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药王孙思邈就曾云：“大医精诚”。精，是指医术精湛；诚，是说医德高尚。也就是说，只有医术精湛且医德高尚的人，才当得起“大医”之名。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下称院校）这座绿瓦青砖、雕梁画栋的院子里，历史上从不缺乏大医。百年来，其俨然成了为新中国医学科研、教育、临床救治等领域奠基的学术大师的摇篮。一个个让世人如雷贯耳的老协和人名字的后面，是用扎实的理论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甘为人梯的献身精神，将“协和”二字所蕴含的意义薪火相传。
“三宝”之一
提起“协和三宝”，协和人总是难掩满满的自豪感。虽然很多人并不知晓其由来，但对于图书馆、病历、名教授这三大瑰宝，任何一个协和人都能侃侃而谈。
每每谈及协和的大家，现任医科院院长曹雪涛院士的自豪依然溢于言表：“这里是中国医学界的圣贤之地，聚集了许多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专家，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国家级领军医学家和某个医药专科领域的开拓者。医科院的人才优势以及学科齐全，奠定了医科院在国家现代医学发展体系中的领军地位。”
在临床内分泌学领域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的中国著名内分泌学家史轶蘩，总结和开创的许多内分泌疾病诊疗方法为国内医院广泛采用。同时，她也是中国应用神经内分泌药物治疗下丘脑—垂体疾病的开拓者，为提高中国内分泌学科的国际学术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林巧稚，一生在协和亲自接生了5万多婴儿，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方面的研究贡献突出，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他们是协和精神的缔造者，但更是协和精神的践行者和传承者。
与祖国共命运
从诞生之日起，协和就注重将教学、科研和临床三结合。但不论是哪一方面的工作，都与国家需要紧密捆绑在一起：急国家之所需，担民族之所忧，成为了老协和人融入骨髓的信念。
上个世纪中叶，一种可怕的疾病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流行——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当时的江苏南通，共发现麻痹型患者1580人，死亡率为27.75%，全国医学界为之震动。此后，“脊灰”流行日趋严重，上海、济南、青岛等地相继报告发生。临危受命的医科院前院长顾方舟，从此开始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消灭这一可怕的儿童急性病毒性传染病的战斗中。
从苏联学习回国后，顾方舟立即对带回的“脊灰”灭活疫苗进行临床试验。他不仅以身试药，服用“脊灰”活疫苗，更因为不忍在陌生孩子身上做试验，而瞒着妻子给自己出生还不到1个月的孩子喂服了活疫苗。尽管对“脊灰”活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有一定把握，但万一出现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
正是顾方舟及其同事半个世纪来不顾生死的决心，以及让小儿麻痹症在神州大地绝迹的使命感，最终换来了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这一历史性时刻。
谈及这段关系民族命运的历史，顾方舟轻描淡写地说，50年中，自己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为消灭“脊灰”做了一点工作。
另一位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协和人当属林巧稚。作为我国医学泰斗和妇产科学的开拓者之一，她学生遍地，桃李天下。但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妇产科学的重大建树和突破，几乎处处可见她的身影，个个凝聚她的心血。
这丝毫没有夸大其词。新中国成立之初，林巧稚亲力亲为指导消灭性病和防治滴虫性阴道炎；困难时期着重致力于治疗闭经等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国面临人口控制问题，林巧稚就与毛泽东共同讨论，提出控制生育的重要性及其可能遇到的阻碍，并有力地推动了这项工作的开展。之后，她又提出和主持了大规模的子宫颈癌普查普治，使这一危害妇女健康和生命最严重的疾病的死亡率明显下降。
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曾益新的一句话概括出了协和的精髓：“协和95年的发展史，始终与国家民族兴衰紧紧相连，与中国现代医学发展息息相关。”即便在今天，在非典、汶川地震等国家和民族的危难时刻，协和人仍是义无返顾地一次次奔赴现场，永远战斗在一线。
协和精神
谈及协和的大家，后人喜欢说他们身上具备协和的精神。
何谓协和精神？众说纷纭。有人说，协和精神是严谨、求精；有人说，协和精神是勤奋、奉献；还有人说，协和本身便是一种精神。
想要解读协和精神，一个名字最先跃然纸上——张孝骞。这位中国著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西医学的先驱，用对工作的严谨和对自己的严格，身体力行地讲述着协和精神。
至今很多协和的老医生都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那个下午。当时协和医院内科即将举行每周一次的大查房。令所有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耄耋之年的张孝骞带着助听器，一手扶着拐杖，一手拿着送做检查的痰标本瓶来到了现场。这时的张孝骞出院没几天，时值盛夏，酷暑难当，且病人又是他此前看过的。但无论众人如何劝说，他都坚持参与查房，并拿出了彻夜准备好的发言。当他言简意赅地表达出有见解的诊断和处理意见后，在场的年轻医生无一不深受教育和感动。
被誉为协和精神的模范倡导者和实践者的著名医学生物化学家梁植权，则用他的一生诠释着协和的“精益求精”。
作为解放初为数不多回国参加建设的新中国留学生之一，梁植权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系。由于回国不久适逢抗美援朝，他萌生了研制动物代血浆抢救志愿军伤员的想法。为此，他领导开展了血清蛋白质的结构与抗原性关系的研究，并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成功研制出了“实研二号”和“实研三号”动物血清代血浆。
生化系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穷二白，到80年代中期的颇具规模，其中浸透了梁植权的心血。直至今天，梁植权一直被协和学子奉为终身学习的榜样。
协和人从不缺乏榜样。
在院校发展历史上，院校长任期最长的是黄家驷。
留美期间，黄家驷时刻心系祖国安危。他同学友一起，多次为祖国抗战募捐，聚会讨论的话题也总是祖国的重建与复兴。太平洋上的枪炮声刚停，他就迫不及待地踏上归国路。40多年来，他的工作重心只有一个：为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奔走疾呼、奉献所有。
医科院、医科大学的发展历程，无处不浸透着这位老院长的心血。黄家驷的学长钟惠澜称他是“医学科学界光辉模范”，同行吴英恺赞他“学识渊博、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而同窗邓家栋则说他是“老协和优良传统的旗手”。
润物细无声
“那时，像顾方舟、林巧稚这样的‘大家’都是和我们一起在食堂吃饭的。他们对待人和工作都非常负责。”医科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所长秦川对《科学新闻》这样描述她眼中的协和大家们。
大家们的“润物”，首当其冲表现在对年轻人的提携。中国著名泌尿外科学家、两院院士吴阶平的秘书赵北海曾回忆，吴阶平对前来求助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总是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一次，一位在美国进修的年轻学者托朋友转给吴阶平一份材料，希望吴阶平为他写一封推荐信。吴阶平仔细看了相关材料后，马上用英文写了推荐信，并嘱咐要准时交还到送信人手里。
当然，人格魅力也是大家们被传颂至今的重要原因。年轻医生们跟着张孝骞查房，会自觉地按资历的深浅保持相互之间的距离。但张孝骞却视资历为无物，常常不按常理出牌：忽然钻进卫生间去拧紧一个滴着水的龙头，又或是去关掉一盏通宵未息的灯。据说，协和司机班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们，就怕张孝骞上班。你只要迟到一分钟，不管刮风下雨，这个倔老头就拎着拐棍自己走了。这种无声的抗议，小伙子们承受不了，宁肯早来十分钟。
协和的大家们如春雨，润万物而细无声。如今，协和人依旧会将大医的故事口口相传，这些故事，娓娓道来的是教诲，是经验，是如何做人，是坚定不移，是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更是手术刀上那道温暖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