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4日，英国举行的是否要脱离欧盟的公投中，“脱欧派”以52%的比例获胜。而对于英国脱欧的“后遗症”，人们众说纷纭。
其实，预测“脱欧”对英国未来的影响，关注点应该放在科研发展上。因为真正的影响要通过科技这个带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与引擎来体现。很多科学界人士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对英国甚至是欧洲的科技发展前景感到担忧。
其实，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的今天，受到英国脱欧牵连的绝不仅是欧洲。长期以来，亚洲各个国家与欧洲国家间的科技合作日趋密切，国际性大科学项目开展得如火如荼。如何抽身自保、将“连累”降到最低，又如何借此机会弯道超车、提升本国科技实力，是日、韩、印在内的亚洲国家当务之急所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各个国家纷纷摩拳擦掌，努力探寻一条能让自己跻身于世界科技“第一梯队”的特色改革之路。
不论是韩国对基础研究领域的高度重视，还是日本竭力推进和实施科技创新政策，又或是印度充分利用人才红利，发展高科技产业，其本质都是为了尽快完成本国向科技创新型国家的顺利转型。
韩国：重视基础 加大投入
近年来，韩国在科研方面的努力与成绩可谓有目共睹。
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韩国已成为全球科研最密集的经济体之首。2014年，韩国在研发领域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29%，这一比例超过了位居第二位的以色列。
虽然这些经费大部分都被投入到应用研究和企业发展中，但韩国政府依旧在基础科学领域投入巨大。
日前，韩国总统朴槿惠的政府就为本土的基础研究科学家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韩国计划到2017年将科研投入比例提高到5%；到2018年，将基础科学年度预算提高到36%，达到1.5万亿韩元。
“基础研究始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好奇心，也是新技术和新行业的源泉。”朴槿惠如此表示。
其实，韩国重视基础研究的“伏笔”埋藏已久。2011年，韩国政府出台了一项法律，旨在开发一个被称为“国际科学和商业带”（ISBB）的计划，其中，让基础科学研究院（IBS）为韩国新技术开发提供导向力，便是其中的主要举措之一。
在立法保障下，IBS将在2017年前建成50个研究中心，招募3000名研究人员，每所研究中心平均将有100亿韩元的年度预算，并且将由聘用合同为10年的世界级科学家所领导。这些负责人将被赋予很大的自治权，从而决定研究方向、人员聘用及运营他们的研究中心。
根据全球趋势，IBS将把生命科学作为其首要研究任务，天文学和物理学将位居其后，然后是化学、数学和地球科学。同时，IBS还计划将1/3的年度预算投入到稀有同位素科学项目（RISP）中，建造重离子加速器，用于核科学和生物医学。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复制和追踪先进的技术。然而，为了跻身发达的一流国家的行列，我们必须基于基础科学和基本技术谱写一段创造的历史。”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一语道破推行这一计划的初衷，他同时表示，为了从全世界吸引最优秀的科学家，韩国将会为IBS提供无限制的支持。
尽管政客们为此争吵不休，但IBS最终获批。50个IBS中心也如约拿到年均100亿韩元的经费，并将延续至少10年。
如此大手笔的科研投入，实则有着更为“功利”的目标——韩国寄希望于通过这些投入来摆脱经济危机的桎梏，并获得诺贝尔奖。
而韩国也的确在这么做。作为IBS已经建成的中心之一，轴子和精密物理中心（CAPP）正在与美国轴子暗物质实验（ADMX）展开一场寻找轴子的科技竞赛。如果成功，这项研究将有望重写物理学，并使轴子探测器的原型机的设计者摘得诺贝尔奖桂冠。
但在没有人知道轴子是否存在的情况下，这个高风险的项目正在使CAPP每年“烧掉”近760万美元的经费，但韩国对其的支持丝毫没有手软。这足以反映出韩国渴望成为基础研究世界领军者的野心。
在通往科技创新型国家的路上，韩国正在大踏步前进。需要看到的是，一味地加大投入并不能一劳永逸。一直没能得到有效解决的“内部矛盾”，依旧在侵蚀着韩国科技发展的“灵魂”。
比如在公立大学，职位和升职通常基于论文的贡献等条件，这严重妨碍了科学家参与大型国际合作；文化障碍也对韩国女性科学家产生影响，巨大的性别鸿沟深深根植于韩国科研文化体制之内……这些都将成为韩国科技迈上新台阶前必须要克服的难关。
日本：全力推进科技创新政策
回顾过去20年，日本研发投资、研究人员数量和科技论文发表数量均有所增加，研发环境显著改善，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一大批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陆续诞生，这无一不彰显着日本的科技实力和国际地位。
这样的成绩与崛起离不开日本举国体制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与支持。
2013年5月，首相安倍晋三主持的科学领导机构——科学技术政策委员会发布了第一份全面的科学、技术和创新策略，以寻求更根本的改变。该策略的主要目标是增强国家的知识基础。
策略一方面要求到2016年，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女性研究人员比例达到30%；另一方面，在大学毕业生减少和生育率降低的压力下，日本希望对外国人更加开放，即到2020年，在领先的研究机构中，国际研究人员比例要占20%，到2030年该比例要达到30%。与2010年这一比例仅为3.9%相比，这无疑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
