定，经常会出现名实不符现象。随着科技建制化的运行，在对学术出身的承认的同时，科学场域内也再生产着蔑视。
由此，可以得出一些有意思的推论：首先，目前发达国家的学术资本构成模式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型，由现代时期模式开始转到后现代时期的模式。这点可以从欧美国家大量吸引发展中国家人才的举措中可见一斑，按理说，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机构与大学相比欧美先进国家有很大差距，落后地区的出身门第对发达国家而言没有多少意义，那么他们为什么还大量吸引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呢？显然对于发展中国家人才来说，他们的总体学术资本在蔑视下被低估了，发达国家通过引进这些人才，无形中就获得了实际资本与被低估资本的差额，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变相地为发达国家支付了初期的培养费，而且没有得到回报，从而导致国家之间科技梯度的扩大化。其次，现代时期的学术资本构成模式很容易被锁定在学术垄断空间内，而垄断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严重低下，科学场域内蔑视的盛行导致共同体成员创新积极性大幅降低，从而引发人才流动的“推拉效应”，由于过分看重学术出身，一些研究人员为了改变被蔑视的体验，在“内推外拉”的作用下，纷纷采取脱离或者反抗这个充满蔑视氛围的科学场域，造成科学场域的空心化现象。毕竟只有当一个人在交往的意义上被当作共同体成员来承认时，他才能算是某种权利的真正承担者。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科学场域内通过对学术出身的过分强调，无形中加剧了当下承认机制的不平等性，所谓的学术精英不过是贵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这种承认模式的最大危害在于它再生产了社会中的不平等的现实，正如法国哲学家布尔迪厄指出：“教育体系起着三个核心作用，首先是保存、灌输、神化一种文化遗产作用，它是最基本的内在功能。当这个功能与传统的教学法相结合时，教育系统就发挥了第二种功能，即再生产不平等的社会—阶级关系的所谓外在功能。它强化而不是重新分配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第三种功能就是所谓的合法化，通过把它传播的文化遗产神圣化，教育体系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其社会再生产功能并有助于对其社会再生产功能的误识。”[3]坦率地说，这才是科学场域内蔑视经验存在的根据。对此布尔迪厄深刻地指出：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重点高校与一般学院相对——是为了把统治阶级的成员与其他阶级、特别是中产阶级的成员区分开来。它造成的后果就是社会分层机制的僵化，阻碍与限制了社会的正常发展。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科学场域内的主要冲突都是围绕着承认与蔑视展开的，一个扭曲的承认机制将造成从个体到共同体认同的扭曲，如果我们把承认的形式划分为三种，即爱、法律和团结，那么，爱，恰恰是所有承认形式中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如霍耐特指出：“主体间爱的经验有助于产生情感信赖的基本层面，它们不仅在需要与情感的体验中，而且在这种经验的表达中，都构成了一切自尊态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4]在这个基础上法律和团结层面的承认才有可能实现。不过它也暗示，如果法律层面的承认不能从制度层面得到保证，那么团结形式的承认就沦为一种乌托邦。因为，“对个体和集体的生活方式的贬黜，我们方可得到现代意义上的‘伤害’、‘诽谤’等行为样式。一个人的‘荣誉’、‘尊严’或现代意义上的‘地位’，是指他的自我实现方式在社会传统文化境遇中受到社会重视的程度。如果价值等级制度被如此地建立起来，以致把个体生活形式和信仰方式当作低劣之物或残缺之物予以贬黜，那么，它也就使主体无法赋予自我能力以社会意义。”[5]社会蔑视或社会羞辱的经验危及到人的存在的同一性，毕竟蔑视的体验则是对承认的直接否定。当下科学场域内普遍流行的扭曲的承认机制以及充满蔑视味道的“学术血统论”已经对共同体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如果这些情况不能被正确处理，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共同体的分裂与内耗，因为蔑视经验时刻可能成为为承认而斗争的动机与导火索。
参考文献：
[1]（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第二版.）[M].孔兆政、蒋龙翔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7.
[2]（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M].张卫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83.
[3]（美）威廉.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19.
[4][5]（德）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114、143.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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