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早在二百多年前黑格尔就曾经说过中国没有哲学^{[1 ]} 。从此,他的话便成了一个诅咒,中国哲学似乎是带着“原罪”诞生的，她的地位似乎没有坚实的保障，故而一有风吹草动，便会挑动中国学者敏感的神经。2001 年9 月，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访华，他在上海对王元化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2 ]} 。这番话在中国学术界激起了波涛，众多中国学者纷纷撰文回应，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场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探讨至今仍很热烈，目前尚未结束的迹象。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一、缘起错误

中国本无“哲学”一词,自古也无“哲学”这样一个学科。中国人所使用的“哲学”一词是晚清时期的学者黄遵宪从日本引入中国的，而日本人对该词的使用又始于一位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西周用“哲学”这两个汉字对应西文的“philosophy”。中国诸子百家学说只是对哲学所关注的问题给出了答案，而近代因此未经深思就给诸子百家学说贴上了“中国哲学”的标签。近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基本上是贴标签式的工作，这些工作严重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诸子学说是“天文、地理、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的确包含了对哲学问题的深刻回答，但其研究范畴大于哲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对诸子学说直接贴“哲学”标签是有问题的，一方面是对诸子学说的降格处理和对其价值的低估，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哲学思想失去了自我。如同一个科学家对哲学问题做了阐释，就要给科学家冠以哲学家的名号，虽然不是不可以，但须慎重处理。同样的，对中国哲学的研究须慎重。可以说,谈论“中国哲学”,完全是中西文化仓促相遇所产生的一个仓促的后果。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只写了上卷,但却成为中国哲学(史) 学科的经典范式。胡适所确立的这个经典范式本身或许即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从思想史上看,这个问题身后的背景是近代以降中西古今之辨的一个结果。从东西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在当时不如说是相遇) 来看,是西方强势文化扩张的全球化以及东方弱势文化主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球化的一个后果。从当时学术界的心态来说,这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学术救国等民族自强的一种反映:对于别人有的,要么我们原本就有,要么我们现在也应该有,要么我们将来也一定要有。别人有哲学,我们也要有哲学。别人有哲学史,我们也一定要有哲学史。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中国哲学(史) 这门学科“贴上标签”就应运而生了,并从此就开始了以西方哲学来剪裁中国的诸子百家学说。这正如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的蔡元培先生所说的,“我们要编成系统, 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 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3 ]} 。

以西方哲学来剪裁中国的诸子百家学说上,紧随其后的是著名学者冯友兰。冯友兰先生在依傍西方哲学的路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提出:“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4 ] (P1)} 冯友兰的哲学史实践也是依照这个主张来操作的,例如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朱熹的“理气关系”,用柏拉图的“理念说”来解释朱熹的“理一分殊”等。

在港、台学界中,牟宗三先生在融会以儒学、佛学为主的中学和以康德哲学为主的西学时,也创造了一套相当有影响的儒学话语系统和中国哲学范式,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今日在港、台的一些治中国哲学的学者心目中,只有一种“西方哲学”,那就是康德的哲学,只有一种“中国哲学”,那就是经由牟宗三诠释的“陆王心学”。

当这代学人饱读了西学，再把西学拿来格中学之义时，形成了所谓中国哲学(史) 学科的一个新典范：以不断变化着的西方哲学来演绎中国哲学史料，于是，学者们开始谈论作为存在主义者的庄子，竟然讨论朱熹的“理”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通过哲学家们对传统哲学的整理和诠释，传统不是愈来愈清晰、明白了,而是愈来愈令人不可理解了；哲学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功能部门，它使人们不是愈来愈亲近传统,而是愈来愈疏远它。”^{[5 ]}在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中，我们面对和处理的无疑是中国的史料，然而对这些史料用西方的种种观念来诠释时，我们所获得的所谓中国哲学史，究竟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学科中的运用史，还是中国哲学自身的历史? 我们是靠近了中国哲学的精神，还是远离了她? 笔者感觉，这种努力在探索方面是有其价值的，但是这种探索不但埋没和低估了诸子学说的价值，而且使中国哲学的存在丧失了自我，很容易给西方学者造成中国无哲学的印象，所谓中国哲学有点四不象。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些前辈学者都有良好的中西学术背景，他们从跨文化的视野出发来探讨所谓“中国哲学”问题，在今天看来，他们所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可以说只是文化际的比较哲学而已^{[6 ]}。

