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中南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我国科技发展，既面临重要战略机遇，也面对严峻挑战。必须在科技体制改革上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在当天新华社报道里，传递出中央政治局的高度关切。
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已然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重大决策，如箭在弦。
几经修正
1949年，中国科学院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标志着中国国家科技体制的真正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技体制历经数次改革。每一次改革的背后，如何使科技发展更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一直是中心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及科技力量薄弱，在科技体制上仿效苏联，实行一种自上而下的计划模式。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科技进步迅速，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重要科学成果，一举奠定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开始起步，经济发展迈入快车道。原来计划模式的科技体制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形势。“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提法，即始于那时。
1985年3月，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发表题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他提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这次讲话被认为给当时的科技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同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下称《决定》），宣告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启动。根据《决定》，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转变科技工作运行机制、调整科学技术系统的组织结构、改革科技人员管理制度等。
此后，国务院还陆续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等。其间还于1993年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科学技术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
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提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改革方针，新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科技体制改革随之展开。
“调整结构，转变机制，分流人才”是这次改革的重点，政策指向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国家部委所属376个技术开发型研究院所分两批进行整体企业化转制，成为科技型企业、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或者进入企业。随后国防科技体制也通过改革成立了10大集团公司。
1998年前后，国家提出加强创新体系建设，其标志性事件是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
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胡锦涛指出要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之后，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公布，明确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自主创新为战略基点的科技发展指导方针，全面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这被视为是第三次科技体制改革的标志。
科教界明显感到，这段时间以来，国家财政的投入大大增加了，科研经费的提升是此次改革带来最直观的变化之一。
包括载人航天工程、高速铁路、实验快堆、铁基超导、超级杂交水稻、量子通信等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创新成果，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中国科技实力明显加强。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科技工作承载着引领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使命。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与科技有关的讲话中，一再透露出紧迫感、危机感和忧患意识。
自2000年起，中央领导人连续6次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科技体制改革议题。
2004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被列为“尤其要抓紧做好的三项工作”之首。
2006年，胡锦涛在讲话中又一次强调“科技体制机制存在不少弊端。这些影响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都需要我们下大气力认真加以解决”。
……
在中央领导人历次的讲话中，一提再提的“老大难”问题，主要还是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没有真正解决。
2011年7月18日，温家宝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明确“科技要更好发展，更好地承担起支撑和引领中国发展的使命，必须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2012年2月24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针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五方面要求。
十余天后的2012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支持企业加强研发中心建设，承担国家和地区重大科技项目”。
改革的路径在历次的领导人讲话中渐次变得清晰。
问题重重
2009年7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决定启动关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咨询项目，并委托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为负责人。
王志珍同时也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她本人以及与科技界有广泛联系的九三中央，长期关注科技体制改革的话题，并做过深入调研。
2000多份调查问卷发向院士及科研群体。最终，他们收获了225位院士、158位科研负责人以及543位科研人员反馈的有效问卷。
咨询项目组历时两年多，进行广泛调研，还多次组织院士召开研讨会，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咨询报告》。该报告于2011年9月15日，经由中国科学院呈送国务院。
