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人才上，众多研究机构、高校、政府机关、企业等等，纷纷引进海龟、洋博士，甚至非“海洋”不可（参见：扭曲社会中的“理性”选择——关于某大学招聘洋博士的另类思考）；但在餐饮上，则越土越好。若是稍加考证即可发现，这种对“土”的追求要早于上述对“洋”的倾慕。远的不说，上世纪80年代，上海人就开始推崇“草鸡蛋”。还有这样的笑话，在菜市场，摊主向顾客热情兜售：这是草鸡蛋！一位初来乍到的北方人不知就里，一再回答：我们不炒鸡蛋！这或许是语言的差异。于是在东北，干脆就说：“农村鸡蛋”！在超市，草鸡蛋要贵得多。菜场的活禽摊位，干脆全是瘦瘦小小的草鸡，根本没有那些高头大马的洋鸡立足之地，与某大学正好颠倒过来！洋鸡与狗不得入内。国人在人才市场的憋屈，在菜场板回来；人没长脸，鸡长脸。饭店里吆喝的同样是“草鸡汤”，身价不菲。即使带鱼，也有土洋之分，pk的结果，依然前者胜出。鉴定办法是，那些看来光鲜且宽大的带鱼多半是洋的，在鱼骨上会带有一个珠状物。前些日子，南京“土的掉渣”烧饼一度火爆。如此等等。还可以列出长长的单子。

吕乃基

著名自由软件文化专家雷蒙德(E．S．Raymond)认为，人类获取社会地位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命令，稀有品的分配是由中心权威来完成，并以武力做后盾。第二种是交换，稀有品的分配是透过分散的交易及志愿合作。第三种是礼物文化。礼物文化不是因为稀缺而是丰富才产生，它们是在没有物质稀缺，生存必须品丰富的族群中滋生的。在礼物文化中，社会地位不是取决于控制多少而是取决于给予多少，所以“就有了瓜基乌图(Kwakiutl)酋长的冬季赠礼舞会，就有了百万富翁的慈善捐助，就有了黑客们长期不懈努力开发出的高质量开放资源”。

在礼物文化中，名望，也就是中国人的面子，是值得为之付出的：第一，最明显的，礼物换来了好名望，我们为此而活；第二，名望是吸引注意力及与他人合作的资源；第三，如果礼物经济与交换经济或命令结构相关联，那么名望将会“溢出”并使个人获得更高的地位，也就是说，如果礼物经济能够转移为交换经济，那么个人将会得到更多。

说明：博主转载此文旨在引起争论，并不表明赞同其观点

小寒 　　

一度是中国社会风向标的中国文学如今已不再能全面地反映现实，至少，不再能反映一个极其重大的现实，即我们当今的社会是由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来推动和主导的。实际上，自诩为灵魂工程师的中国作家群对科学越来越隔膜，也正是中国文学近年来江河日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最大的科盲群落

“在香港和台湾，许多搞文学的人都在学习生物学。”前来北京出席北师大 “科幻与后现代”研讨会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建元说。他认为，这是因为，在以信息革命、数码革命和生命科学革命划界的后现代社会，科技与人形成了难分难解的关系，不懂科学，就不能达到对人性的深入理解。 　　

但人们却难以看到中国内地形成了这种氛围。有人说，中国的文学界，正逐步取代法学界成为中国最大的科盲群落。 　　

吕乃基

上海人，与北京人比，显然缺乏政治头脑，只知赚钱。看看四人帮吧，倒有3个或至少2个半上海人，结果呢？与温州、广东人比，通常被认为精明而不聪明，只能赚小钱；要论身体，更是孱弱如豆芽。对一个上海人最高的表扬往往是：侬勿像上海人。

不过，时下上海人的腰板似乎硬了起来。

当然，在政治上不能与首都比，不能与北方比。历数史上的农民战争，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凡最后胜利者无不一路打到北方，然后“南下”。似乎其中有一种势能，先“北上”，然后才能“南下”。太平天国、蒋家王朝，看来都少了这一步。

不过上海人有韩寒。韩寒是标准的上海人，他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家，但针砭时弊，抨击社会中种种不合理之事，俨然已是青年人，乃至相当多成年人心目中的发言人；当然他的那些博文也谈不上是政治，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政治。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与“突变式”（推翻、革命等）苏联和东欧的社会转型不同，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渐进式”的社会结构转型，类似于由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是在原有社会结构的“呵护”下推进并孕育新的社会结构。具体而言（见“内生之路与外生之路（三）：改革开放——渐进式社会结构转型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92750”及其他），是在由计划经济延续下来，并与计划经济相耦合的权力的发动和领导下，渐次走向市场经济并实现社会结构转型。所以，干部继承下来的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权力，于是便会有意无意地把改革限于或纳入“体制”内，维护甚至强化体制内的一切，如国有企业，强化对资源如土地、信息和石油等的控制，以及有意无意地制约体制外的发展，如民企和民间融资等。实质上就是把住权力,把住原来由自己做的事情不放,甚至去压制三弱。如果是这样，那么社会结构转型和现代化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半途夭折，倒退回计划经济。

