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厦门的人，很少没有去过厦门大学。到过厦门大学的人，很少不被校园各处神韵独具，端庄里透着灵秀的新旧建筑物所吸引。

最能体现厦门大学风格的，莫过于镶嵌在那一栋栋陈嘉庚时代楼群石壁上的金字楼名：敬贤、群贤、芙蓉、丰庭、映雪、囊萤……的确，“老厦大”不论身在何处，只要有人提起母校，这些楼的楼名就会如同璀璨星辰般在心中流连、闪烁。

1990年教师节前夕，为庆祝导师潘懋元七十寿辰，我又一次来到囊萤楼前。三楼平台右侧几间房舍依旧悄然兀立，没有鲜花点缀，亦未闻小雨喧哗，只有黄褐色屋顶在阳光下闪光。“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潘懋元先生十二年前创立的中国第一个高教研究机构，濡透我切切梦魂的二年求学圣地就在那！驻足仰首，五年来积淀的历历往事萦绕心头。

1985年夏天，当我终于接到期待以久的厦大高教所研究生班入学通知书，并从闽北腹地，武夷山下踏上南下旅途奔厦门大学而来时，我只是出于报考研究生的缘故读过潘懋元教授的一些著作，尔后又听说他是厦门大学副校长，一位十分活跃的高等教育学专家。不幸的是，不久前他因急症动了一次大手术，仍在深切治疗中。入学伊始虽未能得见导师，但我们十二名来自全国各地的1985级新生（其中二名硕士生）很快就有一个共同发现：在囊萤楼，“先生”这一称呼已不具有一般泛指和世俗客套的意味，学长或教师们提到“先生”，那一定是指潘懋元。我们同时还能感受到人们在谈论“先生”时那种难以言喻的敬爱之情。9月的一天下午，先生登上勤业二（后改为凌云一）三楼宿舍来看望我和李泽彧同学，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也是我平生第一次面对名人，拘谨多于兴奋，况且先生还要继续登楼去看望其他同学，只简单交谈了几句，不记得谈过些什么了，但先生病后初愈清癯的面容和带有特殊风格的口音（毕业后执教于汕头大学，我才知道那是潮汕人说普通话的特有乡音）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研究生的最初阶段，除了诸多的公共课程，我们主要师从吴丽卿、林钟敏和罗杞秀等老师学习高等教育科学的一些基础课程，与先生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但对先生还是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

先生于1920年8月出生于广东揭阳，在汕头市读中学期间就积极投身抗日宣传与地下活动，从十五岁初中毕业起就开始了兼课执教生涯。1941年考入当时迁至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教育系之后，仍以一个在学学生的身份到附近的中小学兼课任教，大学毕业后曾受聘为厦门大学附属小学校长。先生早年这些经历，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也称得上是相当新鲜和有意义之事。五十年代初开始，先生在教学与教务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大学教育的许多规律和特点不同于中小学教育，而当时留下的教育理论几乎都是植根于普通教育。有关高等教育的理论和学说虽然古已有之，但却从未有人将其作为一门科学加以系统的研究，国外有人就曾指出：大学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它自己。事实亦是如此，以致以崇尚科学、发展文化为己任的大学教育在自身发展进程中却常常违背教育教学规律。先生为此大声疾呼应当建立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并于50年代中期就写出了《高等教育学讲座》初稿。遗憾的是，先生的呼吁在当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遗憾这一努力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被迫完全中断。直到“四人帮”垮台，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与高等教育的复苏与迅速发展，先生的长期努力终于赢得了广大同行和有关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并于1978年5月在厦门大学正式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机构，随后先生又积极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从此，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和高教理论刊物、著作相继在国内普遍建立与问世，为我国新时期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并赢得了国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普遍关注。1986年，潘懋元先生以其长期奋斗所取得的成就而被记入英国《当代国际著名人物传记》，1989年其事迹又为美国《国际杰出领袖大词典》所收录。

在我们入学以后，先生虽已不再担任厦门大学副校长，但仍然是学校顾问，并继续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心理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研究委员会主任，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而工作繁忙，但先生此时已明显把培养研究生作为他继续推进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事业的中心工作。我们也深知，先生主持的厦大高等教育学科，一直是国家教委有关部门关注的重要学科之一，亦是中国同类学科中最早或唯一可以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点，能够成为先生的“及门弟子”，大家都视为莫大荣幸。

1988年9月，在庆祝厦门大学高教所建所十周年的庆典大会上，中央教育行政学院一位负责同志在结束致词时说了大意是这样的一段话：潘懋元教授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勇敢而又艰辛的开拓者与奠基者，历史将会证明我的这番话绝无夸张！言者动容，闻者无不肃然。

