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每日从事科研工作，与微生物为伍，我也从未想将它们与我的生活相联结。但如今，读完博士学位后，反观进入研究院后的种种经历，我发觉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心智成长历程与微生物在进入新环境时的适应过程非常相似。因为我们都会经历“事业停滞期”——即生命体适应新环境、成长难以被察觉的时期，以及生命体逐渐习得将自身发展壮大的成长期。回顾往昔，我意识到，不论于我还是微生物，这些表面看来没有实际产出的停滞期，虽然有时令人心灰意冷，但它们恰恰是之后发展阶段来临前必不可少的序章。
第一个停滞期出现在早期我从在中国接受科学训练转至到美国研究所学习期间。在中国，除了被教授关于实验室技术的基础知识外，我还被灌输了一种“出版或毁灭”的价值取向——一种在科研界被广泛认同的、真理般的“座右铭”，还有一个充满魔力的数字——影响因子。在中国学界，它是一种被广泛认同的、客观准确的方法，用以衡量科学家的成就。因此，当我进入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研究院，得知影响因子对于在美国的科学家们而言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评判方法时，我着实经历了巨大的文化冲击。“那么你们如何衡量一个科学家的资质呢？”我向自己所在院系的一位特聘教授发问，他是参与教授评估和晋升相关活动中的一员。“我们会阅读他们的论文。”他回答道，“从论文中，我们会明白他们在解决哪些问题，这些问题的难易程度，以及他们对相关领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发现。
在我进入研究所后的几个学期内，停滞期一直持续。但同时，我也适应着从中国到美国的环境转变以及从本科生学科训练到研究生科研生涯的转折。那时，虽然我没有在实验室里取得重大的科研进展，但也没有浪费时间。因为随着我开展研究、阅读论文，和同学们、教授们讨论科学，我开始认同一个概念——科学是一个持续做出发现的过程，也是一个有条理的、渐进的、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过程。科研成果出版面世固然重要，但我逐渐意识到，出版只是科研过程中的一环，而不是最终目的。于是，我缓慢但稳定地过渡着我的转折时期，直至最终突破了停滞期的瓶颈。
第一个成长期出现在我进入研究所的一年半后，那时研究所正在进行一个科研项目，而此项目以驳斥了我和我的导师早先提出的假设而告终。经历了短暂的失望和沮丧后，我决定继续坚持这个项目，只是把之前的假设换成了对另一个想法的检验。但接下来这条新的轨迹，直接把我引领到科研生涯中第一个灵光乍现的时刻，随后科研成果的结晶被凝入我第一次会议演讲的内容中，也第一次出现在出版物中。
可随后，我发现自己步入了另一个停滞期。在取得成果的后两年间，为了给早期工作的后续跟进提供进一步支持，我步履艰难地试图生成足够的生物材料，但此时我的斗志正在丧失。与此同时，为了达到另一部分博士训练的要求，我开始教授课程，因此便不能随心所欲地把尽可能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研究中。但如今，在经历了诸多艰难险阻后，我最终掌握了曾拖滞我实验脚步种种问题的解决方法，并感到第二个成长期正在朝我走来。
我继续适应着新的环境，突破着新的挑战，并预计自己将会经历更多轮的停滞和成长期，由此，我希望自己可以有足够的见识和耐心，把停滞期当成自我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对很多在其他国家求学的、并且把成为一名科学家作为梦想来追求的国际生们，我想说，如果你们正感到前路漫长，不妨思考如下一个事实：即使是微生物，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生长环境时，都需要一个充满艰辛的适应过程。■
DOI: 10.1126/science.352.6284.486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2/6284/486。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8年1月刊 科学·职场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