吕乃基

3月1日上载的“读金拓老师多篇博文有感”，多位网友参与讨论，感到尚不充分。另外有一条线索似乎也与此有关，提出来一并请金老师与各位过问。

2009-4-9的《南方周末》刊出了记者黄永明所写的“太聪明的机器人”。其依据是4月3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登载了英国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的罗斯·金（Ross King）教授的文章。罗斯·金研制了一台名叫“亚当”的机器人，它能够像科学家一样做实验，对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假设。整个过程与人类科学家的典型科研方法非常接近。现在想起来感到可能与金拓老师关于世界实验室的设想有关。

“亚当”诞生于五年前，它的“思想”由三台计算机指导，还有一些芯片控制它的硬件。当时金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这种自动化必然要出现，也是令人向往的。“它必然要出现，是因为需要它来处理21世纪科学中的挑战。它令人向往，是因为它让科学家们解放出来，以便让他们做出更为突出的高水平的创造性进展。”人对机器提出更高要求，并创造能满足自己需要的新的机器人。

吕乃基

先来看理论层面的问题：如何认识三强三弱？

无疑，三弱有待三强去扶持、培育,其自身还承担不起重任,只有在三强对外的屏蔽下，在三强的带领和引导下才能实现自主、有序和赶超,如果在一开始就撇开三强,就有可能陷入混乱,失去自主权,使现代化停滞不前。

然而必须认识清楚,如果说三强是外生之路的必要条件而应坚持的话,那么三弱就绝非如此。三弱是外生之路的出发点,不是坚持不变的目标,（参见：试论“与国际接轨”和“坚持中国特色”的含义及其关系——科学技术的视角）而是有待改造的对象。之所以要三强,是为了扶持和培育三弱，使之减少对三强的依赖,获得自身发展的动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结构转型,实现现代化。如果把三强本身作为目标去追求,去坚持,如果条件变成了目标,那要使三弱强起来以及现代化的目标又依赖什么条件去完成呢？不仅如此,三弱还将受到演变成目标的三强的制约或长期依附于三强。退一步说,被当成目标的三强本身,如果不是为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让每一个个体都参与进来,以推动作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和实现现代化,那又是为了什么？又是依靠什么条件实现呢？

吕乃基

不久前有幸读到金拓老师关于技术经济的多篇博文：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2963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2652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73411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5098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7672

当初只是感到新奇，日前重新阅读，觉得确实关系重大。

金老师从事新药物的研发，但所涉及的内容远远超越这一领域，如关系到中国大多数中级（和部分高级、低级）科研人员的工作内容和去向；全球科技知识产业链中，知识由创新、完善、成熟，到物化和最后商品化的一系列环节和流向，中国在此全球知识产业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在金融危机前后由输出商品到输出知识、由世界工厂转型为“世界实验室”，中国社会整体的提升，等等。

吕乃基

前面讨论了中国渐进式外生之路的背景即外强内弱,以及条件即上强下弱、整强个弱和政强经弱,讨论了这一阶段对于现代化的优势和某些不利影响。可以说，优势和弊病都具有根本性。面对如此尖锐对立的利与弊，自然会引出两个问题，其一是理论上的认识，其二是实际上的操作。

在理论上如何看待这一身而二任的四强四弱？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社会结构转型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外强内弱的状况,要使社会的内部,从基层产生现代化的动力,要让每个公司、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形成融合的机制,发展经济,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一句话,就是要使四弱强起来,要实现现代化。目前，中国的日益强大正在逐步改变外强内弱的背景，以至发展到G2，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步；基层、个体和经济的发展也正在改变三强三弱的格局,因而，中国渐进式社会结构转型初级阶段的背景正在改变,条件正在销蚀,初级阶段本身也正在发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变化。但是,如果要坚持这一发展道路走下去并继续发挥其优势,就需要维护在一开始作为必要条件的三强三弱，然而这一点又和发展的初衷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相违背。究竟如何看待三强三弱？这是在理论上必须回答的问题。

吕乃基

“原则上”，大概是60多年来中国政坛风风雨雨却一直未倒的关键词。多少文件，多少指示，多少精神，多少讲话……，其中没有这三个字的真是寥若晨星。中国之大，情况之复杂，于是，中央文件“原则上”乃题中应有之义，各地各部门据此再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政策条文。问题是，以下各级各部门倒是吃透了这一点，在大大小小的场合统统是“原则上”，小到一个车间、商店，或者高校的一个系、一个实验室，所制定的条文几乎无不“原则上”。

为何一定要有“原则上”这三个字，为何不穷尽各种情况，把条文定准定细？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原则上”的目的，就在于不能定准定细，就得模糊、含混；从而为长官意志留有一席之地，让长官在“原则上”的幌子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君不见，在标有“原则上”文件的最后，几乎都还有这样的一行字：解释权在……。