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于1957年12月29日。正如大多数摩羯座的人一样，他拥有超常的勤奋、毅力和抱负，对现实和困境毫不妥协、始终如一。
18岁的时候，他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凭借发表的Cell论文（第一作者）、优秀的医学院入学（MCAT）分数和丰富的实验室经验，他自信地申请了众多医学院。但最后只有芝加哥大学录取了他，他的父母是该校的校友。
40岁那年，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在支持他做了14年的研究后决定，两年后砍掉他的经费。即便4个月后，他所做的诺奖研究得到重大突破，胜利在望，但HHMI仍然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他。
他就是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布鲁斯·博伊特勒（Bruce A. Beutler）。
博伊特勒带领的研究团队证明小鼠中存在一个和“Toll”类似的基因，该基因所编码的受体蛋白同样能激活天然免疫。哺乳动物的天然免疫对于抵抗病原微生物感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博伊特勒一举拿下201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有人曾经评价博伊特勒胆子非常大。
他的父亲欧内斯特·博伊特勒（Ernest Beutler）曾劝他做科研“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一个篮子里”。但博伊特勒却孤注一掷，敢于为了LPS受体的项目将实验室其他所有项目都停掉，甚至连实验室最后一台测序仪都是自己掏腰包买的。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曾经戏称，博伊特勒没听老爹的，结果失去了研究经费��不过获得了诺贝尔奖。
博伊特勒一直强调家庭对他的科研成就影响重大。
他出生在一个科学世家。父亲是著名血液学家与遗传医学家，与博伊特勒共同任职于加州拉霍亚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他的远房表亲潘梅拉·罗奈尔德（Pamela Ronald）是国际著名植物抗病研究专家，发现了水稻中的XA21病原体识别受体。这样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对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能够在父亲的研究室里进行生物学研究。
父亲对博伊特勒的要求很严格，从来不满足于他的成就。而博伊特勒也时而会对父亲的建议提出异议。
对于博伊特勒来说，做科学研究就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他认为只有连续性地从事某项研究工作，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做出尖端的成果。
《科学新闻》：在您看来，做科学研究，是不是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博伊特勒：我的父亲建议我“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是我要给出人们相反的建议。你应该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连续性地从事某项研究工作。如果你失败了，或者别人比你抢先一步，那么可能是你采用的方法不对。如果你失败了，那么就再开始做另一件事。不要同时研究很多东西，因为如果你的研究范围非常广，你就永远不会进行深入研究。
《科学新闻》：您对科学研究非常执着，也非常痴迷。您可以将一项研究坚持十年，是什么让你具有这样的信念？
博伊特勒：的确，对LPS受体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宰着我的思想。而且我一直有种感觉，我们肯定能够找到它。但我也清楚地知道，这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其中一个阻碍的因素就是排序能力（sequencing power）非常有限。而且我的确得到了一个相当过时的平板凝胶顺序分析仪（slab gel sequencer）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1998年4月，我知道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将会再资助我们实验室两年，之后将不再进行资金支持，而且这一决定是无法挽回的。这当时对我们的士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依然决定继续研究基因，因为我知道大多数关键的领域已经都研究过了，而且我感觉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它。4个月之后，我们发现了这个基因。
《科学新闻》：有些学生说您基本上不休假，也没有什么个人生活。早6点到晚9点都会在实验室泡着。您认为是不是这种勤奋和毅力让您能够获得诺奖？