先生治学，谦虚而严谨。我们最初听先生的“课”，扮演的却是批评家的角色。高教所有一个传统，每二周定期在囊萤楼举行半天的学术汇报（交流）活动，不论资深专家教授，还是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都要主持这类活动。我们入学不久，就有幸听过先生主持的“汇报”。同学们受场上气氛感染，对先生的学术观点也各抒己见，大家未做“学生”，便先做了“先生”。先生那篇影响甚广的《传统教育与教学改革》一文（《红旗》，1986年第13期）就是在一次学术汇报会上经过众人（包括研究生在内）热烈讨论后才定稿。

我所接触过的每一位听过先生授课或作过学术报告的同志，没有一位不称赞先生学识之渊博与谈话的逻辑性与哲理性。先生从事教育事业半个多世纪，不仅洞悉高等教育现实中诸多问题的实质，而且思路敏捷，特别善于对研究生的研究或者学术观点作适时适当的指导。学长们无不告曰，与先生讨论问题，每每令人有大彻大悟之感；论文初稿经先生审阅，篇中的评语和修改意见收集起来可以说就是一部高等教育学治学宝典。

先生的授课，似可以用“二六二”式或集体授课与个别辅导结合概括之。“二六二”即二分讲六分指导二分评议。先生为我们班开设的《高等教育发展史》和《比较高等教育》等核心课程，皆采用这样的授课方式，绪论部分由先生讲授，均着重于该门课程的学习方法论，可谓“二分讲”。“六分指导”则是指导研究生每人着重钻研一个章节的内容，要求同学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占有和阅读国内外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去芜存菁，由博返约，最后“亦生亦师”，每人公开讲授一次，这一指导过程基本上是个别进行的，笔者在此过程中收获最大，体会亦最为深刻。“二分评议”一般是在同学们热烈的讨论接近尾声时进行。先生一向倡导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必须重视实践，培养调查研究与科学分析的良好习惯，但首先应当是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可谓既要“敏于行”亦要“敏于言”。“讷于言”，则不利于高等教育学理论的推广、普及与应用；不“敏于行”，高等教育学理论就不能真实反映我国高等教育实际，同样谈不上真正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科。因此，先生评议时最欣赏的是逻辑严密、思路清晰，谈吐得体并能以必要的数据明理，用客观事实说话的治学、教学作风与素质。

或许是先生为了避免有的同学只顾专研自己承担的内容而忽略系统掌握课程的知识，也十分重视同学们彼此之间的评议，对研究生在评议中的独特见解与针对性强的听课意见，总是赞赏有加，令人不敢信口开河，期末根据每个人“授课”水准与对他人的评议情况评分列等。加上先生向来鼓励学生勇于探索，独立思考与培养批判精神，同学们不仅对自己承担的内容相当负责，对他人的“讲授”也是洗耳恭听，认真琢磨思考，唯恐“议”之无“物”。如今回想起来，那时的读书求学，真有点类似当代一位著名作家“爬格子”时的名言：下笔（对我而言还多了个“开口” ）时不妨“老子天下第一”，不如此何言“有所突破”、“有所创造”，文章（言论）抛出后再请“小子罪该万死”，唯此方能虚心求教，使思考趋于合理成熟。从小至今，我不知当过多少回学生，上过多少次课，最让人回味最使人兴奋的就是先生主持的这些课。在那“师、友、生”的角色交换中，感受到真正用“心”读书求知的乐趣，令人终生难忘。

班上（包括直接攻读硕士学位者）同学们的年龄结构是77、78级大学生的翻版。其中，张宝昆、我、李文权、曹自力、周川等人当时都在“而立之年”上下。或许是因为“大龄青年”占了一半以上的缘故，社会实践人生经验，尤其是历次重大考试（有的是高考两次，研究生考试又两次）前拼搏的积累效应，使得班级中充满着睿智、幽默与大方的气氛，先生的鼓励与倡导，更激起同学们相互交流，探讨高等教育现实问题的习惯。久而久之，同学们也逐渐意识到学术绝对“正”、“误”的观点极少，有时双方所谓“针锋相对”的观点常常包含着一部份的真理，可谓“不辩不相识”，在争论与辨析中彼此也就对他人的思考与见解有了更为客观真实的了解，不知不觉中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水平，在以后的研究与实践中，有意无意的也就将他人正确的东西与个人的真知灼见融为一体。在一位同学的新婚贺卡上，我作为班长，代表全体研究生，曾留下“莫忘先生师恩如海，切记同学砥砺情深”的赠言，这“砥砺情深”，亦是哪一段问学生涯的真实写照。

