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贾德•戴蒙的（Jared Diamond）《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本书已有有翻译本《大崩坏：人类社会的明天》在台湾和香港地域出版发行），觉得有必要坐下来整理一下自己的感想。贾德•戴蒙是美国加州大学洛山矶分校生理学教授，进化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和生物地理学家，美国家喻户晓的非小说作家，1997年荣获普利策奖。书中作者打破时空的界限，对诸多古代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和结局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精辟而且独到的分析，归纳出造成人类文明是枯还是荣的原因，他一共列出五点：自然环境的破坏、气候变化、怀有敌意的邻居、交易伙伴和对重大环境问题的社会反应。其中，地区的气候变化不是人所能决定的；周围住了一些什么人，是敌是友，也是这个人类群体不能选择的，人类和环境的互动关系才是决定性的。我首先对全书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自然资源是立国之本，人类社会和环境的互动决定了未来走势，是“涸泽而渔”还是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人类自己的选择。
我们都知道人类不是神灵创造的，只是大自然的进化产物，本身就是神奇大自然的一部分，是不可能脱离周围的自然环境而独立存在的。人类社会通过生产活动从自然环境中获取衣食住行之所需，这就形成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中的自然资源的使用。水、空气、土壤、森林、矿山以及广阔的海洋，都是可以使用的自然资源。人类社会，无论是远古的还是现代的，复杂的还是简单的，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没有一个不是构建在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使用之上。而这种开发利用会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甚至是破坏。如果自然环境破坏严重了，自然资源就枯竭了，人类社会也将随之衰落，甚至崩溃和消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这个道理。
贾德•戴蒙在书中分析的第一个因自然资源枯竭而崩溃的人类社会是复活节岛的史前文明。复活节岛隶属于智利，因遍布全岛的巨石像而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圣地。通过总结和分析野外考察和考古发掘标本鉴定所得数据，作者勾勒出了复活节岛史前文明的产生、发展，直到最后衰落的全过程，证实了由于建造那些石像，居民耗尽了岛上有限的自然资源，导致整个文明的崩溃。让我们回到九百多年前：一群波利西尼亚人驾着独木舟来到了复活节岛，他们随身带来的农作物的种子和家畜成了建立新社会文明的必需。根据孢粉学数据，在波利西尼亚人上岛初期，岛上有良好的自然环境，森林资源丰富，树种主要是一种已经灭绝的巨棕榈树。巨棕榈树既能吃又能喝，它的纤维组织还能结绳作为工具。肥沃的火山土壤给他们带来了丰收，岛上种植香蕉、芋头、白薯和甘蔗，再加上饲养家畜、捕鱼，岛上居民食物充足，生活过得相当不错。可是不知道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开始建造那些巨大的石像，灭顶之灾也接踵而来。人们只有原始的石制工具，建造如此庞大石像的难度可想而知，大量人力是必需的。有些石像还得送到十几公里以外，这也不是轻松的活。证据显示他们是靠一种“舟梯”方法来搬运石像的，这种方法需要数量巨大的原木，大量伐树是在所难免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千辛万苦地建造、搬运和树立石像只是用来显要部族的实力，但是岛上有限的自然资源却被白白浪费掉了。树被砍光了，土壤失去了植被保护，水土流失严重，农作物产量急剧下降。更是雪上加霜的是没有了可以建造独木舟的巨树，出海打鱼或是出逃都成为了不可能。接着，岛上出现了纷争，人吃人的现象出现了。人口下降，社会萎缩成了必然的结果。
阿那萨齐族和玛雅人都曾在美洲建立了灿烂的文明，可惜他们都走上了崩溃和灭绝的道路，只有那些矗立在荒漠或是茂密丛林中巨大的废弃建筑物还在默默诉说着曾经的辉煌。考古学证据还原了当时两个文明所在地自然环境变迁，显示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犯了相似的致命错误。阿那萨齐族地处干旱，降水稀少，土壤也比较贫瘠。但是阿那萨齐族的人们巧妙地利用了当地独特的地理特点，发展起了高度发达的灌溉农业，这是一个很大成功。玛雅人在一个狭长湿润的山谷中建立起了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成功的农业，为整个社区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人口增长，社区膨胀，对食物、住房等生活需求迅速地增加，迫使人们加大对自然资源诸如森林耕地的使用力度。直至人们的使用程度超出了自然环境所能承受的上限，资源再生循环遭到了严重破坏，土地过渡的耕种，肥力下降，产能下降，森林被大面积的砍伐，土壤失去保护。虽然整个社会危机四伏，也能勉强度日，但一遇大的灾荒年景，顿时分崩离析。
