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中的幸福与幸福中的绝望

——评曾楚桥的小说《幸福咒》

李遇春

曾楚桥的《幸福咒》，是一篇构思精巧绝妙的反讽小说。表面上看，作者的叙述是写实的，冷静的，有节制的，整个叙事从容不迫，如同生活流一般，但实际上，小说的叙述结构显然又经过了作者的精心编排，其中蕴含了反讽的意味和批判的力量。

民工来顺死了，为了超度他的亡魂，女人翠珍执意要依照乡俗，在城里做一场法事。《幸福咒》讲述的就是这场法事中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名叫翠珍的女人，她既是死去的民工的妻子，同时自身也是一个乡下进城谋生的农民工；再一个主人公是工头，虽然他在小说里没有名字，但他在叙述中的地位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作者的构思中，作为富人阶层的工头与作为底层的民工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和反差。贫与富、贵与贱、善与恶、幸与不幸，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组成了这篇小说的张力结构。而且，在作者的反讽叙事中，所有这些二元对立的价值伦理都被颠倒了过来。一边是底层的幸福，一边是富人的无耻；一边是贱民的浪漫，一边是工头的世俗。而就在这两极之间，作者巧妙地穿插了一个“和尚”的故事，用一个商业化的假和尚的招摇撞骗行为，把女人和工头的故事编织在一起。

这个假和尚正是这篇小说的叙述枢纽，也是这篇小说的反讽之源。所谓“幸福咒”，其实是假和尚欺骗那个可怜的失去了丈夫的女人的一个招揽钱财的伎俩。世上哪里有什么“幸福咒”呢，和尚不过是用自己奇怪的方言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流行歌曲《我要幸福》而已。这是一个商业化潮流淹没了世道人心的时代，连佛门净土也遭到了践踏。这个时代只有俗界，难觅净界。尘世中充满了各种快活的喧嚣，但就是找不到幸福的理由。当流行歌手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我要幸福”的时候，真正的幸福早已烟消云散。“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一个物化的时代里，红男绿女们追逐的是“性福”，而不是“幸福”，音虽相同，其意何止相距霄壤。

难得的是，我们在《幸福咒》中看见了一个出身贫贱的女工的精神的高贵！那个女人其实并非不知和尚的伎俩，她明明已经识破了和尚的骗术，但她却并没有揭穿和尚的假象，而是选择了“假中求真”，满足了和尚贪得无厌，额外索要钱财的要求，一定要他为自己的丈夫，同时也是为自己念一百遍“幸福咒”。因为女人此时已决意去死，去追随丈夫的亡灵。她一下吞了三天的安眠药。她已经对这个俗界绝望了，她渴望去净界，去天堂。她无法接受自己心中神圣的超度亡夫的宗教仪式被别人一再地戏弄，反复地亵渎。当工头和工友们在亡夫的灵堂里打麻将的时候，当工头的两个“二奶”在亡夫的灵堂里大打出手的时候，尤其是当一个俗不可耐的伪和尚在那里为她的亡夫念着假咒语的时候，女人的心其实在暗中滴血。表面上的冷静和忍让掩盖不住她内心的愤怒和绝望。“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在一个假象环生的世界里，女人的真情被漠视，被虚化，她惟求一死，最后一次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质本洁来还洁去”，上演一场古典而浪漫的殉情活剧。这才是真正的幸福！致命的幸福！死亡在那一刻充满了诗意，散发出最后的浪漫和温馨。这种幸福不仅属于那个女人，而且也属于她的亡夫来顺。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中那个不幸的男人来顺真可谓三生有幸了。

然而，死者的幸福更加反衬了生者的不幸。在底层的幸福的照耀下，富人的幸福生活抑或“性福生活”，立刻变得暗淡而绝望了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幸福咒》这篇小说的成功在于，作者在底层的不幸中发现了幸福，又在富人阶层的幸福中看见了不幸。与女人和亡夫的绝望中的幸福相比，工头的表面上的幸福更加让人绝望。包工头有的是钱，但除了钱，他一无所有。他身边的女人，什么“二奶”，“三奶”之流，看中的全是他的金钱，而不是他作为人的真正价值。在“牛仔”和“林黛玉”的物质纠缠中，工头已经异化成了一个物质的符号、欲望的符号。终于，“牛仔”破相了，“林黛玉”遭羞辱了，工头的金钱挽救不了他的幸福（“性福”）生活。对于工头来说，这是幸福中的绝望，是一道真正的“幸福咒”，恰好与民工的绝望中的幸福形成了鲜明的比照。

幸福并不是富人的专利。底层自有底层的幸福，富人亦有富人的绝望。绝望中的幸福是希望，幸福中的绝望才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幸福与阶层无关，与物质无关，与金钱无关。幸福是一种感觉，是一种体验，是一种精神的满足和生命的充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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