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研领域滋长一种很不好的风气，科技奖励掺杂着大量的‘领导因子’。”某省一位知名专家著文称：“现在科研成果奖励超过95%的情况是大领导领衔，小领导加塞儿，真正干活儿的人奠后，还有若干搭车沾光的人。因为有领导‘挂帅’，就很容易获奖。”他统计分析了2003～2005年该省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占61.6％：2004～2005年该省获国家、省级突出贡献奖和政府特殊津贴的科研人员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占70.6％，有的研究院所甚至高达80％以上。科研成果获奖本应是科研人员潜心钻研、引以为荣的事，经过这种不伦不类的“潜规则”，如同“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严重挫伤研究人员的自尊心和积极性。

“许多科研项目立项以及经费分配，权威垄断资源现象突出，权威服从权力现象也很严重。”一位担任国家农业科学重大奖项评审的院士指出：有些“科研老板”，依靠行政管理职务，凭借手中权力，里钩外连，层层发包，成为10几项、20几项科研项目主持人，当然，最后把奖励集中在自己名下，当仁不让地领衔“一把手”或“二把手”，但几乎没有一项成果是在科研一线亲自动手干出来的。

据有关规定，自然科学奖授奖人数不超过5人，国家技术发明奖授奖人数不超过6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授奖人数不超过15人，二等奖不超过10人。这就出现了“争名次、排座位”的问题。例如，200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玉米杂交种，是育种人退休后十多年在困难条件下育成的，又经过若干年推广后才脱颖而出，实际参加人员充其量也就是两三位吧。但获奖人员却要凑足十几位与研究毫无关系的人，有政府官员，有管理人员，有科技权威等等。因为要感谢领导、联络上级、平衡关系吗。沾上国家大奖的光，对名誉、提级、升官都有好处。只要注意一眼下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申报职称或科研项目的材料，会看到每一位都获得过两三项或十几项成果奖励，其中不乏是靠加塞、搭车或抬轿子获得的。

根据现行成果奖励政策规定，每项成果只奖励排序前几名，缺少鼓励多学科综合、多部门协作的有效措施和激励政策。这就出现了日益严重地分拆科研项目、课题化整为零、分散报奖的现象，其结果造成单项成果奖励多，技术不配套，奖励成果很难在生产中转化应用。

我国的科技奖励体系主要依附于行政体制，科研成果的产权归国家所有，科研人员获得的“回报”与成果的推广应用无关，通常是由获奖单位根据获奖等级给予研究人员评定职称、发放奖金等。由于科研人员往往不关心科技成果的开发利用，研究成果获得奖励之后就被束之高阁。这就助长某些人员沽名钓誉，但并不承担科学成果真实性及其应用后果的责任。

农业科研成果“评奖运动”的行为扭曲已经从个体行为发展成为群体行为，并且有制度化、合理化的趋势。有些单位或头面人物公开地、明目张胆地欺骗政府、欺骗舆论和社会，而权力机构对此种扭曲行为不仅熟视无睹，任其泛滥，甚至包庇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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