二、中国有无哲学之辩

否认中国哲学存在的观点,基本上但不完全是来自西方的。这一观点从历史的和理论的两个方面提出了一些论点^[7]。

首先，对于中国哲学的否定源于学科分化中对学科界限要求。哲学源于希腊，是经历了知识体系学科分化的结果。而中国哲学似乎没有经历这样的分化。认为，目前所存在的“在中国的哲学”并不能够通过追溯的方式来证明中国传统思想就是哲学。

其次，认为如果“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应该有一定的系统性和理论性，而诸子的思想都很少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比如老子和孔子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使用一些简短的格言、警句或者对话,其自身并不特别关注表达的系统性、逻辑性或者哲学上其他各种标准。

再次, 认为“中国哲学”的诞生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遭受了各种外来的屈辱，同时，国内形势也是引起关注的原因。因此，中国希望通过像日本那样从西方寻找灵感和启示的方式来重塑自我。由于看到了西方哲学所伴生的力量和尊重，中国的一些学者决定要用西方的哲学训练自己，同时将他们自己所继承的思想传统贴上哲学的标签。这一论点在中国的成功，当然会令西方人以同样效力将其倒转过去，诸子百家转换为“中国哲学”显然更多地是政治的问题，而并非仔细考虑思想内容的结果。

笔者以为上述论点都是有事实根据的，但不能以此构成否定“中国哲学”的充分论据。1、所谓哲学应当是对一些问题答案的集成和理论化。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但如果对哲学所关注问题，在哲学出现之前有人做出了专门的系统性的答案（无论是显式的表达，还是隐式表达），这些答案应该归入哲学。2、人类的知识体系从来就有2个发展方向，一个是分化，走向学科林立，另一个是综合，走向普遍的联系，西方哲学是学科分化的产物，也是学科分化指导思想，西方哲学对学科的综合日显不足，而中国人的思想整体性很强，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科学界。3、中国人对哲学问题思考只是其思考人生、自然和社会更广泛问题的副产品，与西方哲学比较，表面上没有形成纯粹的哲学思想体系，但的确隐含了一套系统的深刻的哲学思想，这种隐含的哲学思想让西方人、乃至现代的中国人很难把握，可以说中国有哲学之实，而无哲学之形。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比较，是一种隐哲学，是一种不同范式的哲学。4、哲学是文化的精髓，文化是思想的集成，伟大的文化必定有其一贯的核心思想（哪怕是隐含的），这个核心思想就是哲学。对中国哲学否定是对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否定，是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入了解的表现。

三、中国哲学价值发现

前面论及，中国哲学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被命名，造成了一定的困惑，但是不能构成否定中国有哲学思想的充分论据。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比较，只不过采用了不同的存在方式，是一种隐哲学。这种隐哲学对中国自身和世界的发展，乃至科学的发展均做出了贡献。

现代科学正在悄悄地进行着一场变革乃至革命，使科学从还原论主导走向整体论，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从以中国哲学为代表的东方思想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启示。一些现代科学家发现，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关于整体和谐的思想、有机论的思想、演化发展的思想、相反相成的思想与现代科学的新精神、新思想、新方法十分吻合。

丹麦物理学家玻尔1937年访问中国时，对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十分感兴趣，认为这与他的“互补原理”非常一致。后来他还用太极图设计了族徽。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认为中国古代的直觉和类比的思维方式同他提出的介子理论有密切的关系。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把现代物理学与中国传统思想作了对比，认为两者在许多地方极其一致^[8]。1925年怀特海(A.N.Whitehead)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开始有力抨击近代科学的机械论。50年代李约瑟指出，“机械论的世界观在中国思想家中简直没有得到发展，中国思想家普遍持有一种有机论的观点”。在中国人看来，世界是“一幅广大无垠、有机联系的图景，它们服从自身的内在的支配”。80年代普里高津指出：中国文化“具有一种远非消极的整体和谐。这种整体和谐是由各种对抗过程间的复杂平衡造成的”。哈肯(H.　Haken)则提出“协同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在整体性观念上有深刻的联系”，他创立协同学是受到中医等东方思维的启发。在国内，竺可帧、李四光、钱学森等不少科学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科技价值有所论述。李约瑟在1975年强调“我再一次说，要按照东方见解行事”^[9]。