冰岛和格陵兰岛也是一对有趣的例子，它们都是维京人在北大西洋建立的居住地。同样是来在北欧的维京人，同样是在环境非常脆弱的地方建立社区，却是孑然不同的结局。冰岛非常容易风化的土壤给来自欧洲大陆的入侵者带来了意想不到麻烦。砍伐森林，开垦农田，放牧牛羊的结果是地表失去植被的保护，于是海风吹走了岛上数万年才累积起来的火山灰土壤，整个小岛就要变成不毛之地。惊觉的冰岛人及时地采取了变通之道，保护所剩无多的森林，以渔业代替农牧，终于扭转颓势，转危为安。如今的冰岛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再看看与冰岛隔海相望的格陵兰岛，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到来之初，维京人认为找了风水宝地，气候温和，森林茂密，草场丰美。很快这群人定居下来，建立了以农牧业为基础的社会体系。格陵兰岛地理纬度高，夏季短促，气温偏低，植物生长缓慢，再加上岛上土层薄，植被破坏后水土易流失，维京人很快就用完了岛上的自然资源。根据冰芯分析，格林兰进入小冰河期后，温度骤降，变化异常，酷寒让社区的农牧生产系统崩溃。但是这群维京人始终以基督教徒自居，拒绝改变和自然环境不相适宜的农牧生活方式，最后走上绝路直到灭绝也不足为奇。作者认为气候变冷作者认为气候变冷对于格陵兰维京社会崩溃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原因还是这群维京人始终拒绝改变与自然环境不相适宜的农牧生活方式，从而耗竭了自然资源。反观与他们同时代的爱斯基摩人，因地制宜，用冰砖盖屋，捕食鲸鱼海豹，狗拉雪橇，用鱼油照明，充分地融入到了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终使种族得以延续。
在环境与自身发展的问题上，人类一错再错，社会体系分崩离析的一幕反复上演，古代社会对自然的无知是一个重要因素。当今的我们如何以史为鉴，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呢？就自然环境本身来讲，它的复杂程度远非现代科技所能理解，有效改造更是狂妄无知的奢望。戴蒙教授认为人类自身和生存自然环境的互动决定了发展方向。人类从环境中攫取生活资料，又不要对环境产生破坏，保持原有生态体系的稳定性，找到发展和环保二者的平衡点才是永续发展之道。蒂寇皮亚岛和新几内亚高地的原始部落因地制宜，合理利用有限的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建立了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关系。蒂寇皮亚岛地域狭小，人口有限，是一个没有等级的社会体系，拥有发展了数千年的农业经济。部落酋长只是部族的代表，没有任何特权，靠亲自下地劳动养活一家老小。岛上的居民相互认识，岛上事务人人参与讨论，各自发表看法，需要几天甚至数月才能达成共识，这种“由下而上”的发展模式有效地维护了整个族群的利益，成功地培育出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永续发展的关系。一个面积仅1.8平方英里小岛能供养的人口是非常有限的，岛上古老社区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方法保持了人口的长期稳定，这是蒂寇皮亚人类社会延续了几千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作者没有提及人口控制的由来，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考证。新几内亚高地无论面积还是人口，都是蒂寇皮亚岛所不能比的，但是新几内亚高地内的社会形式十分独特，人们居住在各自独立的村子里，每个村子都是个独立的实体，互不隶属，拥有各自的领地和资源。每一个村子组织形式和议事方式和蒂寇皮亚岛非常类似的，他们也执行了控制人口的策略，是又一个“由下而上”永续发展模式的成功例证。
我们的邻国日本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由上而下”保护环境的成功经验。原本日本森林资源丰富，德川幕府结束了社会纷争，社会稳定，人口增长迅速，数百个用木头建造的城市拔地而起，后又因火灾重建，再加上燃料和建造战船的需求，到十七世纪初森林基本被砍伐完毕。1657年的明暦大火唤醒了灾难边缘的日本，幕府颁布法令，加强森林管理，减少木材使用，为扭转恶化的局面争取到了时间，终使国家转危为安。日本的特点是重视法律的执行，而不是法律的形式，日本人民普遍认识到森林保育虽是长期的但是对后代极其有益，自觉执行的比例很高。位于加勒比海伊斯帕尼奥拉岛东部的多米尼加曾经执行了激进的森林保育政策，广袤的森林，良好的自然环境使本国经济受益不小，同在绝望中挣扎的邻国海地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多国两位总统杜希友和巴拉格任内执行森里保育政策的目的不为人们所知，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它成为因执行“由上而下”保护环境政策而成功立国的又一成功例证。
今天的澳大利亚是一个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失败事例。古老的澳洲大陆地域广袤，但土地贫瘠，气候干旱，植被生长缓慢，本不适宜农牧生产，欧洲移民还是固执地改造出了农田草场，羊毛一度成为该国主要的出口货物，小麦也大宗出口到欧洲。地力耗竭，土地退化，农业产值对本国经济已无足轻重，但是农民手中握有选票，政治人物也无力推行改革，放弃农牧生产。兔子和狐狸的引入，更是彻首彻尾的败笔，兔子在没有天敌的状态下繁殖，泛滥成灾，最终与牛羊争食；狐狸捕食已经使数种本土小型哺乳动物遭到了灭顶之灾。虽然政府投入巨资，兔子问题也是解决无望，可爱的兔子已经成了澳大利亚绵绵不决的痛。
对待环境的态度固然重要，不能掠夺式的开发，更不能恣意地人为改造，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应该是上上之道。作者认为人类本身的数量也绝对不容忽视，原因在于地球有限的承载力，生态环境能供给的资源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这个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国家或地区，甚至是一个小小的社区。换句话讲就是地球能供养的人口应该是有一个上限的，过多的人口同样会引导整个人类走向覆灭的深渊。根据作者分析，人口问题在1994年发生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卢旺达地区人口密度本来就很高，缺乏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家庭规模日趋增大，每个家庭的农田面积却不断下降。最后的结果是家庭入不敷出，穷人增多，土地纠纷和社会冲突增加，犯罪率逐年攀高。个别无良政客因一己之利扇动胡图和图西两族的仇恨，内战一触即发，局势彻底失控，造成了80万人被屠杀。