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长江滚滚来”，
“唯见长江天际流”，
……
古往今来，长江的宏伟气势在无数诗人笔下一次次再现。
她与黄河一样，同是我们的母亲河，共同哺育了中华民族。不过，她的水量比黄河要多20倍。
她像一张弓，辐射着中国19个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发展；她所流经的城市中，人口在100万以上的达到30个。
然而时至今日，长江的滚滚之势却一去不复返，富有生命气息的母亲河变得死气沉沉。奔腾的江流上建起了一串串的水库；每年几百亿吨的污水被注入江中；曾经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如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怀中的鱼儿濒临灭绝……
明天，母亲河还能健康地哺育华夏子民吗？我们应该如何拯救她？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访了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下称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
从1978年调入水资源保护局至今，翁立达从事长江水资源保护工作已经30多年了，他亲眼目睹并切身体会了长江的变化。
年纳污量相当于一条黄河
对于出生在上海的翁立达来说，武汉就是第二故乡。从1965年大学毕业开始，他就与这座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二十多岁的翁立达与年轻同事们最爱做的事儿就是在汉江、东湖里游泳。
“以前游泳注意安全就好，现在因水污染，东湖很多地方都不能游泳了；以前，人们都喝东湖水，现在周围好多医院、疗养院的废水没有经过处理就排入湖中，也没人敢再喝东湖水了。”回忆过去，翁立达对东湖的变化不无惋惜。
东湖的变化就是长江的缩影。上世纪60年代，长江的污染主要来自工业排放，排污量比较小；70年代末，改革开放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推动力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剧烈的负面影响。
在长江三角洲一带，以发展乡镇企业为主导的“苏南模式”把污染从城市扩散到了山清水秀的江南农村，一个小企业往往就能毁掉一条鱼虾成群的河流。位于三峡库区的香溪河发源于神农架，原本是很美、很透亮的一条河，却被湖北省最大的磷化工企业兴发集团搞得面目全非，污染严重，水华频发。
目前，中国的两万多个化工企业有近一万个分布在长江沿岸，运输、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给长江水质与生态环境带来极大风险。
据统计，上世纪70年代，长江年排污量不到100亿吨；80年代末为每年150亿吨；90年代以后，排污量急剧增加，2006年前后，长江排污量突破300亿吨；2009年，达到333.15亿吨。
“这也就是说，每年几乎有相当于一条黄河径流量的污水被排放到长江。”翁立达说。
数据显示，近年来四类、五类和劣五类水在长江干支流河段比例不断上升，已接近平均河长的30%。
通常，一类、二类水水质较好；三类可以作为水源，但不能直接饮用；四类水已属于污染水体；五类水一般只能用于冲地、浇花，或农业灌溉。
对长江这样的大江大河而言，近岸污染带是干流污染的重要特征。据水资源保护局的监测调查，1982年，长江干流城市江段的污染带为460千米，1992年为565千米，2002年达到650千米。而长江干流这21个城市江段的总长是790千米，换言之，污染带占了所监测城市江段的82.3%。
“污染带的水一般是四类或五类水，不能作为正常用途使用，而它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关系却最为密切。因为人们游泳主要在江边，城市自来水厂取水口也位于江边，恰恰江边的污染就最严重。”翁立达说。
像其他河流一样，长江不仅存在近岸污染带的问题，同样普遍存在上游“以邻为壑”不顾及下游的问题，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不少排污口与取水口犬牙交错，对供水水质安全形成极大威胁。
长江上游河段污染相对较轻，主要是牛、羊等牲畜粪便产生的污染。而从攀枝花开始，水质出现急剧变化。
攀枝花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主要开发钒钛磁铁矿，在上世纪70年代污染已经比较严重。在长江流域，攀枝花、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等五个城市江段，以及岷沱江、嘉陵江、湘江、汉江、黄浦江等五条支流污染历来比较突出，一直是水资源保护局监管的重点。
90年代，黄浦江因污染一度变得发黑发臭，一年中甚至长达200多天臭味熏天，严重影响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为了解决黄浦江和苏州河的污染问题，上海市把原本排入这两条河的污水用长达几十公里的管道集中起来，只在简单地隔离掉垃圾漂浮物后，就直接排入了长江，把污染转嫁给了长江母亲河。
