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6日，在北京国际马拉松比赛（简称北马）长长的队伍里，有一群年轻的面孔格外引人注目。
他们是中国科技大学科学考察登山队的成员，此次逐鹿北马，除了对马拉松的热爱外，还肩负着为中科大“困学守望”教学奖项目筹款的使命。
在2011年社会公益领域丑闻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作为民间基金会的中科大新创基金会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召集如此多的校友共同捐款，且捐款总额达到60万，实属不易。然而，这次成功 “吸金”的背后，却是中国大学基金会的煞费苦心。
劝募之道
近年来，多个著名公益机构接连曝出资金管理不透明的丑闻，瞬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造成公众对于公益捐款的质疑。但即便如此，中国大学基金会却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2011年，大学基金会所获得的校友捐赠的数据仍然令人瞠目结舌。
根据中国校友会网与《21世纪人才报》发布的最新的“2011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显示，此次调查到的大学校友捐赠共计638笔，捐赠金额合计达27.32亿元，平均单笔捐赠为428.24万元。
不仅校友捐赠的总额巨大，单笔捐赠也屡破纪录。这份榜单显示，在单笔校友捐赠中，步步高董事长段永平2006年向母校浙江大学捐赠2.35亿元，创中国大学校友最大单笔捐赠纪录，连续5年成为中国大学校友捐赠纪录的保持者。排名第二的是清华大学校友池宇峰、徐航、宋歌和方方等，2008年联合向母校清华大学捐赠2.19亿元，创造了清华大学最大的一笔校友捐赠。
实际上，除了被动地获得来自校友的巨额捐赠，中国国内众多大学基金会也开始不再守株待兔，而是逐渐和国外高校基金组织一样，学会主动出击。
中科大新创基金会“挑战北马，捐赠困学守望”（下称“挑战北马”）行动的创意来自秘书长刘志峰等人在中科大校园的一次“闲逛”。
作为中科大的毕业生，刘志峰一直对母校“五体不勤”、极不重视学生体育锻炼的现状耿耿于怀。
这次“闲逛”，让新创人发现了一群特别引人注目的年轻人。这群来自中科大科学考察登山队的学生，每天都会定时围绕校园进行跑步训练，风雨不休。这让刘志峰眼前一亮。
“如果用学生在马拉松的汗水进行募捐来回报老师们的付出，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刘志峰说，“这样的结合不仅是对园丁精神的致敬，也是对学生们崇尚体育锻炼的‘野蛮体魄’精神的致敬。”
在新创基金会的筹划努力之下，“对赌协议”如期实现，总共60余万的捐赠也进入中科大校友新创基金会的账户。
当然，中国大学基金会的“觉醒”绝不是个案。2010年复旦大学105周年校庆之际，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发起了一场具有国内领先水平、受众广泛的专业电话运动——“汝沐春phone”，旨在加强校友联络，介绍学校发展，并为复旦的发展筹募资金。
这项活动开展了四周，致电近万名复旦校友。这是内地高校进行电话募捐的首次尝试，虽然电话行动过程中充满各种困难，但却成功地为“相辉堂保护修缮项目”、“海外学子交流计划”、“复旦大学谈家桢生命科学青年教师科研基金”等9个项目筹募到经费。
同时，中国部分高校教育基金会也开始广泛展开讨论，就如何更好地吸引捐款相互学习。2011年，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湖北8所高校基金会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更有效的“吸金”方式。
长江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主任朱汉卿就表示，长江大学的资金募集工作先由学校筛选出潜在捐赠者，确定所属院系，再由院系领导带队与捐赠者持续联系，取得成果；同时发动各地方校友会的力量展开资金募集工作。
虽然中国高校基金会各显神通，竭尽所能地从社会和校友处获得捐赠，但相对于校友捐赠成为国外世界著名大学的常态、欧美一流大学“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中国国内大学所获得的校友捐赠仍不尽如人意。
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的年度收入当中，校友捐赠占据相当大比例，据统计，2005年，校友捐赠占到了美国大学捐赠的26.6%。根据美国教育援助委员会（Council for Aid to Education）的统计，2011年，美国高校社会捐赠总额达到303亿美元，其中，校友捐助的数额上升至78亿美元。与2011年中国国内高校校友捐赠的总和27.32亿元相比，优势显而易见。