调查分析发现，被屠杀的人中不光有图西族，胡图族也不在少数，民族仇恨只是大屠杀的遮羞布。这一地区胡图族和图西族长期混居，相互通婚，长相近似，要辨别个人是属于图西族还是胡图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调查分析还发现各地被杀害的富人不成比例，更是不区分民族。大屠杀虽然不幸，但缓解了人口压力，重新分配了社会财富，特别是农民视为生命线的耕地，实现了地区局势的暂时稳定。如果该地区不从大屠杀中汲取教训，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大屠杀的悲剧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再次上演。另外，我不得不再提一下蒂寇皮亚岛和新几内亚高地原始部落的成功，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保持了人口稳定，这对于生活地域狭小的部落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令世人瞩目，但是也有不少国家把正在崛起的东方巨龙看作潜在的威胁，作者认为原因之一就是中国13亿之众的人口。虽然中国政府制定和执行了非常成功的人口政策，有效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但是中国仍然拥有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中国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也会得到极大的改善。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均自然资源的消费也会水涨船高。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乘法运算就能明白的道理，前提是地球能稳定提供的自然资源是一个定值，中国人均消费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是现有水平的n倍，那么中国消费的资源量就多出13亿×（n－1），势必要从资源总量中多占有13亿×（n－1）。第一世界的国家希望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准，得到充足的资源供给，中国增长的资源消费会不会威胁到他们的生活质量？中国的发展是大势所趋，是任何人不能干涉的。但是因个人消费需求增长给环境带来的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是人口因素影响环境的第二个方面。
全球化浪潮正在席卷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背景，毫无疑问这种趋势肯定影响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甚至是最终的命运。就此问题，作者虽然没有独立的章节进行讨论，但是多处亦有提及，我也总结一下。欧美第一世界国家在国内推出强有力的措施，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恢复了经济大发展破坏的生态环境，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律，并培养了公民的环境意识。对待落后国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任其自然发展，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发达国家打着帮助落后国家发展经济的幌子，把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转移到那里，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甚至直接把本国产生的有害垃圾运送到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处理。落后国家和地区沦为发达国家的原材料的产地和产品的销售市场，环境破坏和污染也从发达国家转嫁而来。对于落后的第三世界来讲，为了本国人民衣食无忧实为无奈之举。一个例子是日本的造纸产业，从海外进口碎木再出口高附加值的成品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森林覆盖率高达74％的日本竟然要从森林覆盖率比它低的多的东南亚和澳大利亚进口碎木。作者还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已经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国不可能置身其外，一国的环境灾难一定会影响的领国，甚至是全球。一个国家产生的温室气体不会只影响本国的气候，会对全球变暖作出“贡献”。
贾德•戴蒙在《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中提出了一个世人很少涉及的问题：人类社会的未来在哪里？前世之事，后世之师，本书归纳了诸多实地考察和科学实验结果的基础上，指出生态环境复杂多样，自然资源有限而且再生缓慢，现代科技还不具备理解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社会应该因地制宜的发展多元化经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并举，对出现的环境问题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之法，方能防患未然。本书内容丰富，推理周密，不仅有翔实的科研报告，更有作者周密的推测，风趣的描写，丰富的联想，极大地拓宽了看待人类活动和环境演化互动的视野。对于人类的未来，作者还是持相当的乐观的态度，环境不决定命运，命运就掌握在我们人类自己的手中，是自掘坟墓还是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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