“作为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个城市，上海的下游没有别的城市了，但是还有长江口，还有东海。长期以来，东海一直是中国污染最严重、赤潮也最严重的海域，其根子就在长江。长江一年有300多亿吨的污水排入，是东海最大排污口。”翁立达说。
此外，中国化肥使用量居全世界之首，利用率却最低。流失的化肥冲进水体后形成污染，使长江水体总磷、总氮含量高上加高，导致流域内众多湖库、河流水华频发，严重影响水生生物和水体安全。
“近年来流域各地陆续建设了一批污水处理厂，长江污染局部有所控制，发展势头有所遏制，但总体而言，排污量还在增加，污染仍呈发展趋势，不容乐观。一旦污染负荷超过了长江的环境容量，发生从量变到质变，再恢复就很难，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翁立达说。
水电站让江流“肝肠寸断”
水库首要目的是防洪。每年在春末夏初汛前，要腾出库容，而当汛期结束后，又开始蓄水。
目前，长江流域已建水电站共有2400多座，按照现有规划，实施后长江上游水库总库容将达到2700多亿立方米，调节库容超过1800亿立方米。
长江年均径流量量达9600亿立方米，但宜昌以上多年径流量为4510亿立方米，且年内分布不均。其中70%左右的径流量集中在5~9月份，10月份水量平均仅为470亿立方米左右，而装满三峡一个水库就要221.5亿立方米，由于还要按宜昌站流量8000立方米/秒的要求下泄，因而10月份长江上游来水量仅够三峡一个水库蓄水用。
问题是在三峡水库的上面还有其他众多水电站。如按原初步设计确定的10月份开始蓄水的方案，三峡水库很难蓄满水；而如提前至9月份蓄水，除增加防洪风险外，还会引起库区泥沙淤积和对中下游河段影响问题。
“水库的主要功能是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等，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水就是电，电就是钱’。水电企业要追求效益、追求利润，就会抢水。由于水电站调度只考虑发电要求，难以保障河道防洪安全和基本生态流量的需要。可以预见，如果不加强流域统一运行调度管理，就可能出现汛前不放水，洪水时期放水的情况。到时，水电站将不再起到防洪的作用，反而要‘助纣为虐’了。”
在翁立达看来，中国水能资源丰富，适当开发利用是必要的。但现在大小公司“跑马圈水”、干支流“齐头并进”，水电站建设存在“一哄而上，遍地开花”的无序、过度发展现象。中国“水法”规定，专业规划应当服从流域综合规划，但现在的水电规划不是在流域综合规划的指导下制定，反而“绑架”了流域规划。
“当今水电规划指导思想就是‘用干每一米水头’。水电开发首尾相接，根本不考虑生态环境的要求。一些水电站违法动工，几十亿资金已经投下去了，形成倒逼机制，环保部门叫停也不管用。结果使原本一条奔腾的河流，变成了一串串的水库；本来带着生命气息的河流，变得死气沉沉。”
四川岷江是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一条支流， “引水式”水电开发造成岷江干支流断流达到140千米。河道里的水被管道引走了，水生生物死亡了，居民用水、灌溉也成了问题。因为对生态环境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成为水电开发破坏生态环境的典型，与邻近的都江堰工程形成鲜明对照。
湖北神农架不仅有着独一无二自然奇观，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然而就在这个国家级保护区中，却建设了近100个小水电站，造成许多溪流枯竭断流。
“神农架全国只有一个，首要任务应是保护。用电代替燃料，在大电网到不了的地方适当开发小水电，使农民不再上山砍柴，可以起到保护生态的作用。但是由于小水电主要采用引水式发电，无序过度开发，点多面广，对生态负面影响很大，甚至是毁灭性的。”翁立达说。
作为长江上游的龙头水库，虎跳峡高坝的规划也饱受争议。高坝建成之后，长江第一湾、虎跳峡的景观将永远消失。
事实上，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逆性、累积性、叠加性等特点。过多的水电站不仅让滚滚长江“肝肠寸断”，而且还扰乱了很多水生生物上万年来所形成的生物节律，破坏了他们的栖息场地，使它们或面临品质退化、或面临种族灭绝的灾难。
中华鲟是江海洄游的鱼类，每年10月份到上游金沙江产卵，然后再回到下游，几千万年来皆是如此。然而，1982年，葛洲坝截流之后拦断了它们的洄游之路。因为没有了在上下游自由穿梭的“鱼道”，它们最终只能在葛洲坝下形成新的产卵场。但新生代的中华鲟雌雄比例却严重失调，且品质退化，至今中华鲟二代繁殖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与中华鲟相比，白鳍豚已经灭绝。2006年，有关专业机构在调查中没有发现一条白鳍豚，这个虎头虎脑、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珍稀物种再也难以延续。