此次报告建立在严格问卷调查的统计基础之上，比较真实、系统地反映了中国科技一线工作者对中国现行科技体制的意见与感受。
这份咨询报告直陈当前中国科技体制主要存在的三大问题，包括：科技资源配置不适应发展要求、公平有序的竞争或环境尚未建立、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机制未能有效建立。
近年来，国家科技计划名目繁多，一个科学家往往要同时申请很多项目才足以支撑其科研工作，为此，本该用来做科研的时间，大多被耗在写各类项目申请书一类的繁琐事务中。
科学家的工作时间危机背后，隐藏的便是中国科技资源配置不够合理的问题。咨询报告显示，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科技计划名目繁多，项目管理过频过细，突出表现为：一些国家重大专项实施过程中带有‘部门所有’痕迹；有些科技计划缺乏系统协调和明确分工，一些管理部门在科技体制管理中较多地考虑部门利益；科技项目决策有时受到非科学因素干扰，难以自主选择和专心致志地研究科学与技术问题。”
“另一方面是科技资源配置结构失衡，突出表现为对科研机构的稳定支持经费增长过慢。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实施以来，2007年至2010年4年间，竞争性经费增长了183%，而同期稳定性经费仅增长24%，竞争性经费与稳定性经费的比例从0.97:1变为2.22:1。”
在王志珍等人的报告中，“科技资源配置不适应发展要求”已经成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几大掣肘之一。
报告特别指出，中国科技体制中公平有序的竞争合作环境尚未建立。一方面的突出表现是无序竞争加剧，有的管理部门追求权力范围的最大化，忽视计划定位，简单盲目支持各种类型的科研机构；一些科研机构追求科技资源利益最大化，不顾自身定位无序竞争国家各类项目，导致科技布局重叠，科研机构同质化，科技资源重复投入和浪费低效；一些研究人员忙于跑项目，同时承担项目过多，或者同一内容改头换面多头申请，难以专心研究。
而另一方面是垄断现象严重。一些行业集团过多保护本行业的部门利益，妨碍了公平竞争；一些行业集团不考虑甚至不愿意联合全国优势力量，难于集中力量办成大事。
咨询报告还回应了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指出当前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机制未能有效建立。比较突出的问题表现在：
一是我国依靠科技进步取得竞争优势的市场环境尚未形成。现阶段，我国企业多数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和垄断，风险小收益大；而创新技术、高端产业风险大，没有近期竞争优势，导致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
二是企业尚未发育成熟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目前既不是投入的主体，更未成为研发主体。技术创新的源头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但源头和主体的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
三是由于评价导向、文化传统等原因导致许多研究成果停留在论文和获奖阶段，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人员的劳动付出未能在市场中得到充分的价值补偿和社会承认。一些以转移转化为主要目标的科技计划，基本沿袭科研项目管理方式，并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导致转移转化效益低下。
而对于近年来受不良社会风气影响，科技界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如科研活动利益导向严重，科学理念严重缺失，科学不端行为时有发生等等，此次咨询报告并不回避，各种突出表现被一一揭示。
新的思路
院士们响应中央对新一轮的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开始主动思索改革的思路和举措。
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王志珍等人提出的第一项建议，就是建立国家科技顾问制。
“建议以两院为主体，吸纳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专家组成专职的国家科技顾问委员会，明确其职权，将现在实际上从属于科技管理部门的科技咨询系统转变为对国务院直接负责、超脱于部门利益之外的独立体系……形成国家科技顾问委员会、政府科技管理部门与财政资助部门各自责任明确、相互协调支持、相互制约的国家重大科技决策支持体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此前也曾倡议建立类似的机构，他认为，这类委员会一方面可在决策者面临重大决策的时候帮助出谋划策；同时也可以在平时主动通过分析，向决策者谏言。这样，委员会一方面代表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利益，同时也避免了决策的偏颇性。
除了建立国家科技顾问制度之外，咨询报告提出的第二项建议，指向重点推进科技资源配置机制改革。
首当其冲的是加快调整科技资源配置的结构和机制，加强政府科技资源的宏观协调。
其次，应调整国家科技计划体系。报告中特别提出，对国家重大专项，应进一步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举国体制，克服和纠正因部门利益导致的未能真正集中全国最优秀科技专家的问题，因急功近利和“交账”压力导致的不敢碰“硬骨头”的问题，因匆忙分钱导致的项目实施中布局和力量分散、选优不足的问题。
加快建立科技资源配置的监督机制也被提了出来。咨询报告认为，应进一步健全和加强科技资源配置决策责任制度和执行问责制度，建立依据国家评估结果调整优化政府各类科技计划的制度与机制，加强对各资源配置渠道和使用方的科学效益审计。
对于备受关注的“两张皮”的问题，咨询报告也给出了“良方”：
应进一步完善和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政策环境，完善技术创新的分配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支持和参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报告提出，政府要遵循市场机制，通过科技、产业、金融和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工具，引导企业提高吸纳、运用和集成新技术的能力，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建设专业化的知识产权和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中心，激励科研人员把成果转化作为职业发展的一个通道，使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和企业的市场优势有效结合，推进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这份学部重大咨询成果报告在上报国务院后，为国家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中央领导同志明确要求将其纳入有关文件中。
在5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了当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原则和突破重点，其中不少地方闪现着院士们咨询的智慧。
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技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支撑引领作用。一幅中国科技发展的恢弘蓝图正在徐徐展开：
２０２０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新中国成立１００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2年第6期 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