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叙述的迷惘

——评刘庆邦的小说《表妹》

李遇春

也许有人感到奇怪，《表妹》的主人公怎么不是表妹，似乎表姐和姐夫才是小说的主人公。事实上，刘庆邦无意于讲述一个乡下妹子进城打工的老套故事，在近年来的底层写作热潮中，这种打工妹的故事已经被讲述得太多了。在我看来，刘庆邦其实是想讲述一个关于“看”与“被看”的故事，一个关于“说”与“被说”的故事。而且，“看”的对象和“说”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看，如何说。

显然，小说中的表姐和姐夫，既是看者也是说者，而表妹则是被他们观察和谈论的对象。甚至表妹的一举一动都在表姐和姐夫的审视和监测之中。我注意到，表妹在小说里几乎没有主动说过什么话，作者不是实写表妹的勤劳和手巧，就是虚写表妹的“出事儿”，但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作者似乎并不想交代清楚，实际上也没有必要交代清楚。因为作者的创作意图并不在这里，他并不想集中讲述表妹的城市故事，他的叙述焦点是：表姐和姐夫究竟是如何“看”表妹的城市生活的？夸张一点说，刘庆邦不是在写小说，他是在写论文，他想探究一个作家究竟该如何叙述底层的问题。

这就牵涉到了底层叙述的文化立场。对于表妹的打工故事，作家是站在现代城市文化的立场上来叙述呢，还是站在传统乡村文化的立场上来叙述？换言之，是对表妹的打工人生做积极的历史评价呢，还是做消极的道德评价？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历史与道德的悖反，这一直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两难问题。对于小说中的表姐和姐夫来说，被这样的“天问”缠绕上了，又怎能不迷惘呢？有意味的是，从小说的开始到结局，表姐和姐夫的文化立场正好发生了颠倒，表姐由开始的现代城市文化立场转向了传统乡村文化立场，而姐夫则从开始的传统乡村文化立场转向了现代城市文化立场。这既是两个小说人物的迷惘，其实又何尝不是作者关于底层叙述的迷惘呢？

正如小说中所说：“一座煤矿两座城，地下一座城，地上一座城。”让表妹从乡下来城里（矿上）打工，这是表姐的主意，但遭到姐夫的反对。表妹人还没来，关于她的打工人生就已经成了表姐和姐夫谈论的中心。在姐夫看来，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与乡下人大相径庭，如今物欲横流，彻底冲毁了传统道德伦理的堤坝。让纯朴的表妹来做打工妹，那岂不是成了城里人欲望燃烧的对象？倒不如让表妹留在乡下，继续过传统的农耕生活，做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表姐虽然觉得丈夫的话有道理，但并不认为城市就有那么可怕，让表妹来城里打工是给她谋一条生路，是为了让她生活得更好，并非坑蒙拐骗；更何况来城里是给自己的私人小饭馆帮工，表妹成天生活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又怎么会出事呢？表姐和姐夫的对立其实是两种文化价值立场的对立，如果说姐夫在竭力地“妖魔化”城市，那么表姐就在有意无意地为城市“正名”。此时的姐夫俨然乡村文明的代言人，而表姐成了城市文明的辩护者。

但表姐对城市的辩护是有保留的。对表姐来说，城市啥都好，就是人的欲望如洪水猛兽，须严加防范！表姐于是对表妹严加看管，甚至到了人身监控的地步。她不许表妹留长指甲，穿紧身衣，看闲书。她从不给表妹单独外出的机会，以防表妹被这座欲火熊熊的城市所焚毁。有时候，连表妹上厕所的时间长了点，她也会忧心忡忡。为了表妹，表姐可谓煞费心机，几乎要得窥视癖了。但让表姐惊诧的是，即令如此，在这座物质化的城市中，表妹还是见缝插针地学会了装饰自己，她描眉，涂口红，打耳洞，甚至还半夜偷偷外出飚歌。表姐为此怒不可遏，把表妹遣回了乡下老家。表姐的愤怒流露了她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失望，她以为把表妹遣返乡间就不会出事儿了，但她万万没想到，表妹居然离家出走，又来到了城市。倒是姐夫现在变得开通了，既然表妹不想过传统乡村生活，那她到城市来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没准在城里还能成家立业呢。

姐夫立场的变化，让表姐莫名惊诧，她骂他是混蛋，“横竖都是你的理”！这实在骂得有理，因为她也骂出了作家内心的困惑。不是么？我们究竟该怎样叙述底层呢？我们到底该站在什么立场来叙述一个打工妹的故事呢？理想还是现实，肯定还是批判，出走还是回归，传统还是现代，这大约就是当前底层叙述的迷惘了。因此，与其说《表妹》是底层叙述，毋宁说它是关于底层叙述的叙述，说得时髦一点，可谓“元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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