管钱之方
1994年，清华大学成立教育基金会，开创了中国高校基金会的先河。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国高校基金会数目突破100大关。然而，除了北大、清华等少数高校基金会募集到过亿资金外，多数高校基金会的规模依然较小。但无论规模如何，基金会的财务管理都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获取捐赠的重点衡量标准。
“华人公益组织不能成长壮大，原因多在于无法公开财务以避免公器私用，最后导致信任个人贡献，而不信任架构制度。”刘志峰在此前接受采访时一针见血地表示。
实际上，2011年“郭美美事件”、“卢俊卿事件”、“河南宋基会事件”正是基金会财务不公开、运作不透明的产物。
而中国高校基金会的管理问题的确令人堪忧。根据此前对随机抽取的40所“211”高校的调查显示，其中只有28%的高校设立了专门的教育基金会来管理资金，25%的高校基金会与其他部门合作办公管理，而竟然有47%的高校根本没有教育基金会，更何谈对于捐款资金的专业管理。
大学基金会的生命，恰恰就是建立在专业精神、财务公开和透明运作的基础之上，中国国内大学基金会不得不尽可能地完善其内部管理制度，来保障可以获得更多捐赠者的信赖，从而获得更多的捐赠资金。
因此，在建立专门的教育基金组织的大学里，基金会都对财务的透明、公开表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浙江大学接受社会捐赠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各项基金应本着‘公开透明、平等竞争、择优奖励、择需资助’的原则使用，使基金发挥最大效能”，“校基金会于每年年初向校长办公会议提交上年度基金执行和使用情况的报告，并按照民政部《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的要求进行信息公布”。
“挑战北马”行动告捷之后，很快，在新创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上，就出现了一篇名为《“挑战北马”行动财务通报与致谢》的文章。文中不仅对捐赠者和活动志愿者表示感谢，更是详尽地给出了此次活动财务通报，一目了然。
而刘志峰的一番话也表明了完善基金会管理对于获得捐赠者信赖的重要性。
“活动结束一个月不到，我们就发布了财务通报，其中每个人领了多少通讯费，为什么领这么多，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这就带给大家一种信任感。”刘志峰说。在他看来，基金会对于资金的管理，看起来是个技术问题，实际上更是诚意问题。“这需要一个勤奋的态度，并将捐赠者看作是衣食父母。”刘志峰表示。
中国高校捐赠款项的管理与使用对捐赠者的知情权仍考虑较少。刘志峰坦言，当前大学基金会的确存在花钱不透明的情况。捐款项目结束后，并没有给全体捐赠者及师生一个明确的资金用途说明。
生钱之道
善于生财和理财的基金会才是捐赠者真正可以信赖的，而如何使基金保值升值同样是值得大学基金会考虑的问题。刘志峰认为，当前的中国大学基金会，必须具备投资公司般的长远眼光和颇具灵活性的筹资手段。
根据此前《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显示，中国农业银行A股网下发行中，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赫然位列27名战略投资者的第21位，获得1.87亿股，出资近5亿元。
报道同时指出，根据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年报显示，截至2009年底，其净资产为10.87亿元。当年捐赠收入4.08亿元，捐赠支持项目支出2.27亿元。基金的保值主要靠投资实现。据估计，2005~2009年的4年间，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年均净收益率约为10%。
无独有偶。按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披露的数据，截至2009年底，该基金会资产达9.3亿，短期投资近8亿元，长期股权投资500万元，长期债权投资400万元。同期，浙江大学基金会资产4.7亿，短期投资2.9亿，长期债权投资4000万。
而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目前也已开始资金运作，并购买了短期国债等。
其实，用捐赠的资金进行投资增值绝不是国内高校基金会的原创。
耶鲁大学首席投资官大卫·F.史文森在《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中讲到，自1985年至今，耶鲁捐赠基金年均投资回报率近17%，平均收益大幅超越市场，基金价值增长了200多亿美元，基金每年为大学作出的贡献在总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从1985年的10%增加至2009年的45%，而且是在大得多的预算基数上。
