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份，雇了石家庄郊区DAHE 村的一群农民给课题组种麦子。由于地卖了，这些种了几十年自己土地的农民失去土地，成了我们单位的临时雇工，在农忙时节帮工。她们大多是50多岁的妇女，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又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到处卖苦力，打零工。有十多个60、70多岁的老大妈架着镬子开沟，拿着耙子平地，一个75岁的老太太和我们一样蹲在地里点播。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地里蹲上一天也是腰酸腿疼的了。但这些农民总是抢着向我们要活，而她们一天的报酬不过是15到20元。

春节回老家过年，感触更深了一步。比起郊区的农民，老家种地的父老乡亲生活还要苦。如今，种地的成本越来越高，如果是靠天吃饭的话，种地只能赔钱。因此，只有年老找不到班上的人才种地。多数年轻人去乡镇企业打工，这些乡镇企业大多具有如下特征：环境污染严重、高耗能、产品假冒伪劣、技术含量低。通常一天高强度工作10多个小时，每月挣600到700元。

想起夏衍先生的《包身工》，芦柴棒做资本家的包身工是为了活命，因为在当时的农村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幸福。在当今许多农民工冒着生命危险挖煤、采矿又何尝不是呢？

李春平先生说过，在建国后的几十年，国家对农民和农业的政策基本上是错误的。因为制度导致的贫富差距和不公平，不更应值得我们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