此外，为增加技术转让，该计划还设定目标：到2030年使价值超过1000万日元（合9.8万美元）的大学和产业间合作数量翻一番；要求外国专利申请和持续超过3年的合作数量同样翻番。
而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日本在应对能源短缺、老龄化社会、自然灾害、安全保障等全球性挑战上的危机感日渐强烈。日本政府迅速意识到，解决危机的途径就是科技创新。
在此背景下，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广泛讨论和征求意见，日本内阁会议于2016年1月22日审议通过了《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该计划提出，未来10年，通过政府、学术界、产业界和国民等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日本将大力推进和实施科技创新政策，把日本建成“世界上最适宜创新的国家”。
为此，日本政府在未来5年将确保研发投资规模，力求官民研发支出总额占GDP比例的4%以上，其中政府研发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1%。同时，未来5年，日本还将立足于国际视野，着力推行四大政策措施。
第一，以制造业为核心创造新价值和新服务。未来，日本将会以制造业为核心，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并基于因特网或物联网，打造世界领先的“超智能社会”，不断创造新价值和新服务。
第二，积极应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为了及早解决日本国内及全球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日本政府预先选定了要通过科技创新解决的13个重点政策课题，并一一提出了解决各课题的关键工作和技术性问题。
第三，强化科技创新的基础实力。日本政府计划培养青年人才，推进大学改革并完善其职能，并从根本上强化科技创新的基础实力。从而力争在2020年前增加日本科技论文发表总量的同时，在世界被引频次排名前10%的论文中，日本论文数量占比达到10%。
第四，构建人才、知识和资金的良性循环体系。日本政府将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和调动风险投资企业的积极性，消除人才、知识和资金之间存在的障碍，实现良性循环，积极构建创造新价值的创新体系。
相对于亚洲其他国家，无论是从鼓励和保障科技创新的体制，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法律体系对科研创新的保障，还是对科研立项、执行、审核的管理等层面来说，日本无疑都是走在前端的。然而，要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日本的对手不是他人，依旧还是本国经济的疲软与萧条。
印度：借人才红利 发展高科技产业
2012年，美国《科学》杂志刊发的一篇名为《印度崛起》的专题文章，让人们对印度科技的最新发展有了更为直观的总体认识。
文章中指出，印度在太空、火箭技术和核电技术方面表现抢眼，在信息、生物技术等领域也成绩突出。印度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而不是外贸，且具有30 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一半的人口红利，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十，亚洲第三，发展远景全球瞩目。
这样的成绩并不是无源之水。21世纪以来，大的人口红利和人才储备为印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机会。从2003年至今的十余年，印度政府强化了科技管理机构的管理协调职能，增设了创新主管机构；从战略规划层面加强了科技创新的前瞻布局；推出了第4个《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出台了加强科技创新管理的一系列举措，努力践行着“从服务业大国迈向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
为了进一步实现“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印度在国家“十二五”规划（2012~2017）中，不仅确定了具体的研究重点，还明确了科技创新的具体目标和指标，如到2017年印度要成为全球科技6强等。
在科技创新协调管理上，印度政府也下足了“工夫”。一方面强化了科技部的职能，将科技部长提升为内阁部长，凸显了新形势下印度政府对科技工作及科技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还成立了创新委员会，协助建立适当的创新发展框架。
与此同时，印度政府特别注重四类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青年人才、女性人才、理工科人才以及海外印度裔人才。特别推出青年科学人才资助计划，注意培养在科技创新部门中的女性人才。
不仅如此，印度政府还倡导将科技创新融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中，设立了专门的创新工作坊和创新课程，教育和激励学生参与创新；设立全球第一家“元大学”，对印度的国家知识网络进行整合，促进跨学科创新。
可以说，印度正快速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创新中心，其崛起无疑将成为未来影响全球与亚太战略格局的重要因素。
虽然巨大的人口红利和人才储备为印度提供了“飞跃”的契机，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制约印度科研发展的若干因素，如基础设施薄弱、政府资助对象过于集中、智力流失依然比较严重等等。这些都注定成为印度迈向世界科技强国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