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琴(1892—1982)是我国现代心理学的早期开创者之一，在心理测验和儿童心理学领域做出重要的贡献。他是“五四”运动后我国新教育事业的创始者之一、我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活教育”理论体系的提出者。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儿童，在青年时代就为振兴中华，为塑造民族新生命，为子孙后代的幸福和健康成长，立志献身教育事业。他反对旧中国封建传统的儿童观、教育观和陈腐的“死”教育，也反对“全盘西化”的教育。他吸取外国教育中的先进思想和有益经验，以鞠躬尽瘁的精神实践创新，努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中国化、科学化的教育道路。在长达60多年教育教学活动中，他在儿童心理、心理测验、家庭教育、儿童教育、小学教育、特殊儿童教育、师范教育、难民教育和文字改革等方面进行了艰苦的理论和实践的开拓性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为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幼教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第一个公立幼稚师范学校——江西省立幼稚师范学校以及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和特殊儿童辅导院，被誉为“东方的福禄培尔”。[1]

考入清华园

1892年3月5日，陈鹤琴出生在浙江上虞县百官镇一个破落的小商人家庭。6岁时，他的父亲不幸病逝。祖传的一个杂货铺也随后倒闭，于是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了他的母亲身上。七八岁时，陈鹤琴便帮着母亲替人洗衣服来贴补生活，并勉强在家乡读了6年私塾。还是他的姐夫慧眼识珠，并慷慨解囊资助他进入杭州蕙兰学堂读书。蕙兰学堂是美国传教士开办的，仿效美国中等学校设置课程，圣经与英文为必修课。对于陈鹤琴而言，蕙兰学堂是其打下全面知识基础与人生基础的重要关口。

1911年2月，陈鹤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他的哥哥通过读报获悉了清华学堂（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在国内招考的消息。这是一所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而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他不但国文、英文、数学成绩优异，而且完全符合诸如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周正、身家清白等报考条件的要求。经过百里挑一的严格考试筛选，一路过关斩将的春风得意，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学堂学习。

陈鹤琴后来回忆道：“清华学校原是一个某王公的花园。有荷花池，有假山，有溶溶的清流，有空旷的操场，有四季不断的花草，有崭新巍峨的校舍。环境之美，无以复加。”[2]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风景宜人的校园美景，陈鹤琴感到自己的大学时代，好像是万象更新的新年，恰似朝气蓬勃的春天。他的希望，非常远大；他的前途，非常光明；他的精神，非常饱满；他的勇气，非常旺盛。清华的经历，深深地烙在陈鹤琴的心中。正如他自己所言：“这种救国的观念是在清华养成的，清华创办的历史我很明白。清华的经费是美国退还的庚款。庚款是什么呢？无非民脂民膏而已。所以我觉得我所吃的是民脂民膏，我所用似的也是民脂民膏，将来游学美国所有的一切费用，也都是民脂民膏，现在政府既然以人民的脂膏来栽培我，我如何不感激呢？我如何不报答呢？爱国爱民的观点从此油然而生了。”[3]陈鹤琴广泛阅读，汲取营养。有一本《富兰克林自传》，描写了富兰克林从印刷学徒到政治家的历程。他深深感到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就非努力奋斗不可，非为人服务、为国效劳不可。他的理想与志向，扎根在清华的土壤里，落实在勤奋刻苦的行动中。他非常注重品德修养，在同学中有口皆碑。他创办了学校的青年会、同志会，砥砺品行，联络感情，规劝过失。他们还油印了一张小报，直到毕业。在清华期间，他还做了两桩一直让他几十年后都津津乐道的事情：一是他自己在清华园内校内办了一所校役补习学校，每晚上课，对象是学校里的工勤人员和杂役，通常会有三四十人上课；二是他在离清华园二三里外的成府村办了一所义务小学，教乡村的孩子识字、读书。他一人担任两校的校长，教师则由他自己与同学轮流担当。这为他日后立志献身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0多年后，他还深情地回忆此事，“这是我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的开端”。[4]

留学美利坚

在美丽的清华校园里，荷塘岸边，绿茵茵的草地上，一群考取公费留美的青年在倾诉着各自的理想。他们有的表示，要到西方去攻读实业，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富国强兵，使中国这头“睡狮”猛醒；有的则要走“医学救国”之路，立志解除中国人民的疾苦，摘掉头上那顶“东亚病夫”的耻辱帽子。陈鹤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激动得满脸通红，站起来说了这么几句话：“适才各位所言，鹤琴钦佩之至!我的志向是：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5]

1914年8月15日，上海招商局码头热闹非凡，在当局与亲人的欢送声中，一条搭载胸怀远大理想和美丽梦想的年轻学子的“中国号”游轮向着远方起航了。20多天的海上航行，一群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学子，穿越太平洋，到达了檀香山，经过芝加哥中转后，陈鹤琴几经辗转，终于进入了霍普金斯大学。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一路恰与陶行知同行。他原本想学医，但在反复思考后认为，为挽救积贫积弱的祖国，必须从教育人做起，而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儿童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正如他后来写道：“医生是医病的，我是要医人的，我是喜欢儿童，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要学教育，回去教育好他们。”[6]发达的美国教育，全新的学习环境，对于陈鹤琴来说，始终感到新奇和充满着乐趣。他不但英文学得很好，而且对德文、法文的学习也下了不少工夫。政治学、市政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地质学、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等，他都认真听课，广泛涉猎。在霍普金斯大学，有一条著名的校训：“真理使你自由！”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知识，真理就是科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无论道德，无论学问，无论体魄，都要服从真理。[7]

1917年夏天，陈鹤琴从霍普金斯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他转至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修教育学。此外，在1916年和1917年暑假，他还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阿莫斯特大学进修。他的旺盛求知欲和广泛兴趣，为他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和能力基础。

哥伦比亚大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在校学生规模三万余人。其教育学与心理学研究代表了当时世界同类学科的最高水平，学校拥有包括杜威（John Dewey）、桑代克(E.L.Thorndike)、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孟禄(Paul Monroe)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在哥伦比亚大学，陈鹤琴系统地学习了教育心理学、思维心理学、特殊儿童心理学、宗教心理学、教育哲学、中学教育组织机构、学校体制比较学等课程。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新教育运动的策源地，杜威的教育思想，陈鹤琴耳濡目染，耳熟能详，如“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学内容以儿童自身的社会活动为中心，即所谓以“儿童为中心”；让学生从做中学、从经验中学习。从这些思想中，他触摸到了美国进步教育的脉搏。1918年夏天，陈鹤琴获得教育社会学硕士学位。回望留学美国的五年生活，他的求学原则始终是“凡事物都要知道一些，有一些事物则要彻底知道。”（Try to know something of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of something.）[8]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学会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精神，“最重要的不是许许多多死知识，乃是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精神。世界上所要知道的知识，实在太多了！怎样可以在短短的五六年都学到呢？若要得到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精神，你就可以回国后自己去探究学术，去获得知识，去探究真理。方法是秘诀，方法是钥匙，得到了秘诀，得到了钥匙，你就可以任意去开知识的宝藏了。”[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