博伊特勒：要说我没有“个人生活”是不准确的，我留下很多时间给我的朋友和家人。但是，的确，我很少会休十几天的长假，否则我就会因为自己没有去工作而感到一丝的歉疚。现在我已经不是朝六晚九的工作了，当我们在寻找LPS受体的时候，我的确有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这么做。
《科学新闻》：您认为科研工作者是否应该有一颗“诺贝尔之心”？
博伊特勒：的确，每个科学家都应该有一颗“诺贝尔之心”，我肯定也有诺奖梦。每个人都应该志存高远，但诺贝尔奖不应是研究的原始动机，肯定不是的，否则结果很可能让你大失所望。我的动力来自于对该研究领域真诚的好奇。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如何能够与生物结合？这是我一直好奇的。而且，从儿时起我就开始对动物和生物感兴趣。
《科学新闻》：您认为诺贝尔奖是来自于技术驱动还是观点驱动？
博伊特勒：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是受到探索发现的驱动。这些探索发现可能来自于新的技术，并引发新的技术。他们也可能来自新的思想，也可能会引领新的思想。但如果没有探索发现，就没有诺贝尔奖。
《科学新闻》：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生物学领域缺乏大师级别的科学家，而且很多重大的生物学进展都是依赖于实验技术的进步而非科学思想的进步。您认为生物学是受到技术驱动还是观点驱动？
博伊特勒：生物学的发展是受到技术和思想两方面的共同驱动。但的确可以说，人们对“理论生物学家”的敬畏已经逐渐减弱，可能这种趋势也是无可厚非的。假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已经有技术可以立即对这些假设进行检测。
比方说，人们一度想要制定出某种生物系统进化过程的宏伟目标。人们认为发人深省的假设本身就激发了自身的发展。而今天，人们更注重的是生物系统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而非推测他们是如何形成的。人们通常必须要展示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必须在发表之前验证好各个假设。我认为这是非常有益的。
《科学新闻》：有人说全球的生物学博士、博士后人才过剩。您认为生物学领域是否出现这一现象？对此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博伊特勒：那些迫切想要成为学术界独立调查员的人应该知道，他们正在踏入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领域。他们必须要热爱生物，并且对了解生物有热情、有兴趣。在近期来看，只有最坚定的研究人员才能达到领域的最顶端——而且可能在他们之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到达这个高度，这也可能是一贯的真理。
我们非常欢迎全社会对生命科学的重视，提高生命科学的研究资助，这个决定是非常明智的。但这也改变不了当前生物学领域研究人员过多的现象，仍然有更多的科学家在这种情况下加入这一体系。
《科学新闻》：生物学的基础研究距离产业化还有多远？您是否可以给出一些建议？
博伊特勒：现在已经有一些举措来促进生物学的产业化。比方说，人类和老鼠的基因组计划本质上就是来自产业的努力，几乎对所有学术实验室都有着巨大、积极的影响。现在我们知道这些基因组的基因内容、几乎所有表达蛋白的结构、基因间DNA的本质、以及其他很多本可能会零零碎碎探索来的真相，也可能各大实验室会各自进行一次一次的探究。
现在的生物学研究迫切需要消除瓶颈障碍，这是大家的共识。因此国家和各地政府也会聚集全国上下的资源来解决这一问题。在未来，中国可以带领大家共同解决这些问题。
《科学新闻》：我发现您在中国有很多研究领域的朋友，您也会时常到中国讲学访问。在您眼中，中国的科研人员有什么特点？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博伊特勒：我的确有很多亲密的中国研究学者，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他们有的是我过去的同事，有的是我在学术生涯中遇到的朋友。当然，中国的科学家们各有各的特点，如果我必须要说出他们共同的特点，我认为他们都对老师表现出崇高的敬意，拥有顽强的拼搏意识，耐心、正直，并且以自己的工作为骄傲。整体来说，我不认为他们需要任何的建议，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科学新闻》：在诺奖之后，您有没有为自己的人生定一个新的里程碑？您在科研上有没有新的方向？
博伊特勒：我和实验室现在正在着手一个宏伟的项目，就是要建立、确定并研究每个老鼠的突变如何在一系列不同的情况下影响宿主防御。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始，迄今为止，已经建立了大约10%的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突变。
我们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这种探索科学是我最喜欢的：努力创造惊喜，并对其进行解释。这个方法在下一个10年将会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