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位大师都有独特的成长之路和人生哲学。而蒂伯 西托夫斯基的正是我一直苦苦地寻找的。与大师对话的意义就在于:噢,原来大师也是这样的,这样也是可以的。这便是读书的乐趣,这便是读好书的幸福。
肯尼思 J 阿罗:我之鉴赏力
统计理论的吸引力之一就在于它可以对不确定的事情作出确定的陈述。
我对逻辑实证主义和操作主义的接受,使我特别赞同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尤其是赞同其在经济学中的对应物。
意识到自我分析中的不完善可导致对他人作出现实的而不是冷嘲热讽的评价。
数学肯定是美学满足感的一个源泉。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感觉到对称、优美以及看似不相干的各部分的抽象的和充盈的和谐。
研究不仅应该有结果,还应该有对不完全的暗示,有谁能比作者更了解其作品的限度呢?
詹姆斯 M 布坎南:由内观外
正因为我深信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我发觉自己更赞同解释学家(interpretist)的批评,而不赞同我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同事的意见,。。。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认为,社会科学家应该坚守自然科学家追求真理的道德观。
查尔斯 P 金德尔伯格:我的工作哲学
保证学生找得到你
诚实地推荐、评论、引用
拒绝完美主义
耐心。培养耐心,但不要强迫自己。好的工作习惯对干好工作很重要。我发现“思想火花”存档是有效率的工作习惯之一。努力持久地工作是有效的,但强制性的工作方法并不太吸引人。
保罗 A 萨缪而森:我的人生哲学:政策信条和工作方式
尽管对现实世界的实证分析指引并限制着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每一个行动,我从未真正忘记对结果的道德准则的关注。我的准则很简单,就是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憎恶不平等。
我首先是个理论家。但我首先并最终忠于事实。
我不喜欢犯错误。在知道卡尔波普尔的著作以前,我就试图成为自己最严厉的批评者。为什么要把这一乐趣留给另一个人呢?这一切说明了我为什么是个兼收并蓄的经济学家。
我是自己初稿的俘虏,如果手稿丢失,它就会成为剧痛之源:我的头脑不愿重构丢失的观点,不耐烦则可能会使重新捡起来的版本漏掉某些很重要的东西。
多产的作家都有写作瘾。一段时间不进行分析研究,你体内就会有打个比方说是一些流动的东西要求获得自由。
对学术研究来说,重要的是对重要的问题要有审美感觉。
蒂伯 西托夫斯基:我对福利的研究
我在战前匈牙利有教养的非清教徒环境中长大,体育、艺术、音乐、文学和咖啡馆闲谈都在每个人的时间和能力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因而保留了大多数宽松、随和的生活态度的成分,如果不是所有成分的话。我和同事一样喜欢工作,喜欢拥有开创新想法的激动,但我不愿意为了一心一意地工作可能从中获得额外的金钱、荣誉和内心的满足感而放弃长距离漫步的愉快、每天许多个小时的音乐享受、长长的假期去看新地方并打破常规生活节奏,或是我其他的休闲活。即使在我的经济学研究中,我也在好几个不同的领域中来来去去,因为我喜欢得到更广泛的视野,这常常对找到新的或意料之外的、别人从前没有想到过的方法来看待或处理问题有帮助。
同时,通过就近观察美国的清教徒工作伦理的作用,人们对其工作的深深投入和不屈不挠的关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一心一意要使金钱最大化的动力也令我吃惊——这一切都与欧洲轻松的态度极为不同。这使我大大增进了对人们常常讨论的新教各国对生产率快速增长的贡献及这些国家令人瞩目的发展的理解和赞赏,但也使我认识到它的缺陷。
过于单一地依赖工作带来的内心满足,其主要缺陷似乎是,一旦停止工作、失去或变得太常规化、太缺乏挑战性时,生活会变得太空虚、太不能令人满足。凯恩斯预见到了一个世纪里工作时间长度的大幅削减,并预言这将大大增加精神疾病的发病率。
清教徒伦理及其对工作和挣钱一心一意的关注的另一个有害的后果是,它使人们对赚钱的关注比对花钱的关注多得多——如果获得金钱能买的东西是挣钱的唯一用途而挣钱作为成功象征的作用毫无价值,这种偏见就是非理性的。
许多从事报酬丰厚的工作的人隐约地对他们的生活感到不满,这种生活给他们带来的除枯燥乏味的工作、由工作带来的报酬和以他们的收入购买的舒适以外,少有其它。
只有在闲暇活动中得到充分利用,时光才是令人愉快的、生活才是丰富的,这些活动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并不亚于工作之需。
我认识到,清教徒式的中学忽视艺术、来鼓励创造性,狭窄地以工作为导向,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不够。
保持并锻炼其中某些才能对大多数没有什么特殊天才的人来说也将变得重要,因为那些有着特殊能力的人可以单培养那一种才能幸福地活一生。我自己总非常感激我的非清教徒的成长环境,这使我在幸福或不那么幸福的时候都能生活得颇为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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