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的偏见

——评张忌的小说《夫妻店》

李遇春

在一个偏僻贫困的小渔村里，一对外乡人夫妇开了一家简易的理发店。这家夫妻店最终以家破人亡解体，女儿淹死了，女人也死了，丈夫则成了杀人犯。这显然是一个悲情故事，故事并不新鲜。然而，作者并没有讲述一个煽情的底层故事，去虚赚读者廉价的眼泪；他也无意于讲述一个俗套的伦理故事，去谴责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从而引发读者的道德义愤；这些都不是这篇小说的创作目的。

对于作者来说，小说不仅仅是讲故事，甚至也不仅仅是塑造人物。实际上，我们很难指出《夫妻店》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谁，丈夫李成河和妻子樱花虽然在文本中贯穿始终，但他们其实并不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因为作者并未刻意追求塑造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不过是把这对夫妻当作艺术道具而已，借以塑造环绕在这对夫妻（夫妻店）周围的村民们，勾画并拷问他们的灵魂。看得出来，作者在艺术上是有野心的，他并不满足于塑造常见的典型人物，而是企图塑造典型的人物群像。尽管这个群体没有名字，但惟其无名，才更能揭示这个群体的灵魂的普遍性。外乡人有名字，但并不是叙述的重心；小渔村的村民们没有名字，却是小说的真正的主人公。作为“他者”的外乡人成了折射小渔村村民的灵魂的一面镜子。表面上是村民在看外乡人，其实是村民在外乡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灵魂。准确地说，应该是作者通过外乡人的设置而冷静地透视了村民的灵魂。这正是这篇小说在艺术构思和叙事策略上新颖别致的地方。

在小说中，村民与外乡人的关系，就是“看”与“被看”的关系。对于小渔村的村民来说，外乡人夫妇是“他者”，是给小渔村带来现代化气息的“上层人”。村民们始终是以底层视野来看外乡人的，他们对外乡人的观照隐含了底层视野的偏见。起初，村民们对外乡人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和观念充满了羡慕和嫉妒，他们开始接纳这对外乡人。但接纳和认同很快被李成河女儿的到来打破了。这个城市姑娘的傲慢让村民和孩子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她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泳姿不仅激发了渔村孩子的羡慕和嫉妒，更激发了他们的仇恨。小姑娘溺水而亡却没有一个渔村的孩子去救她，这是底层对上层的报复。报复之后，村民们又感到羞愧，毕竟见死不救有悖民间日常伦理。但村民的愧疚心理很快消失了，因为李成河把丧女之痛转嫁到樱花身上，他的家庭暴力使村民们以为这是李成河在借此发泄对村民的仇恨。于是村民们继续报复李成河，他们撺掇和怂恿着樱花与李成河离婚，对樱花与包工头黄春的私情也隐瞒不报，直至樱花被李成河杀害。杀妻后的李成河谎称他的女人与黄春私奔了，这又重新唤起了村民们对李成河的同情和愧疚。当河里浮出樱花的尸体后，村民们开始谴责黄春，误以为黄春是杀人凶手，并赞美起李成河来，觉得忍辱负重的李成河才是真正的好人。直至李成河被查明是真正的凶犯时，村民们又对李成河怒不可遏，一致谴责李成河的残忍。

这篇小说的作者是冷峻的，他的叙述不动声色，但在看似不经意的平铺直叙中深刻地揭示了村民们的心理嬗变过程。村民们对外乡人的羡慕和嫉妒，仇恨和报复，愧疚和谴责，这些复杂的情感心理状态被作者在有限的篇幅内刻画得一波三折，淋漓尽致。外乡人李成河的形象也随着村民们的心理嬗变或价值视野的变化而变化。李成河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村民们并不清楚，村民们对于李成河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一会儿同情一会儿厌恶，村民们对李成河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反复无常，主要是因为村民所代表的当今中国底层社会的底层视野的局限。其实，底层在道义上并不拥有天然的正义感。在当下中国文坛的底层叙述中，许多作家习惯于编排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底层与上层之间矛盾冲突的故事，并偏执地把正义和良知赋予传统、农村与底层，而现代、城市与上层则成了罪恶的渊薮。这种模式化的创作倾向是值得反思的。固然，上流社会有自己的阶级偏见，但底层社会同样有自己的阶层偏见。在《夫妻店》这篇小说中，正是村民们对李成河的歧视或偏见导致他最终走向了杀妻深渊。所以李成河有理由说村民是害死他的女儿和妻子的罪魁祸首。在这场悲剧中，以村民为代表的底层社会是值得检讨的。

在中国，底层并不纯洁，一味地同情底层并不能真正地拯救底层。沉默的底层社会固然值得同情，但也需要批判性的审视。显然，小说中村民的灵魂是沾染了杂质和灰尘的，这既是我们民族的国民劣根性的遗传，也是普遍性的人性弱点使然。要想走出当下道德化的底层叙事模式的藩篱，揭示底层的偏见也许是不错的艺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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