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钱玄同，应该和《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的作者一样，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县新华书店处理一批“文革”版的鲁迅著作，刚刚高中毕业的我买到了《呐喊》、《二心集》和《野草》。前两种各一角五分，《野草》却只要五分钱，大概是我生平所买最便宜的一本书。有许多次在课堂上讲鲁迅，我把这本“文革”版的、没有注释而只花五分钱买到的《野草》展示给学子们看，他们都会很惊奇地唏嘘一番。

正是在《呐喊》自序里，在鲁迅营造的那个夏夜郁热而又沉寂的神秘氛围里，代表《新青年》杂志来向住在S会馆中抄古碑的周树人约稿的钱玄同出现了。不过，周树人不叫他钱玄同，而称其为“金心异”。盖钱玄同者，曾被桐城派遗老林纾在文言小说《荆生》中塑造为“浙人金心异”也。

确切地说，钱玄同是浙江吴兴人。1887年出生，1906年至1910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师从于章太炎先生，从1913年直到去世，他一直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其前身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时也兼职于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是最为学生佩服的教授之一。1939年1月17日以脑血管破裂逝世，享年52岁。

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名人物，更是成就卓著的语言学家。而作为一位勤奋敬业、风格卓异的教师的风采，除了他自己的弟子以外，似乎并不广为人知。我也是通过这部《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周维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所引述的若干资料，才略窥一二，却已从内心里喜爱上这位历史人物了。

张中行晚年为《钱玄同文集》撰序，回忆他三十年代初在北大听钱玄同课的印象和学生对教授们的评价：“口才好，立着讲，总是准时开始，准时结束。在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授课，重学而轻法（教学法），就我听过课的一些文史界名流说，多数是笔高口低，举顾颉刚先生的例，下笔千言，到课堂上讲就既不清楚又不流利。钱先生不然，用普通话讲，深入浅出，条例清晰，如果化声音为文字，一堂课就成为一篇精练的讲稿。记得上学时期曾以口才为标准排名次，是胡适第一，钱先生第二，钱穆第三。”

尤其特立独行的是：“期考而不阅卷，是钱先生的特有作风，学校也就只好以特有应对，刻个‘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盖一个，只要曾答就及格。”对此，张中行颇为赞赏，且讲出一番道理：“考而不阅卷，同样是认真负责的一种表现，因为钱先生治学，一向是求实求高，课堂所学是入门，考和评分只是应付功令，与学术了不相干，则认真反而是浪费，不如处理他堆在手头的。”

比张中行更早的学生，著名报人徐铸成在《旧闻杂忆·北京的图书馆》（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版）中也有对钱玄同上课的生动回忆：“每次上课，他总先在课堂外等候了，钟声一响，立即走上讲坛，用铅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就立即开讲。讲起来真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上课从不带一本书一张纸，只带一支粉笔，而讲每一个字的起源，从甲骨、钟鼎、大小篆、隶，源源本本，手写口谈，把演变的经过，旁及各家学说，讲得清清楚楚，使这样一门本来很沉闷的功课，讲得非常生动。”

什么叫“用铅笔在点名簿上一‘竖’”？指的就是不在点名上浪费时间，这跟考试不评分是一个道理。自然，“制度”也还要应付一下，于是乎：“钱玄同先生每次上课时，从不看一眼究竟学生有无缺席，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也从不考试，每学期批定成绩时，他是按点名册的先后，六十分，六十一分……如果选这一课程的学生是四十人，最后一个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重新从六十分开始。”

这种大家风度，显然与北大、北师大的校风有关。校风不大气，教授们处处受限制，最多也就只能以曲求伸，又如何大气起来？固然，没有真才实学，缺少人格魅力，而又吝于劳作，徒然在“不评卷”、“不点名”上做文章称不上“大气”，可是若不从根本处努力而斤斤于细枝末节，则教学过程即便多么“规范”也只能叫做“小气”。“大学”只须在“大”字上多设想，千万不要陷在“小气”的泥坑里掰着手指头算小账。那样的大学永远成不了一流。

学校要大气，教授也要大气，不妨也看看钱玄同。据说钱玄同的特立独行在燕京大学行不通，钱先生把考卷交学校，学校原封不动退回，于是钱玄同仍旧交学校。如此一来，学校只好依照制度制裁，说不判考卷，扣发薪金云云。钱玄同不在乎，乃作复，并附钞票一包：“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

可惜这样的教授风度久不闻矣。若是“不评卷”、“不点名”、不保留档案材料，则上级组织的“评估”如何通得过去？

徒唤奈何！

 

                                                      2008、3、26  子张于朝晖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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