国外高校基金会不仅投资历史比国内久远，同时，投资方式也更加多元化。1985年至今，耶鲁大学基金会对对冲基金、私人股权投资、大宗商品、国际股票投入的资金明显增加，哈佛大学基金会的投资也包括了套利基金等。
正如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孟庆轩接受媒体采访时所总结的：“目前中国可以选择的投资工具还比较少，基金会投资要平衡风险和收益的选择面比较小。应当根据市场和自身情况进行投资组合。未来，大学教育基金会或许会成为非常重要的机构投资者。”
花钱之路
大学基金会的钱究竟怎么花？想必这是所有捐赠者最关心的问题。
段永平、刘昕夫妇将所募集善款3000万美元捐赠中国人民大学，同时也成为中国大学校友单笔捐赠的“探花”。
随后，人大便公开了对于这笔巨额捐款的处置：1550万美元用于设立等额配比基金，1000万美元用于设立心平自立贷学金、心平留学贷学金，400万美元用于捐助新图书馆建设，50万美元用于捐助人大新闻学院设立“摄影和视觉传播研究发展基金”。
从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宗旨章程中也可以对当前中国大学捐赠基金的使用途径窥见一二。“设立北京大学教师奖励基金、学生奖励基金、科学研究资助基金、校园建设基金以及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其他基金项目”；“奖励在教学、科学研究和高新技术开发等工作中作出贡献的北京大学教师、学生和职工”；“利用本基金会的基金资助有益于国家建设的研究和开发项目”；“利用本基金会的基金资助其他社会公益活动”。
中国校友会网也对大学校友捐赠的用途作出了概括，即主要用于设立奖学金、助学金、创业基金和活动基金等支持和奖励优秀学生或困难学生，或设立科研基金，建立研究院，用于实验室建设、购买实验设备，建设图书馆、科教大楼、人文景观和资助重大活动等支持母校发展和校园文化建设，或用于母校师生的疾病防治等众多方面。
由此可见，目前国内大学基金会的使用范围无非是培养学生和校园建设。国外大学的校友捐款用途也近乎类似。
耶鲁2002届毕业生张磊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SOM）捐赠888.8888万美元。这是到目前为止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捐赠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根据报道，张磊的这笔捐款将主要用于耶鲁管理学院新校区的建设。另外一部分作为奖学金，提供给“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国际关系计划项目，以及资助耶鲁各种和中国有关的活动。
虽然看起来这些规定实实在在，但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却还是难免出现不尽如人意的情况。
去年，清华大学就因为将一栋教学楼冠名“真维斯楼”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这一捐赠冠名教学楼事件掀起轩然大波，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甚至有网民直指此举为“卖身”和“大学精神的堕落”。在“偌大的校园是否能容下一个‘真维斯’”的争议声中，人们也开始关注社会捐赠资金如何使用才是高校和捐赠方的双赢。
同时，越来越多捐向国外大学的捐款，似乎也暗示了中国高校基金会所陷的困境。
继张磊向自己的母校耶鲁大学捐赠近900万美元之后，中国一民营企业家钟馨稼向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捐赠1000万美元，资助该校伯恩斯工程学院开发清洁电池、太阳能以及可持续交通研究。
相较于此前网友对张磊的“口诛笔伐”，公众对钟馨稼的态度明显缓和不少。持支持态度的公众多是因为对中国教育与高校管理失望，以及对中国慈善捐款透明、合理的管理与使用表示不信任。与其将自己的钱捐赠国内高校，养肥“蛀虫”，还不如将钱捐到真正需要，并且能物尽其用之地。
正如网评员夏熊飞所写的那样：“如果说国人之前对教育与慈善事业管理还只是态度层面不满的话，如今可以说已经转化为用行动来表达这种不满，这无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是行动起来，重新赢得国人的信任与支持的时候了，毕竟失民心者失天下。”■
来源：中国校友会网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2年第9期 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