同样，与刀鱼、河豚鱼一并称为“长江三鲜”的鲥鱼也走向了与白鳍豚一样的命运。鲥鱼是江、湖洄游型的鱼类，主要产卵场在赣江。上世纪70年代鲥鱼还很多，1974年产量为157万千克，80年代急剧减少，1985年减少到13万千克，现在已基本灭绝。
鲥鱼的灭绝与上世纪80年代截流的江西万安水电站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鲥鱼主要的产卵场位于万安水电站的下游的峡江江段，水电站兴建以后改变了鲥鱼产卵所需要的水文情势与水温，同时破坏了它的产卵场和栖息地。20多年下来，造成了鲥鱼灭绝。
对长江“四大家鱼”的调查发现，大量水电设施的建设，已使大坝下游的家鱼产卵期推迟了20天。如果长江上游水电站密集的梯级开发按规划完全实施，包括虎嘉鱼、娃娃鱼、水獭、水口裂腹鱼在内的长江上游100多种鱼类将全部灭绝。
“说到底，我们国家以GDP为主导的观念要改变，不能动不动就以GDP论英雄，以破坏生态、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一条河不光是为了发电的，水能利用应该适度、合理，为什么不能给鱼类让出一些河段和支流呢？”翁立达说。
南水北调恐“拆东补西”
目前，世界已建、在建和拟建的大规模、长距离、跨流域的调水工程可达160多项，分布在24个国家。其中，巴基斯坦“西水东调”工程年调水量达到148亿立方米，为已建调水量最大工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水南调”工程输水线路为900千米，是距离最长的调水工程，年调水量为52亿立方米。
中国南涝北旱，“南水北调”工程可以跨越长江与黄河流域实现对水资源的重新配置，从而缓解北方地区的缺水压力。然而，跨流域调水在为缺水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支撑的同时，也给调出流域带来负面影响。
“三水循环中，地面水蒸发变成空中水，然后降雨到地面形成地表水、地下水，这种循环基本是按流域为单元来进行的。跨流域调水把一条河流的水调到另一条河流，就打破了这样的规律，所以必须要慎重。”翁立达说。
因为水资源分布不均，北丰南枯。从1960年开始，加利福尼亚州用13年的时间在州内实施了“北水南调”工程，不仅解决了南部洛杉矶等城市的用水问题，还使加州发展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州。
然而，由于“北水南调”工程截取了原来流向旧金山湾区的大量水源，导致湾内水体因缺乏清洁水的调剂，水质变坏，海湾生物数量减少；同时，被称为美国“西南部生命线”的科罗拉多河，因为大部分水调给了加州，多年下来不仅河流径流量减少，本该进入墨西哥湾的河水，已长期断流。
“跨流域调水引起的后果应该得到重视。如果这种变化是趋势性的、不可逆的，那就要慎重。从生态环境角度方面来讲，跨流域调水是否会影响到流域水资源正常循环的问题，还研究得不够。”
翁立达举例说，美国原计划在全世界修建一个最大的调水工程，从全世界淡水资源最丰富的地方——美国与加拿大边境的北美五大湖调水到加州。如果这个工程成功了，将成为世界上调水距离最长、调水量最大的工程，对于加州的发展将形成巨大支撑。但他们已放弃了这一计划，正是因为考虑到工程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
中国“南水北调”工程原规划东线、中线和西线工程调水总量到2050年实现448亿立方米。如果工程按预期完成，将成为世界上调水量最大的工程。然而，目前实现这个目标却存在一定难度。
现在，西线工程争议很大，已基本停止。因为长江上游可调水量有限，如果把雅砻江、大渡河上游一些支流的百分之六七十，甚至是更多的河水调走，对当地影响显然过大；不仅如此，由于当地少数民族把一些河流看做神河，更使调水工程面临更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
中线工程一期可调水量预期为95亿立方米，二期为140亿立方米，三期为190亿立方米。而目前即使是在丰水期，丹江口水库上游总径流量仅有300多亿立方米，因此，实现第一期工程的目标已经有些勉强。
东线可调水量相对比较大，但是也存在水质污染的问题。
“我们必须把节水放在首要位置，遵循朱镕基同志对南水北调提出‘三先三后’的原则：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翁立达说。
开展长江保护工作的30年来，他体会最深的就是保护长江的重要性与艰难性。
1978年，人们脑中普遍还没有形成环保概念，很多污染严重的工厂都在赤裸裸地排污。造纸厂排放的泡沫，可以沿江漂浮好几公里；现在，赤裸裸地排放少多了，但是偷排现象还是很多。
“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又是战略水资源。现在黄河没有水了，长江可以救助；将来长江出了问题，谁来救？”
“不论是水质污染、水电开发、还是南水北调，长江都不允许出问题，这是‘零容忍’的问题。我希望我们能留下一条完整、健康、清洁的长江给子孙后代。”他说。■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2年第1期 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