卡普拉在1975年出版了《物理学之道一一现代物理和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相似性的探讨》。他在1991年第三版中归纳了科学中6个新观点，并强调它们在东方传统思想中都有类似的观点：1、整体和部分关系，从把了解部分性质为主转为把整体放在主要地位；2、从考虑基本结构为主到重视过程。所观测到每一结构都是其潜在过程的表现；3、从客观科学到认识科学，在研究自然时不能不谈到自己(测不准原理)；4、承认基本定律、基本原理等作为知识基础的经典观念亦在变化。把我们的描述、概念、模型、理论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不存在基本原理等；5、从发现“真理”走向近似描述；6、从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主宰态度转向两者的合作和非暴力。^[10

　　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一书中文版序中指出：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一贯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性，这与注重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相悖。本书所阐述的结果把现代科学拉近中国哲学。自组织的宇宙也是“自发”的世界，它表达一种与西方科学的经典还原论不同的整体自然观。我们愈益接近两种文化传统的交汇点。我们必须保留已证明相当成功的西方科学的分析观点，同时必须重新表述把自然的自发性和创造性囊括在内的自然法则。普利高津甚至提出：“在本世纪末，我们并非面对科学的终结，而是目睹新科学的萌生。我衷心希望，中国青年一代科学家能为创建这一新科学做出贡献。”^[11]

　　参加58次香山科学会议“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科学前沿发展”会议的学者指出：20世纪后半叶，情况有较大的变化：社会发展对科技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科技本身逻辑发展也给自己提出新的要求；大量新自然现象发现对已有的科学理论捉出挑战。于是国内外一些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史家提出，中国古老深厚的传统文化对当代科技前沿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有关的成功事例目前已越来越多。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科技前沿发展”香山科学会议。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更深刻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科技发展中，可在观念、理论、方法和自然史料方面起着促进作用。^[12]

　　从上，科技发展、社会进步正在呼唤着中国哲学的整体论思想和实用化方法，中国哲学的价值不是趋向消亡，而是日益加强。

四、中国哲学的未来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源泉。以中国哲学为核心的传统思想，无论存在形式如何，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以西方哲学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在近代300年左右的历史中，为世界的物质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目前出现了瓶颈问题，无论是西方文明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出现了不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东方文明将面临一个大的发展机遇。

中国哲学的继续发展,曾经是许多中国哲学大师对于未来的期望。例如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中、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的结论中都做过充满期待的展望。张岱年说：“西洋哲学及其方法已输入了中国，人们虽一时不免为西洋哲学所震炫，但需要新哲学的呼声已可以听到，我们可以期待着一个可以媲美先秦的哲学灿烂的情形之到来。”[13 ]这些话虽写于20 世纪的上半叶,但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来说,仍具有着昭示作用。

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应该避免两点，一是不能继续以西方哲学的范式来研究中国哲学的老路，这样只能支解中国优秀文化的思想，不但丧失自我，而且只能走向消亡；二是也不能以“原教旨主义”的思想和方法来研究，为迎合世界一体化的趋势，通过整理、发掘和创新使中国哲学走向显化，得到世界的认同。

对中国哲学的整理、发掘和创新落后于现代科学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科学界对中国哲学存在价值的认识要比哲学界深刻。纯粹为中国哲学的存在而研究中国哲学，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只有与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为科学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服务，中国哲学才有可能走向生生之路。中国哲学的发展不仅仅是哲学家及哲学工作者的事情，而关乎人类文明进步和民族复兴的大事，只有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创新地发现中国哲学的指导价值和重构中国哲学的体系，为中国哲学注入时代的新鲜血液，中国传统哲学才必将获得她的当代形态。可以乐观地预言,一个中国哲学发展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哲学也将是世界的哲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