从先生开始为我们授课起，渐渐地师生之间达成一个“默契”，每个周末晚上，总有三两结伴或四五成群的同学前往先生的家中“闲聊”，清茶一杯，偶尔也能品尝到高档咖啡（凡他人有所馈赠，先生一定让弟子先饮先尝为快）。总之，这种师生交流的氛围是轻松又愉快。正是在这样轻松愉快的交谈之中，一些同学确立了自己今后一生的努力方向与目标。周川同学，这位当年班上唯一的江浙才子，曾发自肺腑告诸友人：要做学问，先学做先生那样的人。我亦是在那种场合感受到一位名人、一位学界泰斗平易可亲（或谓平凡）的一面，并更加深刻地领悟先生精辟与深邃的高等教育思想。毕业后至汕头大学执教三年，其间先后为外语系86、87、88级高校师资班开设《高等教育学》，每次讲授至“大学教师”这一章时，先生与我们之间那亲密、真诚和密切的交往是我必讲的核心内容，每一回都可以从学生感奋的眼神中加深我对那一段日子的留恋与思考。先生不愧是人格力量与真理力量结合的典范，不仅教育了我和我的同学，也势必对后人产生巨大的感召力。

毕业虽已数年，但由于“地利”之故，我几乎每年都有机会回到母校与先生见面。我的几篇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几乎都得到先生的指点启悟，特别是我在汕头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先生付出的心血，绝不下于在他身边的任何一位弟子。每次与先生探讨学术问题，特别是个人深入已久仍未见柳暗花明之际，常有如同身临参透禅机的涅磐境界，享受耶，得意耶，令人欣愉莫名。

1986年下半年起，自担任高教所研究生分会主席兼1985级研究生班班长起，我与先生的交往更多了些，先生治教，令人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真切感受。我曾目睹先生在获悉高教所篮球队获厦大研究生首届篮球比赛第一名时那欣喜之情，真不下于所里又推出一部学术新著。在先生的影响下，高教所研究生率先在厦大推出了研究生系列讲座，活跃了整个厦大校园。同样受先生的鼓励与支持，我结合先生指导完成的一篇有关当代大学生思潮研究的论文的部分内容，以《在比较中把握我们自己》为题，代表厦门大学参加了福建省首届高校演讲比赛，竟然获得了个人第三名的殊荣，并和队友一起获得了团体冠军。说是殊荣并非自谦，按照“演讲”对语言及动作的要求，与那些本科生比较起来，我实在是差的太远。

二年的研究生班生活，课余同样丰富多彩。冬春攀爬五老峰，夏秋畅游大海。有一个时期，学校每周一次的舞会，我和几位同学几乎是必去无疑。有人曾笑曰：“恰尔等同学中青年，风流不减少年，爬山爬得快，舞场去得勤……。”的确，那些日子，每一天都是精神的盛宴，愉快地开始。“寒窗”之苦，“读书”之累似乎已是十分遥远的过去，有时我甚至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谓的“乐学”境界吧，如今我也执教，却常为我的学生“读书”之苦之累而抱憾不已，我深知这不仅是研究生与本科生学习上的差异所致，也有教育思想与方法上的偏颇存在。

同样是在1988年9月回母校参加高教所建所十周年庆祝活动期间，我的一位朋友，海洋系85级学生，当时厦大学生会副主席张潮同学曾十分感慨地向我谈起，前不久他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一次有校长、党委书记等领导在座的会议，在众多的领导者发言中，他不仅为先生对问题剖析之精辟所折服，更为与会者在倾听先生侃侃而谈时出现的那难得一见的气氛所深深感动。他极其认真地对我说：“潘懋元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

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居然在今日中国，他的知名度远不及那些歌星、影星、球星乃至许许多多的“名人”，在每年一度少数知识分子可以一展风采的“两会“上，也寻觅不到他的踪影，但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史上，先生的成就与贡献将永远成为不愧为一位真正的名人！

此刻，在结束“教师节”期间的庆祝活动之后，我又一次登上了囊萤楼，脚下的这座建筑物在厦大众多的名楼中部十分起眼，岁月的沧桑亦使她从最初厦大主体建筑的一部分“沦”为今日厦大的小小一隅。明年，即公元1991年，厦门大学将迎来70周年的盛典。二年囊萤楼求学的日日夜夜再一次漫上我的拳拳情思。囊萤楼无愧为亲眼目睹厦大70年风雨历程的名楼之一，囊萤之光早已化为“南方之强”永不熄灭的火炬之中。70岁，都是70岁，一岁之隔，先生与囊萤之光同龄，与南方之强同龄。我衷心祝福先生健康长寿，并期待着有一天再返母校参加“潘懋元学术研讨会”为弘扬和发展先生的高等教育思想，作一个后来者应尽的努力。

           

                                  1990年9月10日于厦门大学

 

 

附记：今年五月是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所）成立三十周年，也是导师潘老八十八周岁暨从教七十三周年，这七十三周年，可是实实在在一年不落。当教师若如此，夫复何求！偶然读到这篇旧稿，请刘芸同学帮助转换成电子文本，今日我略改几个字送上博客，从此不仅再无悉心保留旧作的必要与丢失之虞，亦算是提前两月为先生祝寿，也为厦大高等教育研究所祝贺，当然，届时我一定会去到现场，再次亲身感受一回在先生身旁弟子们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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